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见到休·普莱斯（Huw Price）并不容易。我最初在2018年4月时和他取得联系，他回信答应接受采访，接下来却音讯全无。几个月后才又收到他的消息，说他刚刚从澳大利亚回到英国，约我在他的学院——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门口见面。为了表达歉意，普莱斯教授请我去三一学院的饭堂吃午饭。我以前也曾多次来过这个世界上最著名的学院的饭堂，但那都是作为学生，坐在饭堂里末端属于学生的长桌旁吃饭。这次作为普莱斯教授的客人，我第一次坐在了饭堂里专属于“院士”（Fellow）的横摆的高桌（High Table）前。

普莱斯教授今年65岁。他出生在英国，幼年时移居澳大利亚，而后又回到英国求学和工作。他在澳大利亚和英国的三所大学里分别拿到了三个不同学科的学位，之后便一直从事哲学研究。普莱斯教授的研究命题看上去非常古典，倒更像是在古希腊时期，哲学、物理学和数学尚未分离时智者们经常思考的课题——时间的本质——这个问题在现代自然又有了完全不同的意味。

8月里还是暑假时间，围坐在高桌旁吃午饭的多是须发皆白的学者，食物是颇有英国特色的炸鱼和薯条。居高临下向属于学生的长桌看过去，三三两两坐了一些学生，人数并不算多。在这个有500多年历史，诞生了32位诺贝尔奖得主和5位菲尔茨奖得主的学院里，依然保持着古老的秩序，即便是在饭堂里也要维护师道尊严，随时提醒用餐者记得自己的学术地位，仿佛时间从未流逝过。

招待我吃过午饭，普莱斯教授带我来到他在学院的办公室。8月的天气说变就变，前一天我还穿着短衣短裤，一场细雨下来剑桥就换了一个季节。普莱斯教授打开了室内的暖气以抵挡寒意。我们各捧着一杯咖啡，听不到学院外汹涌的游客喧闹声，房间里陷入了令人舒适的寂静，于是开始了关于时间本质的对话。

从不同视角看待时间的本质

三联生活周刊：我想你算是一位非常独特的哲学家，你的研究与物理学的关系非常紧密。这算不算是剑桥哲学家的一个传统？

普莱斯：实际上有很多的哲学家都是在哲学与物理学的交界处进行研究，这在其他的科学领域里也是一样的，比如生物学。哲学与科学有很多的交集。在很多的学术领域都会衍生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当这些问题变得非常理论化，就会演变为哲学问题，它们需要非常谨慎的、逻辑性的、抽象的思考。你会发现有很多的哲学家在各个科学领域进行研究。在我看来，我自己并不算是非常独特，如果说我有任何的独特之处，那可能是我把一些我在哲学领域中非技术性的兴趣与其他学科结合了起来，这倒是有一点独特——比如说我对语言哲学非常感兴趣。

三联生活周刊：是否也有哲学家喜欢在哲学和其他的学科之间画一条非常清楚的界线，以此来圈定自己的研究领域？

普莱斯：在物理学领域，很显然有一些物理学家认为哲学与物理学没有什么关联。比如说史蒂芬·温伯格（Steven Weinberg，美国物理学家，197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还有理查德·费曼（Richard Feynman，美国物理学家，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也曾经说过关于哲学的坏话。在哲学领域，可能也会有一些哲学家对于物理学发表过类似的言论。但是对我来说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有人能够意识到在不同学科之间交界处的巨大价值。

三联生活周刊：能否讲一下你为什么选择进行哲学研究，而且是研究关于时间的哲学？

普莱斯：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了。在上世纪70年代，我还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读书的时候，当时我认为自己想要成为一个天文学家。大学的第一年我需要学习四门课程，我学了应用数学、物理学，出于某种原因，我另外还选择了哲学，我现在实在想不起来为什么了——或许是因为我的父母给我讲过一些哲学知识，因为他们在大学里都学过一些哲学——我很喜欢哲学。到了大学二年级，我仍然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天文学家，但是在大学第二年结束之后，我就想放弃物理学和天文学而专注于学习数学了。当时我非常喜欢数学，尤其是纯数学，而不太喜欢物理学了。

在大学第三年时，如果要放弃物理学，我就必须选择一个新的专业。我在第一年选修了哲学，我可以再选两门哲学课程，把哲学当作我的专业。从那时起，我开始对哲学非常感兴趣，尤其是科学哲学。在那之后我又学习了更多的哲学课程，但还是花费了很多时间从数学专业转到哲学专业。我的第一个硕士学位是牛津的数学学位，但是之后我认识到自己最想研究的是哲学，于是我又来到了剑桥，读了哲学博士学位。

很幸运的是，当时我在剑桥遇到了一位研究关于时间问题的哲学家。此前我对于宇宙学中关于时间的问题也很感兴趣。在牛津的时候，我也有机会参加各种讲座和讨论，比如说参加罗杰·彭罗斯（Roger Penrose，英国著名数学物理学家）关于科学哲学的讲座。我决定在这个领域进行研究。我很幸运可以把重要的天文学问题和哲学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