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张黎 采访、整理/张月寒

1997年的时候，胡玫在拍《雍正王朝》。一开始，她想请我做摄影，可我当时正在拍《红色恋人》，于是就用另外一种方式参与了这个剧。其实说白了就是跟着刘和平从剧本角度学习，跟胡玫学习导演技法。当时我跟刘和平待了六个月，学习从文学角度上怎么创作一个剧本，怎么样从小说改编。就这样，我结识了一些今后在我职业生涯中很重要的拍档们。和刘和平的相识，可以说更有一种一拍即合的感觉。我们两人都是湖南人，生活习性相似，年龄也相仿，又都对历史有着超乎常人的兴趣。

那一时期，中国电视剧的整体环境也和现在不大相同。随着1999年结束、进入新世纪以后，国产电视剧开始呈现出更加鲜明的美学风格。作品带有时代印迹，也开始呈现个性特色，整体文化语境更多元开放。以往观众心中单调乏味的电视剧讲述方式，开始被消费文化中丰富多彩的影像语言改写。由此，电视剧的制作、播出、受众反应等，开始进入一个比较有序、有规律可循的状态。当时互联网并不发达，所以电视剧的播出平台是以电视台为主，对一部剧的反馈、评论，没有现在这么快。就电视剧的制作来说，整体大伙还是有时间的，节奏比现在慢，人心比较静。

《雍正王朝》播出后，我和两个制片人以及编剧刘和平，一直对这部剧有一个主题的反思。我们觉得，《雍正王朝》是“当家难”的主题，但还是太过局限性，也缺乏准确性。就想着，如果再创作一部剧，我们能不能某种程度上超脱这种局限性，在思想层面上更进一步。

没过多久，大概2000年左右吧，我接触到《走向共和》这个项目。这部剧是央视投资的，约70万元左右一集，当时也算高成本大制作了。《走向共和》是我的第一部导演作品。但当时在长达一年多、将近两年的准备阶段，我并不知道最终的导演就会是我。

准备阶段我是还没有签任何合同的。那时在电视剧这个行业，整体还是有一种集体创作感的情怀。大家也都整体处于一种“摸索”阶段，不管业内还是业外，都没有谁说我能够手拿把攥地来掌控市场、创作、制作。都是懵的。大家都这个月不知道下个月会什么样，下个月不知道明年会怎么样。

《走向共和》在前期筹备阶段，我跟着那些编剧、学者们一块儿，同吃同住，整天就是在磨这个东西，从题材的选择，到定主题。剧本从写的那天开始，到写完，我们总共做了1100多个人物传记，厚厚四大本。从1100个人物中，我们再删减出来不到300个人物，又从这300个人物里浓缩成140个人物。这就导致你们最后看《走向共和》，觉得它的纵向是以重大历史事件为脉络，横向是以人物为导向。剧中出场的每一个人物，可以说都是把这些大量资料浓缩后的精华展示出来，所以他们会丰满、传神。这都是我们集体劳动的成果。这种细致程度、劳动量、准备时间，其实是那个时代中国电视剧市场的一种特有产物。

但这样也有缺点。前期准备中，枝枝蔓蔓，人物太多了。那么这些人物的删除标准是什么？就是一切还要围绕我们这部剧的主题。当时为《走向共和》定的主题是“找出路”。那么，蔡松坡（蔡锷）这个人物，我们就没写，尽管云南护国军讨袁，他是立下汗马功劳的。

除了“文化准备”以外，我们还做了“物理准备”，包括服装、道具、制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的，从出品人、台里领导到制片人，都综合觉得我可能更适合当这个导演，就把这部剧交给我了。

因为剧本阶段深入的时间比较长，所以当时这部剧虽然是我第一次做导演，拍的时候却一下就上手了。前期准备的阶段，我觉得是一个“捏沙成泥”的过程。散落的素材、庞杂的人物以及历史背景，大伙一起跟着编剧，把这个东西一点点拾掇出来以后，形成一个个情节性的段落。在这个过程中把影像形成的准备，就已经做好了。另外包括剪接，甚至包括对脑海中演员人选的确定。如今我只能说，《走向共和》这部剧确实在准备阶段我们都做得比较全面，给我们的准备时间也足够长。

当时整个团队的合作氛围，也是和谐的，其中很多人，如今已经成了行业里独当一面的优秀人物。编剧盛和煜写《走向共和》时，完全是“平地起高楼”。他参考了许多书籍，加起来厚度应该有3米。他创作时对剧本的要求很精细，平均一个月才能写一集。也是这个原因不能适应制片方的拍摄进度，所以20集以后的部分请张建伟续写并做全剧剧本的统筹。张建伟是当时《中国青年报》的编委，对晚清历史也很有研究。这部剧我们有一个联合导演叫嘉娜·沙哈提（Jana Shah），当时刚从莫斯科电影学院导演系的博士毕业回国，还有摄影师池晓宁，对于这部剧他其实更像一个大设计师。还有包括我们的制片团队、美术团队。当时第一美术师是刘新刚，后来做导演了。第二美术师赵海，目前也是国内顶级的美术师。再加上史学专家的真知灼见。他们的观点、针对细节提出的质疑，最后都蕴含在我们这部剧里，使其更好。所以我总说，一部影视剧，真的不是导演一个人的作品，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集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