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永和 采访、整理/贾冬婷

过去40年，中国的变化有多大，大家都有切身感受。建筑领域的变化也不小，而且不止一次，我属于一个没落下的，都赶上了。

我父亲张开济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我常常觉得，他非常疯狂。1967年，我们家被抄家，他也挨斗，但他却对我和我哥哥提出，“你们俩十来岁了，应该学英文了”，就去给我们找老师。到了第二年，有一天父亲问我：“如果有机会出国，你敢不敢？”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没有机会上大学，更没有机会出国，可是我爸就会想这些，跟当时的外部世界一点关系都没有。

记得恢复高考之前的1976年，我还在北京稀土研究所工作，一次出差，从武汉坐船经长江去重庆，忽然听到船上大喇叭广播：“打倒四人帮了！”我对政治不大敏感，当时对将要来临的变化还没有明确意识，但对于以后要念书，因为我父亲，有一定精神准备。所以等到1977年能考大学了，我和我哥都没犹豫就考了。我在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只读了三年没毕业，1980年后有机会出国了，我爸就极力怂恿。那时候出国的人还很少，私人护照的001号到004号我们也认识，是四兄弟，他们大概是1979年出去的，我哥是1980年，我是1981年。我可能是“文革”后第一批留学生里面，学建筑的第一个。

我到了美国，跟现在留学去精英学校不一样，我去了印第安纳州的波尔州立大学（Ball State University），后来我们就叫它“球大”。那是一个特别乡下的地方，周围只有一望无际的老玉米地，跟先锋的艺术、设计完全不沾边，我就在那里继续读完了本科。不过我这人有狗屎运，第二年就碰上一个老师，南非人罗德尼·普莱斯（Rodney Place）,出身于英国建筑联盟学院（AA），他讲的都是文艺复兴时的绘画、雕塑、现代艺术，跟盖房子没多大关系，可是他对我后来成为建筑师的影响特别大。他的课，可以说是特别“禅”，就放一张照片或者一张古画，对着一屋子七八个人，问：“你看到了什么？”一开始我们都不太会严肃对待，可他绝对不放弃。有次我实在烦了，把自己对一张画的理解讲给他听，他没反应；再问，他就说：“嗯，还有什么可能？”后来我在1985年又回到“球大”去教书的路上，开车在科罗拉多大山里，突然悟出来那张画的意思了，同时也不再关心老师到底是怎么想的了。我的独立思考意识，也就从这么一个戏剧性的“顿悟”时刻开始了。我开始思考自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做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师。

90年代中期前，我一直在美国教书，从“球大”，到密歇根大学，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再到莱斯大学。后来就开始想盖房子。回国念头的萌发，我记得大概是在1988年，我去耶鲁大学看一个中国朋友，他说“我给你听点儿东西”，我们就去他的宿舍。那天下大雪，外头特别亮，他的宿舍里又黑又乱，他拿出一个录音机开始播放，音质糟透了，但音乐实在太震撼了。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崔健，没想到这么棒，于是开始想回中国，也就是奔着正在发生的当代文化去的。其实到今天也是，我觉得中国的机会除了所谓创业挣钱，还面临当代中国文化的一个催生阶段，建筑师也能在里面做点事情。

在中国的建筑实践开始得有点稀里糊涂。1993年我和鲁力佳回来过春节，有朋友找上门来找我们做设计，我本来也很想盖房子，就这么开始了，开始了就骑虎难下了。我后来得到去莱斯大学教书的机会，秋天到休斯敦，就想，注册一个公司吧！鲁力佳站在柜台上，要交7.5美金注册一名儿，我们没有名字就临时编，她说：“要不就叫‘非建筑’？”我比较实际，心想“要叫‘非建筑’，谁找咱们盖房子呀”！就加了个“常”字，叫“非常建筑”，用汉语拼音注册，觉得好像还有点儿意思，等于非常不严肃地干了一件严肃的事。我确实还有一层想法，就是觉得中国的建筑过于强调造型，过于怪异了。我想，如果这些是“正常建筑”，那么我们想建的可能就是“非常建筑”了。但实际上，满大街上的才真是非常建筑？

1996年我决定辞掉教职，回国当建筑师了。那时候，市场上还是以大设计院为主，只有几个零星的独立建筑事务所，独立建筑实践的基础几乎不存在。再加上我们自己以前又没有真的实践过，所以那个艰难劲儿也超出想象。第一个真正建成的项目是席殊书屋，当时是在车公庄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楼里要建个书店，朋友介绍给我们。那个地方原本是过车的通道，只是那些年给堵起来了，我们顺着这个线索想到书店与城市的关系，把车流人流等要素汇合在一起，用现成的自行车轮子做了“书车”——一个旋转的书架。当时中国建筑界正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建筑师们都在谈论符号，实际上就是往建筑上贴装饰，我那时候意识到建筑学核心问题的缺失，席殊书屋这个小小的书店室内设计算是一种批判式回应，它在建成后收到的反响还是挺强烈的。尽管4年后被拆除了，原址重新又回复成了过道，但它对中国当代建筑学产生的影响大家还常常会提起，所以结果并不算“小”吧。

我到现在还在想，新文化运动推广白话文，建筑有没有白话文？现在的建筑设计实际上是文言文，因为有一种自我意识。我有时会有一种把设计做得直白的意愿，但回到中国实践之后发现，如果设计不明显或不张扬，业主会认为你没有设计，所以我一直想做出有说服力的“普通建筑”，但没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