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源

并不是只有中国人才有诺奖情结。每年10月初，全世界的目光都会聚焦在斯德哥尔摩的那几个小小的建筑里。这是一个陈词滥调但是让人魂牵梦萦的场景：电话突然响起，话筒里传来带瑞典口音的英语：“您好，这里是诺贝尔奖评委会……”

得知这个消息，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索尔·帕尔马特（Saul Perlmutter，2011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那样表现得十分淡然。他回答：“我想……得诺奖的主要好处是可以拿到停车位吧。”

帕尔马特指的是伯克利的著名传统：如果你获得了一个诺贝尔奖，你就可以拿到一个免费的专属停车位。通常来说，伯克利校园中心的一个停车位一年大约1800美元，而诺贝尔奖得主会有其专门的免费车位，其上标注着：NL Reserved（诺贝尔奖得主专用）。没有获得诺贝尔奖就使用这种车位会被贴罚单。有意思的是，诺奖车位的许可证不是永久的，即使是诺奖得主，也需要按规定每年申请续约。

更重要的是，在伯克利校园找一个方便的车位如此之难，以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者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在200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后接受采访时说，关于获奖，他最期待的事情是能拿到他的诺奖停车位，最好是当晚的庆功宴上就能拿到。让他略微失望的是，由伯克利校长召开的庆功宴上，校长并没有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神奇的纸片，而是在听到威廉姆森如此告诉记者后，当场手写了一张。

100多年前，阿尔弗雷德·诺贝尔决定捐出他的巨额遗产成立一个基金会。他希望将基金会的利息收益分成五等份，奖励给“前一年为人类做出杰出贡献的人”。每份奖金大致相当于当时一个教授年收入的10倍，期望获奖者可以在10年里不为收入发愁，可以继续在其领域做出贡献。

2000年以来，科学方面的奖项常常是多人共享，而很多获奖者早已经有了稳定的教职和经济收入。考虑到诺奖所带来的名人效应和之后的书稿、讲演等额外收入，奖金本身或许不再那么重要——这绝不是说100万美元是一个小数目，艾尔弗雷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获得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时，有记者问她获奖对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她回答：“当然是财务自由。”

诺奖获得者对奖金的处理各不相同。通常获奖者都会选择用奖金提高一下生活质量。有的用这笔钱还清了房贷，有的买了房子。爱因斯坦根据他多年前拟定的离婚协议，把奖金给了前妻和儿子。2018年生理学或医学奖新科本庶佑宣布把奖金捐给京都大学，用于支持年轻的研究者。德国唯一的女诺贝尔奖得主克里斯蒂亚娜·纽斯林-福哈德（Christiane Nüsslein-Volhard，1995年获生理学或医学奖）成立了一个基金会，支持有孩子的青年女科学家。京特·布洛贝尔（Günter Blobel，1999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则是把奖金捐给了德累斯顿市，用于支持文化建筑的重建。

诺奖更重要的意义是一种聚焦。它把通常默默无闻的科学家放到了公众眼前，也许还能帮助他们卖掉几本书。10月份新的得奖名单公布，也是新的科学英雄诞生的时刻。媒体进行宣传，公众讨论他们的工作。这种溢出现象是一个奖项对社会文化的反哺，也许正是诺贝尔的本意。而获得诺奖的那一刻，科学家和作家抵达了最接近明星的那一刻，也通往了不朽——根据来自英国华威大学2007年一篇题为《死亡率与不朽》（Mortality and Immortality）的论文，得了诺奖的科学家与获得提名但是没能拿到诺奖的科学家（通常来说，获得提名已经说明了同行对其成就的认可）相比，要多活两年。

“在美国或者德国，有助于提高被提名并获奖的概率”

2014年，理查德·罗伯特（Richard Roberts，1993年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应《PLOS计算生物学》（PLOS Computational Biology）主编菲利普·伯恩（Philip Bourne）的邀请，为该杂志“十条简明方法”系列栏目写了一篇《获得诺贝尔奖的十条简明方法》。世界上并没有不用很麻烦很累就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好事——这篇文章其实是对青年科学工作者的谆谆教导。比如：第一条：不要将获得诺奖作为自己的职业规划。把精力集中在做科研上，找到有价值的科学问题，做出有趣的发现。第三条：选择好合作者（但不要超过3个人，因为诺奖最多同时颁发给3个人）。第九条：对瑞典科学家好一点（因为他们也都是好酒友）。第十条：去研究生物学吧，因为生物学极为有趣、极为复杂、极为重要，还因为，现在诺奖的5个奖项里有2个都发给生物学——首先是生理学或医学奖，然后是……化学奖。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当代化学奖越来越偏向于综合性研究发现，尤其侧重生物领域。从2014年以来，5次化学奖里有4次颁给了与生物相关的研究：2014年，超分辨率荧光显微镜；2015年，DNA修复的机制研究；2017年，用于生物分子的冷冻电子显微镜；以及2018年，通过定向演化产生特定蛋白质的方法。

生活在美国或者德国，也有助于提高被提名并获奖的概率。

到2017年为止，一共有892人和24个团体获得过诺贝尔奖。其中，美国一共有375名诺奖得主，紧随其后的是英国130人，德国108人。

1901至1966年里，有3104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2777次物理学奖提名，2931次化学奖提名，4425次和平奖提名；到1953年，有5110次生理学或医学奖提名。其中，拥有被提名人次最多的国家是美国，4960人次；其次是德国和法国，分别为3429次和2805次。可以看到，在这段时期，生活在美国对获得提名有着极大的优势。

在这半个世纪里，所在地被标注为中国的提名记录有13次。当时伪满洲医科大学的日本人永野宁因对人体发汗、体温调节的研究被提名生理学或医学奖5次，分别是在1936年、1938年和1953年。1950年，时驻北京的法国外交官、汉学家乔治·苏利·德莫朗（George Soulié de Morant）基于他将针灸疗法引入西方的贡献，被提名1次。一位叫彭福和（Fook-Wo Poon，音译）的人士也在1963年被提名1次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资料显示，彭是一位中国官员。他的提名人是香港珠海学院的林春达（Lin Chun-Dah，音译），提名原因是“彭的著作《福利国家》一书为世界和平提供了实践及理论基础”。

第一个有据可查被提名诺贝尔奖的华人是我国防疫、检疫先驱伍连德。伍连德曾主持扑灭了数次流行疫情，他所创办的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日后发展为哈尔滨医科大学。1935年，担任过博济医院院长和岭南大学医学院教授的嘉慧霖医生（William Warder Cadbury）提名了伍连德，提名理由是，伍“在肺鼠疫方面的工作以及发现了旱獭在传播中的作用”。嘉慧霖医生在中国工作了40年。他来自一个有名的英国家族：Cadbury。如果这个姓稍微显得有点陌生的话，提起吉百利巧克力，恐怕人人都会知晓。

胡适在1939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人是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中亚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赫定可以算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他曾发现过楼兰城市遗迹。1957年，香港笔会再次提名胡适，然而并无所获。

另一个被提名的中国人则是林语堂。提名了胡适之后的第二年，1940年，赫定提名了林语堂。同一年，美国作家赛珍珠（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也提名了林语堂。1950年赛珍珠再次提名林语堂。下一个华人如此接近诺贝尔文学奖，也许要到1987年，沈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