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布鲁诺·瓦尔特/王崇刚 编译）

朝歌暮吟，福祸相倚——歌德

这是一部充盈着音乐气息的生活故事。如果那是我的音乐，我谱写的音乐，我就永远不会撰写这部书了。一部声音的自传会让自我表达的愿景得到满足。然而，我只是奏出了别人的音乐，自己仅仅是个“诠释者”。

所以我感到有必要写下这部我自己的正在凋零的“尘世之歌”，为了让我的平淡生活不要随它一起凋零。经过漫长的旅行，我突然想要静静地站立，将我总是凝视前方的眼眸转向自己走过的路，沉思片刻。到了68岁，我决定休息一年，以便回味、思索、并写下自己的一生。

我要把这部书写给自己，以便感悟其中，可以将获得的成绩与我的筹划和期待相比照，可以找出老年与青年时代的不同，可以在生活经历的纷繁变奏之外，认识评价自己的主题。然而，我的故事对于那些只通过音乐活动了解我的艺术的朋友们来说，有更多的意味。我要感谢他们的鼓励陪伴，尽可能通过言语向他们敞开心扉。在工作的过程中，我被赋予了更广阔的思考空间。它似乎是我生命中的奥德赛之旅，在我老迈的凝望中真实地展现，也许就成为众人的兴趣所在。

因此，这部书获得了双重效应：自我检讨并传递信息。但因为我制定了必须完全真实地写出自己故事的原则，所以必须指出，写作环境出现了一些不利因素。我身边没有笔记作参考，无法通过报纸或者书籍查阅相关数据，也无法请朋友来确认，所能依靠的只能是我的记忆。当我第一次沉浸到往昔的回顾当中，所有的事情都是一抹黑。但无需长时间的摸索，我的眼睛就开始习惯这种黑暗了。我可以辨别出表格和图形、住所、街道、中学、音乐学院、音乐厅、剧院、风景以及海洋。我可以看到我的父母、哥哥、妹妹、亲戚、朋友还有敌人。他们在我眼前活动起来，他们开始说话了。一个人会引出另一个人，一件事会牵出另一件事。曾经在我脑海里处于休眠状态的想法和感受，还有言语，浮现到表面。我发现那些往事并未结束，除非它们从来没有发生过。它们就存活在我们内心广阔的平日意识不到的那片空间，在记忆的召唤下，会很快升腾到阳光下。随着我工作的深入，我常常想起自己许久没有弹过的钢琴曲，我似乎把它们全忘了。但当我开始弹奏它们的时候，手指很快会灵活地以其惯常的方式奔跑起来。记忆取决于一个人生活、行为和感受的强烈程度。我从不缺乏这种强度。也许我碰巧会弄错其中的细节，我的记忆有时会欺骗自己。不管怎样，我努力说出每件事情的全部事实。在拿不准的时候，我会表现出自己的怀疑。

但是，我也不想把所有事情都讲出来。我与蓝胡子的故事唯一相似的地方，是我家里也有一个拒绝开启的房间。的确，里面没有放着可怕的头颅，也没有血淋淋的斧子，只有一些我不愿意提起的个人经历和观点。这些东西旁人不会感兴趣的。

但是，音乐家的生活能唤起大家的兴趣吗？年轻的时候，我会伤心地用否定来回答这个问题。世俗的眼睛看重的是王室、政客、武士。艺术家的重要性几乎不可能与他们相提并论。艺术家也许给人们带来快乐，但并非必不可少。在人类生活的外部环境中，这种观念曾经表达得很清晰，不是吗？奥地利皇帝住在帝宫，政府要员住在内阁府邸，舒伯特和莫扎特住在很寒酸的地方。报纸的重要版面和大字标题，都让位给世间的历史性事件。艺术新闻只被安排在次要位置。历史书谈到亚历山大和拿破仑，谈到俾斯麦、迪斯累利和梅特涅。相对而言，构成我的世界的那个圈子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渐渐地，我看得越来越清晰。亚历山大和拿破仑的所作所为留下了什么？俾斯麦帝国的结局如何？政治性的大革命获得了什么样的成果？曾几何时，世界的发展让我想起早年在维也纳夜间看到的那种怪模怪样的道路清扫机。旋转的扫帚荡起尘土，把它转移到空气中；但是很快，尘土又落下来，像先前那样覆盖在街道上。

如此非常的景象，我无心观赏。但我确信，相对于政治成就而言，人类的精神造诣更为重要。因此，作为谦卑的音乐布道者，我斗胆记录下我的生活，因为我曾经服务于音乐的无穷之力与恒久之美。我有限的生命曾与那些流芳百世的音乐融合在一起，因而是幸运的。因为具有创造精神的作品会流传下去，它们在本质上是不朽的，而那些大人物震撼世界的历史事件会被时间所淹没。拿破仑已经死了，但贝多芬还活着。

《主题与变奏》译后记

王崇刚

《主题与变奏》历时三载终于译完。杂志连载的40篇文字（从2014年第5期开始至今），加上这篇序言便是这位指挥大师自传的全部内容。

虽曰“编译”，但面对这样一部在音乐以及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传记作品，译者所谓的“编”，只是为每篇连载起了个涵盖其大意的标题，对于书中我国读者不太熟悉的艺术家、政治家、风景点以及大事件，做一些简单的说明，绝无其他。

面对作者的原文原笔，自己总是做到尽量慎重；自己的译文注释，只为方便读者领会原文，一律以“译者注”作为标记。

译者听古典音乐已历30余年，莫扎特、贝多芬、勃拉姆斯、瓦格纳、马勒是我最尊崇的作曲家，而这正是布鲁诺·瓦尔特作为指挥家的“势力范围”。

与同时代的大牌指挥相比，瓦尔特不像托斯卡尼尼、富特文格勒、克伦佩勒那样以一种强势的控制力驾驭乐队，而是通过温文尔雅的沟通，让乐队理解贯彻其意图。这一特色，在古典音乐的指挥当中似属另类，却是瓦尔特的高明之处。瓦尔特的这一个性从何而来，相信读过这本自传，读者会找到自己的答案。

瓦尔特处在马勒、普菲茨纳、茨威格、托马斯·曼这样的一个群星璀璨的文化群落当中，作为与当时众多的大师级人物有过交集的音乐家，他所写出的这部自传，记载了19世纪末到二战前夕，德国和奥地利灿若星辰的文化群体。瓦尔特本人谦虚好学的品性，使得他有机会也有能力对这些重要人物进行近距离的观察，并进行坦诚深入的沟通。瓦尔特本人除了音乐，对绘画、雕塑、建筑以及文学、历史均有精道独特的见解，因此，他的这部回忆录，与其说是19世纪末到20世纪的音乐画卷，不如说是这一阶段中欧国家一个多角度的艺术写真。特别是以马勒为中心的音乐、戏剧、文学方面的成就，作者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这些文字由于都是瓦尔特的亲身经历，所以具有非常珍贵的史料价值。

阅读这部自传的时候，我有一种特别深切的感受，那就是，对于一战前德国奥地利文化成就的了解，目前的中文文献还很不完备。书中提到的许多经典作品，我们或者缺少译本，或者找不到专门的研究文章。这也是翻译过程中非常令人头痛的问题。比如，作者在书中多次提到的让·保罗的名著《泰坦》，至今没有中文全译本，因为作者对此书进行了引用，我不得不求助于相关学者，才解决了问题。

这本传记1946年面世，到现在已经历了71个年头，上世纪60年代就出过日本版，而中文版直到现在才完成杂志连载，的确有点儿晚。这与古典音乐在中国大陆传播的深度和广度有关。直到20世纪90年代，我们才开始全面了解活跃于20世纪古典音乐舞台的各位大师，对其传记的关注，则是最近一些年才兴起，这才有了这个译本的问世。

有一点需要在此说明，本书翻译的底本，使用的是1946年美国印行的英文版。作者最初是用德文写就了本书，但德文版出版的时间是1947年。瓦尔特长期在美国担任指挥，英文是他的工作语言，所以这个英文版理应是经过瓦尔特审定的权威版本，也是原著最早面市的出版物，因此从英文将其译出，不会影响本书的原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