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践与夫差这一对人物，教科书上历来褒勾贬夫，一个是忍辱负重，励精图治，振兴了一个弱国;一个是骄奢淫逸，滥杀忠臣，最终真正成为亡国罪君。成者为王败者寇，中国历史上总将“隐忍”为境界，隐而委致远，也就是说，隐才能谋，所以夫差、项羽们都是英雄气短，成不了大事。从《论语》、《易经》里，到处都是委曲求全、克己复礼、小不忍则乱大谋，于是总以阴谋成历史。

由此这两个人物，我反而喜欢夫差。我指史书中的夫差，而不是电视剧中那个脸谱化、缺少历史逻辑的人物。

夫差的好大喜功、立志雄霸天下与妻尽天下美女，都是人之本性。他率性敢为，讲信义、仁义且有怜悯心。要没有他的信义基础，也就没有吴越春秋的曲折故事。鲁哀公元年、夫差二年（公元前494），他以重兵围勾践于会稽山，文种就认定他有“妇人之仁无丈夫之决”，所以膝行顿首，令他生怜悯之意。勾践率三百臣入吴后，《吴越春秋》中最感动我的一节是，勾践穿马夫的围裙，系打柴人的头巾，其夫人穿毛边破衣，衣不蔽体。王者切草喂马，夫人给水除粪，三年无愠色。夫差登远处高台，见勾践与夫人、范蠡坐在马粪旁，君臣之礼、夫妇之仪都在，就对太宰伯说:“越王小国之君，范蠡一介之臣，虽在穷厄之地，却不失君臣之礼，寡人为他们伤感。”伯就说:“愿大王以圣人之心，哀穷孤之士。”夫差说:“那就放了他们吧。”是仁义与怜悯促使他放勾践。他当然想不到，勾践是在磨砺心志。赴吴前，范蠡、文种曾说：“闻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广，形不愁思不远，圣王贤主，皆遇困厄之难，蒙不救之耻，身拘而名尊，躯辱而声荣，处卑而不以为恶，居危而不以为薄。’”他们当时意识就特别清晰:要通过忍辱负重，以人道之力撼动天道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