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在《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将伍子胥借吴兵灭楚报家仇，归结为“怨毒之于人甚矣哉！”他说，如果伍子胥当年跟他父亲一起被害，“何异蝼蚁”，但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这是一个为报仇雪恨隐忍而成就功名的故事，司马迁在叙述时，显然通过怨毒的发酵、膨胀，强调了某种对比及前后因果。

楚平王杀伍子胥的父亲太傅伍奢，起因是少傅费无忌诬告他与太子建有反骨。楚平王之所以听信费无忌的谗言，是因费无忌为获他淫心，帮他偷换了给太子建娶的秦女。楚平王宠爱上秦女，费无忌怕太子建将来即位，两者都必须剪除心腹之患，这是最早的因。《左传》中说，楚平王换秦女是昭公十九年（公元前523），太子建与伍子胥逃亡是昭公二十年。

伍子胥逃亡吴国，《左传》中无故事，到《史记》中多了三段插曲。一是说伍子胥先碰到好友申包胥，伍子胥发誓“我必覆楚”，申包胥立誓“我必存之”。这为后来伍子胥带吴兵杀进楚国都城，掘楚平王墓鞭尸，申包胥求秦哀公出兵，勺水不入站在秦廷七昼夜哭不绝声埋下伏笔。二是说太子建逃到郑国受厚待，因郑国兵弱，求助晋。晋倾公说，太子如能做内应，帮我灭掉郑国，我就帮你伐楚。太子建竟因此出卖郑国，事败被郑定公愤怒地杀掉。三是说伍子胥过昭关，后有追兵前有大江，一渔父在危急中载他过江。他摘下佩剑致谢，渔父说:“楚国之法，得伍胥者赐粟五万石，爵执圭，岂徒百金剑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