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朱文轶 龙灿）

“让人民群众喝上干净的水、呼吸清新的空气，有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这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向全国人民的承诺。他说，要抓紧解决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要以水污染防治为重点，加强工业和城市污染治理，加强农村面源污染治理，加强饮用水源地保护。实行严格的排污总量控制制度，加大环保监督和执法力度。大力推行清洁生产，发展环保产业”。

水成为一个问题，第一次进入政府高层视野是在1994年。治淮专家吴本瑞回忆说，那年7月，淮河上游的河南境内突降暴雨，颍上水库水位急骤上涨超过防洪警戒线，开闸泄洪将积蓄于上游一个冬春的2亿立方米水放了下来。水经过之处河水泛浊，经专家取样检验，证实上游来水水质恶化，沿河各自来水厂被迫停止供水达54天之久，“150万人一下子没水喝了”。这起将“水污染”形象化成“长达70公里的酱黑色污染带”、造成上亿元直接经济损失的淮河污染事故首次触及了政府内心脆弱之处，这种脆弱曾持续数十年被一个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快感所掩盖。此后，淮河一度成为政府治污决心的表率。国家环保总局曾经宣布了对中国“三江三湖”的一揽子治理计划——“三江”中头一个就是淮河。记者2003年报道淮河水灾时采访过的一名淮委高工曾说:“淮河很长一段时间内将集中体现中国治理水污染所面临的双重困境，一方面我们仍然不具备进行大量环境投资的经济实力。治污成本之高昂，美国开始大规模治理环境污染时，人均GNP已达到11000美元，日本4000美元，而我们不过300美元。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进一步发展，解决广大人民的富裕问题，无法摆脱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诱惑。”

“其实在发展的过程中，政府一直在想办法，也一直在追加治理污染的资金投入。”吴本瑞说，但27万平方公里内生活着1.3亿人口的淮河水系沿线，恰恰又是中国迫切需要进一步发展的中部地区。处于淮河上游的河南驻马店泌阳市的一名政府官员告诉记者，从80年代开始，这个地区外出打工人员有180多万人次，在陆续返乡的打工者里每年至少有3至5万人具备创办小厂的能力。这些后来给淮河严重污染带来致命影响的印刷业、造纸业、化工业、农产品加工业却帮助这些中小型农业城市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实现初步工业化，解决了相当一部分民众的贫困问题。直到1994年，它们甚至是淮河沿线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柱。当然，工业化又必然要付出环境的代价，这种代价也同样深重:1.3亿人口里有超过200万人成为“水质型缺水”的受害者，他们守着淮河没水喝，焦虑地等待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