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正益   侯国安   陈小仓

侯国安：“工地很少看到年轻人了”

工地、工厂、返乡务农、做公益……打工10年的侯国安经历丰富，但他却感慨，10年后自己依然一事无成。

今年刚好是我出来打工第10年，这10年好像什么都没做好。10年间，我想过很多，但都未实现，比如开店、发财、公益。感觉我们这代人跟父辈相比，接受的信息更多，选择和诱惑也更多，就容易迷茫。

刚打工时，看见街边的早餐店都会很向往，想着打工存点钱，以后我也要做个小老板，要么在工厂一直奋斗到主管。带着这种梦想，觉得自己会比别人打工混得好点。10年过去了，目前看还很难实现。

我来自广西一个国家级贫困县，苗族人。家里世代务农，苗族喜欢在山顶居住，离乡镇和县城很远，种地收入越来越低，农业养不活我们了。没有太多选择，我就辍学了。辍学后在家务农，放牛放马，也在采石场打工。有一天，村里叔叔说，四川那边在修高速公路，听说一天能挣150元，干一月能顶上在家大半年，我就冲着钱去了。

老板是老乡，带了一拨人过去。我以为修路是在地面，结果去了才知道是西雅高速，号称“天路”，一路都是挖桩洞，就是埋桥梁下顶柱下面桩基的洞。到了一个月，老板都没安排活儿，说项目停工了，后来伙食费都不给，我们只能去大山树林里采野菜野味煮着充饥。农户看我们可怜，有时会接济点腊肉和发芽土豆。那段路人车流多，路边到处是水瓶，我们就靠着捡这个熬着。有时十几个人捡了一天卖掉，才能分7块。那时我才不到20岁，就这样熬到开工。

挖了十几天，老板过来跟我们拜了“老根”，老家结拜兄弟的意思。去了两个月，我们停停做做，干了十几天、挖了三批桩洞，算下来每人有3000多块。但老板有一天带了项目组的人过来，检查后说质量没过，他亏大了，没钱给我们。最后勉强给了每人600块回家。

那时村里还有很多人在云南修水电站。我回家后，就听说表哥在那工地被砸死了，骨灰被老乡叔叔送回。叔叔说，修水电站一月至少能存1000元，我本来不想去，听到这就去了。

工地在云南宣威，男工住宿全满，只有逝去表哥的床位还空着，没人愿意睡。表哥出事才一星期，工友对他的死仍不时提起。我看着几百米高的石壁，总想着石头从石壁上掉下来打到表哥的场景。晚上我也不敢睡，怕表哥来“接”我，经常梦见他坐在工棚外提着烟筒对着我笑，咧嘴笑，露出几颗大门牙。

工作很危险，全是重活儿。3个人要卸60吨水泥，14岁的堂弟要扛着200斤水泥走百米，当时还有未成年人，有人爆破时就被飞出的乱石打死了。工资45块/天，原本能接受，但年底工资很不好要，个个想回家，老板就不想结。

春节后，我又和老乡们去山西修铁路。基本跑遍了山西，太原、吕梁、晋中……哪里铁路坏了，我们就去哪里。因为人多，还带着工具，为了防止交警检查，很多人会被塞到座位下面，跟工具睡一起，身体冻得又冷又硬，非常艰苦。

工地条件也很艰难，住工棚或破废的房子，一个月洗不了一次澡，生活只有干活、打牌，其他事情都不想干，懒成了一种习惯。那时候就做发财梦啊。在城里随时会去买彩票，想着发了财就不打工了，但最后年底也只拿到一万块。

一般来讲，去工地都得有人介绍，工作比进工厂好找，但很累很苦，工资低，还经常被拖欠。中途我还受过伤，脚肿了很久，不干活老胡思乱想，想着要不我也死了算了，爸妈拿着赔偿会过得好一点。现在的工地，很少看到年轻人了。

没熟人介绍，工厂工作都需要自己找，但那时我甚至连面试是什么都不知道，找了好久都没找到，在深圳宝安四处碰壁。堂弟运气好，进了做半导体的工厂，一月1000多块，找主管把我弄了进去。

工厂做压封机，需要穿连体无尘衣服、戴口罩进车间，人都长一样，谁也不认识谁，看上去白茫茫一片。机器内部全密封，只有俩孔，需要人带手臂长的胶手套伸进去操作，时间一长指甲就磨掉了。一天12小时要做2万个零件，计件才有2000块/月，但我最多只能做1万多，工资就低了，所以后面一琢磨就走了。堂弟做得很快，在里面半年，到后面手筋就坏了。

后来进DVD厂，计件要求一月1万个，然后加到2万、2万5，工时越来越长，到3万个时已不止12小时。我是唯一能做3万个的，最多拿过2100元/月。但有一次操作时压到了手，找主管、老板都不管。我当时很愤怒，在外面乱逛，遇到一个义工宣传队，给我普及劳动法，我才知工厂有很多违法的地方：无劳动合同、社保，也未达最低工资标准。我记得那时上21.75天班的最低工资标准是1320元，但我们26天班才1600元；最低加班工资标准是11.37元/小时，但我们加班费才7块/小时。打工这么多年，工资是在涨，但能给员工交社保的企业不多，我只遇见过两家。

很多工友想辞职，老板不让，规定一条几十人的线一月只能走一人。跟7个工友商量后，我们一起去辞职。老板很聪明，两个开除、两个加薪、两个减量，把我们各个击破，只剩下我一个最不服的。他同意我走，但不给工资，我就申请劳动仲裁，为此打了一年多官司，春节连家都没回。

因为那场官司，我对工人权益保护有了认识，想学一点相关东西，于是进了公益机构。当时想着多少工资没关系，只要能帮到别人。但我只有初中学历，尽管申请多次，培训机会都给了机构里的大学生，待遇就比最低工资高100元。慢慢地，我就走了。

2016年我结婚了，老婆是亲戚介绍的，来自贵州贫困山区，我们认识一周就闪婚。彩礼6万6，但打工这么多年，我只能拿出1万，其他5万6都是我爸妈出的，为了这彩礼，我爸也出去打工了。娶了老婆后我就留在家里，种田伐木，等着孩子出生后就出来，因为农业确实赚不到什么钱。2011年左右，当时种玉米能挣点钱，约4元/斤，算下来包70亩地能挣3万多，但玉米后来降了1元多/斤，不亏本就不错了。

张正益：“买车后我立誓，再也不给人打工了”

张正益的打工生涯很碎片化，进过多少工厂自己都记不清了。他一直想自己创业，不想为他人打工，但现实和市场是残酷的。

我生于1990年，重庆人，2005年初中退学打工。家里每学期都为学费发愁，我就不想读了，想早点出来。当时我亲姐辍学后在广东打工，我就来投奔。正好有个堂哥在这儿开了餐馆，我就给他帮忙，每天起早贪黑干些杂活儿，就算打工开始了。

17岁和父母辗转到江苏做餐饮，干了一年亏了。所以不到18岁，我就进了工厂打工，没有身份证，就借了堂哥的混进去。那是苏州的一个大厂，在当地条件比较差，但我没身份证，所以没得选。工厂每天12个小时，上完班就睡觉，很累很累，基本无休，工资1000多元/月。我有点受不了，正好快满18岁，就辞工回家办身份证了。

后来我姐有个同学说要支持她做生意，叫我姐和我一起去内蒙古。到那儿刚吃了一顿饭，就感觉像传销。因为菜全是青菜萝卜，但他们吃得连一口汤都不剩，像很久没吃饭了。我姐那时刚满20岁，认识姐夫很多年了想结婚，但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要赚钱发达，未来才有希望。她看了很多成功学的书，差点钻进传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