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时间的维度上

三联生活周刊：《江湖儿女》与之前的电影《任逍遥》《三峡好人》的关系很密切，再回到大同、奉节拍电影，有什么感受？

贾樟柯：这是第三次在大同拍电影，让我最震撼的还不是变化，而是不变。《任逍遥》和《江湖儿女》都拍了那场巧巧和父亲走过河滩，去等公交车的戏。17年了，那个河滩、公交车站还有远处的宿舍楼没有一点变化，唯一的变化就是马路上的公交车。我们这个社会飞速发展，但有非常多的类似的角落被遗忘，被抛弃了。有时候我们被变化震撼，但变化多了，那些不变的东西可能震撼感更强。

三联生活周刊：《江湖儿女》更像是一个女人的成长史，好像从《山河故人》开始，女性角色在你的电影里越来越重要了。

贾樟柯：这是近几年非常大的变化，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到《江湖儿女》就很彻底了。过去，赵涛演了我那么多的电影，对她个人来说是很吃亏的，因为我的电影大多是男性为主，女性是为电影添彩，或者是相对边缘的角色。我当然没有刻意为之，只是当时那个时间点上你关心的就是那些事。

时间是会教育我们的。这十几年，我们一直追逐某些东西，男性被社会裹挟的程度更强烈一些。男性更易折，更容易被社会塑造，女性不一样，她们更有韧性。特别是当我回望那些我曾凝视过的地方，想让新电影和《任逍遥》有一点关联的时候，我就更能看到这些男性的弱点了。所以，《江湖儿女》里，男人糟糕一点，女人比较坚持自我。但我整个写剧本的过程确实是被斌哥感染的。他有缺点，显得糟糕，但他离我确实很近。

三联生活周刊：这也是继《山河故人》后又一部时间跨度很大的电影，最近几部电影都是段落式、时间跨度大的，为什么喜欢这样的故事？

贾樟柯：之前拍的大多是一个切面，生活的切面，没有时间观念。年轻时很难懂得在时间这个维度上思考问题，没办法把一个人放在比较长的时间里观察和描述，有了一定阅历和经验，才会有这种思考方式。我曾开玩笑说，活到40多岁，命运也来回好几轮了，也经历了点事情，可以写一些跨度长、复杂一点的故事了。我现在正处于这个阶段，我得忠于我自己。但我相信这个阶段不会太长，拍完《江湖儿女》已经有点没兴趣了。

三联生活周刊：上次你聊到，很多中国导演不擅长处理时间，具体指什么？

贾樟柯：我做这个评论可能也不太合适。我们的电影传统受戏剧、戏曲影响，所以注重戏剧性、造型和空间塑造。至今，我们拍电影都叫“拍戏”，“戏”是非常重要的，再加上这几年学好莱坞，这就导致我们长期以来看电影都渴望戏剧性，特别强调故事，而在时间层面就不太好叙事。

三联生活周刊：你怎么关注到时间这个层面的？

贾樟柯：我体会到的最玄妙的时间处理是布列松的《死囚越狱》，那犯人每天磨一把勺子，这种重复带来监狱生活的枯燥和禁锢感，勺子越磨越尖锐，越像一把匕首，时间带来了叙事上的进展。这种时间的美感常常被我们忽视掉了。

三联生活周刊：还有一部筹备了很久、时间更久远的片子《在清朝》。总觉得你这个从个人经历出发，到关注社会、时代变迁的路径和侯孝贤有点类似，他也一样，拍了很多现实主义题材，然后突然拍了一部古装片。

贾樟柯：不太一样，我还是现实初衷。我自己经历的时代是变革的时代，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大部分在“文革”期间出生，“文革”刚结束时开始接受教育，所受的历史知识、社会知识教育都不是系统性的，是后天慢慢接触、慢慢理解形成的。我之前一直对1978年的改革感兴趣，但当你经历了它，再读一些历史就会发现，真正的变革是从晚清开始的。如果没有对当下这连续20多年当代生活的关注，我也不会对这段历史感兴趣，它和当下的生活密切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