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一生，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千形万状的水意象被他写入诗中。在他的笔下，水的情态有“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气势磅礴，有“清江一曲抱村流”的静婉清幽，还有“润物细无声”的细腻温柔……杜甫的许多著名诗篇就是作于江畔湖滨，曲江头、锦江畔、长江边都曾留下诗人的足迹，江河之水见证了他坎壈的人生历程与作为儒者的深沉的忧患意识。

杜甫在曲江旁边生活的日子，也就是文学史上所说的“长安十年”时期。这个时期，既是他个人生命历程的重要阶段，也是唐王朝国势由盛到衰的历史转折点。诗人用他的如椽巨笔，记录了国家的沧桑巨变与人生的长恨深悲。

杜甫出身于一个奉儒守官的家庭，他的祖上曾建立过辉煌的功业。十五世祖杜畿是京兆杜陵人（因此杜甫有时自称“杜陵野客”），东汉建安时任河东太守；十四世祖杜恕任魏太和中散骑黄门侍郎，后任幽州刺史；十三世祖杜预任晋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封当阳县侯。以下历代都有官职。到了唐朝，杜甫的曾祖杜依艺任监察御史、河南巩县令。杜氏家族自此迁居巩县，杜甫也出生于此地。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唐代著名诗人，武后时任膳部员外郎，中宗时任修文馆直学士；父亲杜闲在玄宗时任兖州司马，天宝年间任奉天令。如此，杜甫无论于仕途，还是于诗歌，都有着深厚的家学渊源，对此他十分自豪。

唐玄宗天宝五年（746年），35岁的杜甫结束了青年朝代“裘马颇清狂”“一览众山小”的壮游生活，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政治理想，来到帝京长安。次年，他参加了科举考试，期望借此秉承家学，走一条仕进之路，能像历代先祖一样，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大志。然而，此时是奸相李林甫当政，他唯恐士子们在考试对策时于己不利，便以“野无遗贤”的理由黜落了包括杜甫在内的所有士子。这样，科考落第的杜甫开始了他旅食京华的生活。帝京居大不易，杜甫又未能步入仕途，不能获得官俸，因此他的生活逐渐变得困顿。个中情形，他曾这样描述：“骑驴十三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诗人沦落到社会的底层，一度靠购买官仓的减价米度日，甚至有了“焉知饿死填沟壑”的忧虑。这样一种艰难的生活处境，既使他心中充满了失意与悲慨，又使他更加关注国事与民生。

盛世繁华 似真似幻

玄宗时代，唐帝国发展到最高峰，历史上有“开元盛世”之说。但杜甫以诗人的敏感，较早地洞察了盛世繁华背后潜藏的社会危机。《丽人行》即写于这种背景之下。

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态浓意远淑且真，肌理细腻骨肉匀。绣罗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银麒麟。头上何所有？翠为盍叶垂鬓唇。背后何所见？珠压腰衱稳称身。就中云幕椒房亲，赐名大国虢与秦。紫驼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盘行素鳞。犀箸厌饫久未下，鸾刀缕切空纷纶。黄门飞鞚不动尘，御厨络绎送八珍。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后来鞍马何逡巡，当轩下马入锦茵。杨花雪落覆白，青鸟飞去衔红巾。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

此诗作于天宝十二载（753年）。当时风俗，每年三月初三上巳节，曲江都有盛会。彩幄翠帷，匝于堤岸，鲜车健马，比肩击毂。皇帝赐宴臣僚，京兆府大陈筵席。长安、万年两县也争校雄盛，锦绣珍玩无所不施。太常寺及教坊自然会有乐舞助兴，丝竹彤管，蝉鬓蛾眉，争奇斗艳。曲江池中要备彩舟数只，供宰相、三使、北省官与翰林学士等显职登舟游览。此番情形，真可谓倾动皇州，盛况空前。但是以上种种，都没有成为杜甫描写的重点，他所关注的是一群水边丽人。

诗歌起首两句交代时间、地点，引出主人公的出场。诗中“长安水”即指曲江。接下来诗人以工笔重彩为这群丽人描形绘影，极写其意态之娴雅、肌肤之细腻、服饰之华美。从中可以隐约猜到她们绝非等闲之辈。果然，丽人原来是朝廷外戚虢国夫人与秦国夫人等。虢国夫人与秦国夫人是杨贵妃的两位从姊。诗歌接下来具体描绘曲江宴会的场面，极写菜肴之名贵、餐具之精美。但是这些对于虢国夫人与秦国夫人来说早已司空见惯，以至她们都厌腻到不想下箸了。对比描写中，可以管窥贵妇们一向过着怎样骄奢的生活。

尽管菜肴已如此丰盛，可是宫中的珍馐美味依然由太监们络绎不绝地飞马送来，由此可知唐玄宗对杨氏姊妹的宠爱已无以复加。“箫鼓哀吟感鬼神，宾从杂遝实要津”两句承上启下，烘托出一派喧闹繁华的气氛，由此引出丞相杨国忠的出场。只见他鞍马逡巡，当轩而下，直入锦茵。这两句看似不动声色的白描之笔，却有千钧之力，实际在极写杨国忠的傲慢与无耻。

据乐史《杨太真外传》记载，杨国忠与虢国夫人私通。且每入朝谒，杨国忠与韩国夫人、虢国夫人连辔而行，挥马策鞭，以为谐谑。对他们的荒淫无度，人们早已心知肚明。“杨花”二句，是以赋笔起兴，看似在写春日曲江岸边杨柳花飞，实则是承接上文，讥刺杨氏兄妹的淫荡。古人认为，杨花入水而成萍，“蘋”是大萍的别称，因此杨花与是同源的，这是在隐指杨国忠与虢国夫人本为同源兄妹，却如此淫乱。“青鸟”是传说中王母的侍者，后人以之为信使。“青鸟飞去衔红巾”是暗喻杨氏兄妹传递私情。还应注意到，诗人在写杨国忠出场时，并没有点明“后来”者具体是何人，而是集中写他的盛气凌人，用白描与暗喻的手法让读者去意会。直到最后“炙手可热势绝伦，慎莫近前丞相嗔”两句，才点明来者的丞相身份，并总括杨氏家族的势焰冲天。外戚恃宠弄权历来是朝廷大患，这首诗表达了杜甫对此的深重忧虑。

正如杜甫所忧，《丽人行》成诗两年之后，安史之乱爆发。唐帝国危在旦夕，唐玄宗被迫带着杨贵妃逃往蜀地。行至马嵬坡，护驾的将士们发生兵变。他们认定骄奢无度的杨家是导致国破家亡悲剧的祸根，满腔怒火地要求皇帝严惩杨氏兄妹，否则军队不再护驾前行。万般无奈之下，唐玄宗赐死了杨贵妃。

山河破碎 哀痛愁苦

至德元年（756年），唐肃宗继位。杜甫在投奔唐肃宗的路上，不幸被叛军抓获，带回了沦陷的长安。次年春天，他再到曲江。旧地重游，物是人非。诗人触景伤怀，饱蘸着满腔血泪，写下了又一篇代表作——《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昭阳殿里第一人，同辇随君侍君侧。辇前才人带弓箭，白马嚼啮黄金勒。翻身向天仰射云，一笑正坠双飞翼。明眸皓齿今何在？血污游魂归不得。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黄昏胡骑尘满城，欲往城南望城北。

诗中起句便勾勒出诗人的自画像，“少陵野老”是杜甫的自称。这一年他45岁，却已自称“野老”，隐现沧桑之感；且诗人之“哭”是吞声而非放声，“行”也是潜行而非明行，更显其呜咽抑塞、曲屈不伸之悲。年年柳色相似，岁岁蒲叶常新，春光依旧，可当年赏春的人又去了哪里？此时唯见兵乱后宫锁千门，一片萧条肃杀的景象。

诗人睹物思人，发而为“忆昔霓旌下南苑”至“一笑正坠双飞翼”八句。“忆昔霓旌下南苑，苑中万物生颜色”两句，是总括当初唐玄宗与杨贵妃出游曲江的情形。南苑即曲江之南的芙蓉苑。遥想当年，御驾亲临，霓旌翠华逶迤而来，苑中万物为之生辉。与唐玄宗同辇而行的，是集三千宠爱于一身的杨贵妃。之后诗人将思绪从往昔拉回现实，无限哀痛地追问一句：“明眸皓齿今何在？”此句的“明眸皓齿”与前句的“一笑”相呼应，共同刻画出杨贵妃之美。然而，再美又如何？最后还不是落得“血污游魂归不得”悲惨结局。杨贵妃的尸骨葬在马嵬坡，她的魂灵又去了何处呢？此时的长安已陷落叛军之手，她的魂灵欲归而不得归！

“清渭东流剑阁深，去住彼此无消息”两句是从杨贵妃与唐玄宗两方面来着笔。“清渭”代指渭水之滨的马嵬坡；“剑阁”代指唐玄宗出逃避乱的蜀地。渭水向东，玄宗西去，呈现一种背离之势，愈发衬托出唐玄宗与杨贵妃之间的死别之痛。当初两人两心相悦，双飞双宿，而此时却已是人间天上，音讯渺茫。那日芙蓉苑中一箭射落比翼鸟，今日君王贵妃生死永相隔，二者有着惊人的相似性。其中因果，不言自明。对于唐玄宗与杨贵妃，诗人感情复杂。一方面，杜甫批判他们尽享奢华，最终导致国家衰亡；另一方面，在那个时代，君王又是朝廷的代表，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悲剧就是朝廷的悲剧。因此对两人的悲剧结局，诗人又有同情与哀惋之意。抚今追昔，他不禁悲慨万端，老泪纵横。可江水与江花，却兀自奔流绽放，才不管什么人间的生死与兴亡。

诗人在江头哀怮徘徊，一直到黄昏时分出现“胡骑尘满城”。此句极写叛军的嚣张气焰，同时又补充交代之前诗人为何是“吞声哭”、“潜行”，由此可见当时整个长安城笼罩在一片恐怖之中，给人一种黑云压城之感。帝都的沦陷，比普通城市或村落的沦陷给人的打击更为沉重。因为这不仅象征着大唐帝国盛世辉煌的逝去，也意味着杜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壮志的幻灭。面对这样的沧桑巨变，诗人肝肠寸断，神思恍惚，以致在这生活了多年非常熟悉的地方，竟连方向都无法辨别，欲往城南，却走向了城北。诗人失魂落魄、沉哀入骨的巨痛深悲力透纸背。

诗中圣者 忧国忧民

深沉的家国情怀，浓重的忧患意识，是杜甫成为“诗圣”的核心要素。能成圣者，缘于仁爱。他爱国、爱民、爱家人，也爱自然、爱自我。也正因为他多热爱，而更多的时候，美好易逝，事与愿违，所以他也多愁闷。诗人常常独坐江头，细思物理，独遣愁怀。如《曲江二首》和《曲江对酒》，这些诗中，往往各种复杂感情纠结缠绕，抒情手法起伏跌宕，呈现出杜甫沉郁顿挫的主导性诗风。

完成《曲江对酒》后不久，杜甫便离开长安，踏上了愈加飘零转徙的人生之路。虽然日后他再也没有回过这里，但却多次写到曲江，并且它越来越成为往日美好繁荣的象征。在成都草堂，杜甫给侄子的诗中表达了“玉垒题书心绪乱，何时更得曲江游”的失落；后旅居夔州，他又抒发“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花萼夹城通御气，芙蓉小苑入边愁”的悲慨。这意味着曲江所代表的长安记忆，对于杜甫来说永生难忘。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愈来愈积淀成诗人心中难以消解的美丽哀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