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儿女

新片《江湖儿女》里，有一场戏情感浓度最高。

斌哥和巧巧在奉节重聚，两人坐在小旅馆里，不知话从何说起。那场戏空间很小，台词很多，还是个长达8分钟的长镜头。拍摄那天，雨下得特别大，赵涛总担心演起来听不到对方说话。“但导演一喊开始，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赵涛和廖凡一下子掉进情绪里，一场戏下来，哭得情不自已。“后来，导演说，不行，情绪释放得太多了。”歇了一会儿，又拍了两条，最较劲的一场戏就这么顺利地拍完了。

“这场戏是他们感情的核心，放在以前，我可能用别的方法处理过去了，写作技巧上完全可以避掉。但我不想躲了，它可能不轻巧，有点笨，有点卖力，但最近两部戏我都特别不想回避这个。”贾樟柯解释。

的确，《山河故人》和《江湖儿女》是近几年贾樟柯情感最丰富的电影。《山河故人》讲的是情感的离散和无处安放，《江湖儿女》却是严格意义上他的第一部爱情片。

电影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巧巧和斌哥是贾樟柯2002年的作品《任逍遥》里的角色，在那部电影里，巧巧是矿区的模特，有个半黑道的男朋友乔三。那年，斌哥还叫斌斌，是搂着高中生女朋友，坐在录像厅里看动画片的小混混。在《江湖儿女》里，斌斌成了廖凡演的斌哥，巧巧依然穿着当年电影里那几套衣服，却成了斌哥的女人。

电影里，斌哥和兄弟们端着脸盆喝“五湖四海”，这喝法贾樟柯高中时就试过。他身上一直有股小镇青年的江湖气。上大学时，读书很认真，但老师觉得他“坐也坐不直，像个小混混”。

关于《江湖儿女》的灵感，贾樟柯讲过无数次。每个男孩小时候都有个女神和一个崇拜的大哥，贾樟柯那位大哥二十来岁，常在街上混。有次家门口发洪水，个头小的贾樟柯有点害怕，大哥走过来，一把把他夹在胳膊下，走几步，扔在了马路对面。那一瞬间，大哥的形象更高大了。很多年后，贾樟柯回家过暑假，看到门口蹲着个人，穿着白色跨栏背心，在吃面条——大哥老了。

贾樟柯似乎在新电影里给出了很多答案。《任逍遥》里，斌斌和好朋友小季想像乔三一样有把枪，有了枪就不会被欺负。《江湖儿女》里，斌哥有枪了，那把枪不仅没能保护他，还连累了自己的女人。当年，巧巧和父亲走过河滩，去等公交车。17年之后，河滩、公交车站，还有他们身后的厂房，都没有半点变化。“社会飞速发展，但有非常多类似的角落被遗忘，被抛弃了。”贾樟柯说。

巧巧沿着贾樟柯另一部电影《三峡好人》的足迹去了奉节，在那部电影里，同样是赵涛饰演的沈红去奉节找丈夫，打算与他分手。如今，巧巧穿着同一件黄色衬衫，握着同样撕去标签的矿泉水瓶，在已经完全变了样的奉节新城寻找斌哥。

江湖人斌哥认了怂，不是江湖里的巧巧回到老家，经营一家麻将馆，过当年斌哥过的江湖上的生活。

巧巧和斌哥在奉节的段落很出彩，女主角赵涛也觉得演得过瘾。她终于弥补了12年前的遗憾，那会儿，他们在三峡拍《三峡好人》，赵涛在废墟上走来走去，拍完也不太清楚电影是个怎样的故事。但最后，那部电影竟拿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

本命年

2006年是贾樟柯的一道坎儿，36岁，本命年，“一切都非常凌乱”。

那年，他拍完了两部电影，艺术家刘小东的纪录片《东》和剧情片《三峡好人》。《三峡好人》后期剪辑时，贾樟柯的父亲查出患了肺癌，他开始辗转于病床和剪辑台前，在儿子和导演间来回切换。

其间还夹杂着四五次补拍，剧组一次次重返三峡，和正在消失的城市、废墟抢时间。拍到后来，副导演韩杰绝望了，坐镇后方的剪辑指导林旭东接到过韩杰的电话：“林老师，你劝劝导演，别再补了。”林旭东还接到过几次贾樟柯的电话：“嘟囔了几句近况，整个人有点颓。”

韩杰记得，因为素材量问题，《三峡好人》经历了漫长的剪辑期，“特别仓促，到后来大家都不太有信心了”。

仓促到什么程度？林旭东皱着眉头，回忆了《三峡好人》的威尼斯之旅。

也算得上是人在囧途了。后期做到最后一刻，还来不及输出，导演就得往机场赶了。“得亏那天国航晚点，贾樟柯中午赶到，才上了飞机。”林旭东记得，那天大家从北京出发，在慕尼黑转机去威尼斯，不出意外，十几个小时后，就能享受水城明媚的阳光。但那天也怪，飞机莫名要转去华沙加油，到慕尼黑后已经来不及再飞威尼斯。大家只能在当地过夜，“贾樟柯还跟空姐吵了几句，他心里急，脾气挺躁的”。

另一路人马也不太顺利。在北京的工作室里，制片人周强守在电脑旁，片子一输出就赶快打包拷贝，准备往机场赶。周强是香港人，他原计划是从北京飞香港，再从香港赶去威尼斯。没想到片子做到这么晚，北京飞香港的机票早就没有了，“只好飞去深圳，再坐火车入港，好一顿折腾”。

最后，周强和贾樟柯一行人到威尼斯的时间只差了几个小时。

考验还没结束。受费用和拍摄方式限制，《三峡好人》是用索尼手持摄像机拍的，转成胶片后，谁都没在大银幕上看过。周强一到，大家就跑去电影宫测试拷贝，“画面一出来，没问题，这才踏实了”。几天后，《三峡好人》在威尼斯首映，电影放完，林旭东觉得有戏，“碰到好几个欧洲影评人，大家都特别喜欢”。

如果《三峡好人》没能在威尼斯拿下金狮奖，韩杰不确定贾樟柯后来的事业和电影风格将转向何方。《三峡好人》之前，首部上映的大银幕电影《世界》票房和口碑都不理想。“试图做一个华丽的包装，但外界认为，概念大于内容，批评声挺多的。”韩杰说，当时，工作室正转为公司化运营，大家都没有经验，资金一度吃紧，“所以，《东》和《三峡好人》的预算非常有限”。

后来，贾樟柯不止一次说，《三峡好人》让他又找到了拍《小武》时的感觉，粗粝却真实。如今回看，《三峡好人》和《小武》的确有很多相似的地方，贾樟柯面对的都是“拆”这个社会现实，拍摄过程都缺钱，做《小武》时是名不见经传，作《三峡好人》时是他第一次面对质疑，这些负面因素和历史性的三峡工程相撞，碰出了火花。

剧本是仓促写完的，贾樟柯带着两个副导演找了个咖啡馆，他站在那自言自语地表演，副导演记录脚本，四五天就弄出个剧本。

《三峡好人》拍了很多广角加长镜头，韩三明和赵涛在工地里走来走去，专门等那些工人从屋顶往下扔材料的时候，贾樟柯想捕捉现场的烟尘和破坏感，相较于人的情绪，《三峡好人》里环境的情绪更动人。

“那是一种在新闻敏感性下产生的创作欲望，到了现场，他很快忘记剧本本身，进入了一种几乎是应激反应的拍摄状态。”韩杰说。

《三峡好人》得奖，贾樟柯事业上一下子拨云见日了，一回北京，就有公司找上门想拍广告，下一部电影的投资也有了着落。但有些事再也补不回来了。那年春天，父亲去世，贾樟柯突然觉得自己成了家里的依靠。“那之前，贪玩，只想着拍电影。照顾家庭，照顾母亲，父亲走那天，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些。”他说。

抢拍电影

除了拿奖，上一个本命年，贾樟柯还谈下一个大项目——跟香港导演杜琪峰合作，拍部古装片《在清朝》。电影筹备的消息传了12年，直到今年，又一个本命年，《在清朝》依然是个传说。

“没办法，产能过剩，我对历史感兴趣，但总有现实的、鲜活的想法出来，这两部分总在打架。”贾樟柯说，当年，《在清朝》的预售非常好，这会儿，老板已经把钱一家家退回去了。“历史的东西什么时候拍都行，时代的变化现在不拍，一转眼就过去了。”

印象中，贾樟柯一直在拍“拆”。长片处女作《小武》的灵感来源于老家汾阳那条老街的拆迁，旧的街道没了，过去的生活方式瓦解，人际关系也变了。执着的小偷“小武”成了好兄弟中唯一活在过去的人。

《三峡好人》也在拍“拆”，同时，也是人类历史上一次重要的大迁徙。这类社会性事件总能引起共鸣，当年，师弟程青松看完《三峡好人》心情复杂，老家云阳位于奉节和万州之间，电影里的山水草木他都熟悉。2002年，他从北京回家，老家的搬迁已经基本完成，高中班长带着他在新城里转，告诉他每条陌生街道、每个社区的名字。“在北京，我是个异乡人，回到家乡，依然是个异乡人。”这种无根的漂泊感他在《三峡好人》里又感受到了。

到了《二十四城记》，“拆”不再是故事背景，而是成了故事本身。四川成都凋敝的国有大厂，被地产商买下，不久后，那里将拔地而起一片商业地产。2008年，奥运年，国内的房地产业正迅速崛起，贾樟柯又抓住了这一选题，尽管因为与地产商有合作，电影一度被诟病。“所有人的生活都受到房地产的影响，现在回头看当年那个时间点，《二十四城记》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它代表了我一部分宏观思考能力，我很高兴，10年前能触及这样的题材。”贾樟柯说。

除了“拆”这个母题，贾樟柯对当下的政策、生态也很关心，他常常用这些社会议题拍些短片，一边参与公共讨论，一边研究电影形式上的创新。雾霾最严重那几年，他拍了部《人在霾途》，随后觉得北京的空气质量确实堪忧，开始时不时地回汾阳住一阵子。在他去年参与的金砖五国短片集《时间去哪儿了》里，“二孩”又成了他讨论的话题，在他拍的短片《立春》里，老搭档赵涛和梁景东饰演的一对中年夫妻，因想生二胎而找回了爱情的甜蜜，网友和影评人一度戏称电影为“二孩宣传片”。

贾樟柯不常用社交网络，但偶尔会点开看看。有些电影灵感故事源于微博热搜。“河北的、山东的、广东的事件，一段时间内全跳到你的页面上，这种新的呈现影响了我拍电影的结构。”贾樟柯说。有一年，他的一部电影本是台湾金马奖最佳电影和最佳导演的大热门，但最后都落了空，影评人木卫二正好是当年的评委，他说，几个台湾评委觉得，“贾樟柯太着急了，太想把社会和事件呈现出来，电影余味不足”。

无论是好是坏，“社会现实”的确是很长一段时间里，贾樟柯构建电影的方法。录音师张阳是贾樟柯的大学同学，两人经常一起讨论电影。“他不是在戏剧性、电影匠人这个层面拍电影，绞尽脑汁怎么用技巧和戏剧冲突把观众骗进去，当然，那也是好电影。为什么他这些年高产呢？因为他的创作贴着社会这条线，这些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推动他有很多想拍的东西。老贾用生活中的素材，再融入自己的美学和电影观念，这是他的创作方法。”张阳说。

从《小武》开始的题材倾向也决定了贾樟柯的拍摄方法和演员的选择，他需要最灵活的拍摄和最不出挑的演员。师弟程青松还记得，《三峡好人》投资几百万元而已，但后来，贾樟柯总开玩笑说，这电影是过千万的投资。当时，他想拍一个爆破的场景，可三峡拆迁已经接近尾声，已经很少有爆破工程了。“有天他在报纸上看到个新闻，其他地方一个大楼正准备爆破，他赶紧拉着剧组去拍了那场价值八百万元的爆破。”程青松说。

“也不怪一开始电影学院没把他的电影当回事，他颠覆了学院派教的很多东西。”同学顾峥记得，这问题，贾樟柯在自己的文集《贾想1》里也提到过。《小武》做后期时，他不断和最早的录音师凌小玲强调，声音要“糙点，再糙点”。等到他要凌小玲加入大量流行音乐时，两人的分歧变成了冲突。录音师无声地离开了录音棚，贾樟柯只好找来同学张阳救场。

对于《小武》的选角，当年身为副导演的顾峥也不太理解。“大家都挺纳闷，好几个人和我说过这事儿，当时我也不懂，虽说王小帅《冬春的日子》也找了刘小东和喻红做主角，但还是艺术范儿的。当时看，王宏伟太普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