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历史图片上可以复原这样一幅场景：在中国广袤西部的漠漠黄沙中，一队由三四十人、近300头骆驼组成的队伍正在慢慢行进着。队员们个个脸色黧黑，衣衫不整，疲惫的神情中却透露着一丝昂扬。这支队伍既不是过往的商队也不是猎奇的游人，而是中国历史上首次与外国学者组成的联合科考团——西北科学考察团。

两年前，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策划新文化运动百年展览时，一位专家在论证会上指出，新文化运动的精神是民主与科学，西北科学考察团是科学史上的大事，展览内容不包括这个，不太合适。也是从那时起，该馆展览部副主任秦素银开始关注起这件事情。幸运的是，位于当年“北大红楼”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本身便藏有一批当年的资料，秦素银越读越感动，于是有了2017年9月的“万里向西行——西北科学考察团九十周年纪念展”。

收集材料的过程中，秦素银结识了不少当年考察团成员的后人，其中就有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的女儿王忱。王忱从1985年便开始陆续收集相关资料。由于历史原因，当年的西北科学考察团长期以来被认为是外国考察团，而随着资料不断被发掘，当年团员的后人和学者们一起，逐渐聚合成一个民间性质的研究会，尽力去梳理这段历史的本来面目。

90年前的那场科考究竟是怎么回事，又何以成为中国科学史的大事？一切都与著名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密不可分。

“与外人订约之新纪元”

1926年11月20日，斯文·赫定从柏林出发，穿越西伯利亚大铁路，经由哈尔滨和沈阳到达北京。那时候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摇摇欲坠，南方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则即将登上他最后的权力顶峰。

这是斯文·赫定第四次来中国探险。1894至1908年之间，在中国新疆、西藏境内的亚洲腹地的三次探险，尤其是楼兰古城的发现，使他成为享誉世界的探险家。而他在1926年此行的目的，是受德国汉莎公司的委托，计划在德国与中国之间开辟一条途经中亚的空中交通走廊，为此他要从北京出发，经内蒙古、新疆展开一次包括气象、地质、考古在内的探险活动。

在北京，斯文·赫定首先见到了中国地质调查所顾问、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J. G. Andersson），后者以主持仰韶文化的发掘而知名。拥有丰富人脉和高超外交手腕的赫定，不断拜会中国学者和外交官员，甚至还从张作霖那里要到一封写给当时新疆督军杨增新的信。一切进展得颇为顺利，1927年2月，经过多次会谈后，由翁文灏代表地质调查所与赫定签订协议，很快，瑞典和德国的队员也陆续到了北京。3月4日，一切准备妥当之后，赫定给在包头的瑞典团员拉尔生（F.A.Larson）打电话，指示他购买200匹探险用的骆驼，后者曾在蒙古待了34年，谙熟蒙古语和探险生活。

3月初，“翁－赫协定”经新闻界披露，很快引起轩然大波。北京的学术界对协议内容强烈不满，其中最突出的两条：只允许中国二人参加限期一年；全部采集品先送回瑞典研究。学界的反应尤为迅速，3月5日，包含北京大学研究所考古学会、清华研究院、京师图书馆在内的11家学术团体开会讨论此事，在北大教授刘半农、沈兼士、马衡、马幼渔的联合主持下，会上成立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并制定了六条原则，提出“消极方面，严重监视外人，不准随意购买或假名窃取及发掘我国古物及学术上稀少之物品；积极方面，互相补助，采集保存学术上之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