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维舟

沉重的房租

阿克顿勋爵有一句众所周知的箴言：“权力使人腐败。”不过，美国草根运动的组织者厄尼·柯尔特斯在前些年修正了这句话，转而强调“毫无权力也同样使人腐败”。在英语里，corrupt还有“堕落”这一层含义，与bankrupt（破产的）具有相同的词根。他由此表达出美国草根阶层那种充满挫败感的处境：他们生活在贫穷、匮乏和沉默之中，也缺少直接的公民行动来为他们发出声音，最终只能自己消化那些苦涩，一点点地看着自己的生活腐烂。

看看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一书，就知道真实情况有多触目惊心了。他以工业城市密尔沃基来取样，长期追踪当地穷人的生活状况，发现他们经常在居无定所中度过：如果付不起房租，他们就会被扫地出门（专业术语称之为“强制性搬迁”），而这又会引起恶性循环，因为频繁搬家本身就会影响这些人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而缺乏稳定工作又反过来使得他们更加难以支付租金和生活开销。

这乍看只是一个未必典型的破败城镇（密尔沃基是美国第四穷的城市）的景象，但它之所以引起许多人的共鸣，是因为它折射出了一种普遍的困境。近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社会整体上向右转，企业精英们推动了一系列对自己有利的立法，使得他们既规避了劳工组织的约束，又能在全球化浪潮中通过将工作外包到劳动力更廉价的地区而大赚其钱，与此同时却不必对国内的穷人做什么照顾和让步。其结果，像密尔沃基这样的典型“锈带”城镇急剧衰败，而在普通家庭收入整体上停滞不前的同时，富人们的收入却不成正比地飙升。这对穷人们而言是雪上加霜：因为在制造业衰落之后，手握资本的人开始意识到房产租售是为数不多的最佳投资渠道之一，大量资金涌入这个“新兴产业”，造成这些年来的居住成本一路飙升，如今美国大多数贫穷家庭超过一半的收入都要花在房租上。

社会阶层的分化和底层的贫困化，是近些年来许多国家所面临的严峻问题，这使得生活在底层的那些人的处境越发艰难。在日本，原先那种以稳定保障为基础的“一亿总中流”早已成为过去，近30年来是随着零工、人力派遣服务等“灵活”雇佣出现的大批“穷忙族”。《小偷家族》这种反映都市穷人在破房子里艰难度日的电影，即便早20年恐怕都是无法想象的——2015年日本收入最高的10%群体与最低的10%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相比起上世纪90年代的平均值竟然猛增了8倍。在英国也一样，按英国住房慈善组织Shelter不久前的数据，在过去5年间，至少有25万女性为了减免房租而与房东发生了性关系。

不过，日本至少向来有着社会较为均等的传统，而英国虽然推崇经济上的自由主义，但社会改革方面却受到欧陆传统的影响，自近代以来就一直关注贫困问题。社会改革者查尔斯·布思坚信，减少犯罪的唯一途径就是减少贫困，如果没有基本保障，那么年老、无工作能力者必须走向犯罪才能生存，他由此在1908年推动英国出台确保数百万人提升生活品质的《养老金法案》。然而在美国却没有这样的传统，也不需要像欧洲的精英那样向社会下层让渡权力来赢得他们的支持；相反，美国一向是个人主义和彻底市场化的传统，强调的不是发展公共部门来确保所有人的体面生活，而坚信一个多元社会应利用自身优势，尽其所能地大力发展私有部门。这乍看起来是每个人“各尽所能”的好事，但事实是它既回避了社会正义问题，也回避了集体谈判问题；当年曾有人说，美国社会权力下放的结果仅仅是“黑人控制了黑人的痛苦，白人则控制了全国的财富”，那对穷人和富人而言则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