（文 / 小贝）

兰登书屋的创始人贝内特·瑟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辛克莱尔·刘易斯在《吉迪恩·普兰尼什》出版时提出一种有趣的写作理论。他觉得他的写作在30年代不大振作，是因为他和多萝西·汤普森结婚后，听从了她的劝告，请专业打字员打他书稿的终稿。现在他后悔当初不该听她的劝，因为如果作家不是由他本人打出作品的清样——一边打字一边润色——他就会对作品丧失部分控制力。也许他说的有道理，因为福克纳和约翰·奥克拉都是自己打字的。”

打字机刚诞生时可不是这样，那时很少有作家愿意亲自打字。加拿大作家达伦·威尔士-亨利在《钢铁奇想:打字机的历史》（The Iron Whim，标题借自“打字机:进入钢铁奇想的时代”）一书中说:“工业革命带来了大量的文书、账单和发票，既有的职员已经无力应付。女性开始成为劳动力。打字跟妇女职业化、独立自主紧密相连，但是另一方面，打字机被视为陌生、冰冷的机器，或者男性职员一种新的性玩具。最初出售打字机的公司卖打字机时会为之搭配一名女打字员，她是套件的一部分，这种颠倒的搭售导致女性宁愿做速记而非打字。起初人们认为使用打字机的人应该是笔记员，也就是秘书，别人口述她记录。”精明的促销者在打字机上印上花朵图案的贴纸，他们宣称外观上很像缝纫机的打字机是专为女性灵巧的手指而设计的。到1910年，81%的职业打字员都是女性。

卫道士们说这样发展下去会造成不良后果——女性会失去性特征，美国的家庭会分崩离析。他们的担心部分是正确的。伴随着其他的社会变迁，打字工作的出现确实降低了家庭对女性的束缚。至于让女性失去性特征，事实刚好相反。2003年，好莱坞根据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故事拍了一部电影《亚历克斯与爱玛》:1865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出版商逼迫他在一个月内完成《赌徒》，他只好雇了刚毕业的女速记员帮他一起写。后来他们不仅在截稿日期前写好了，还相爱了。英国作家芭芭拉·卡德兰723部小说中的大部分都是她躺在浴缸中口述的。“我很想雇一个男的，但我能在浴室里向一个男的口述么？”但小说家和速记员之间的故事往往都不是浪漫的，而是辛酸的。弥尔顿口述给他女儿，因为他中年失明;《战争与和平》的大部分都是托尔斯泰在摔断了胳膊之后口述给他小姨子的。20世纪前20年的流行小说和电影中占很多主角的都是性感的打字员。这并不奇怪，打字员的职位不但要求会打字，还要漂亮、有悟性、勤勉、忠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