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康宁）

对于伟大的德国作曲家勃拉姆斯来说，在1856年和1896年，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人分别离开了，一位是舒曼，另一位是克拉拉。1897年，勃拉姆斯也完成了所有使命，在春光烂漫的季节走向生命尽头。

舒曼、克拉拉和勃拉姆斯的因缘是音乐史上一段广为人知的佳话。甚至不管是否了解历史，不管是否了解勃拉姆斯或者舒曼的音乐，总有人把三人的故事化成关于友谊、爱情抑或忠贞、隐忍的故事原料，一些想象出的桥段被大加渲染，很多音乐作品也受到牵连，解读得流于庸俗，勃拉姆斯的《四首严肃的歌》就是被误解最深的作品之一。

勃拉姆斯的确与克拉拉有过一段传奇情感，他曾经这样说：遇到克拉拉开启了我生命中的最重要阶段。19世纪30年代，勃拉姆斯在认识舒曼之前，首先在小提琴家约阿希姆推荐下，去魏玛投奔当时已负盛名的钢琴家李斯特。然而相互了解之后，勃拉姆斯和李斯特全然不在同一轨道上。当时还不名一文的勃拉姆斯已经有了比较完整的美学体系和创作思路，对浪漫主义花哨飘渺的音乐风格表示反感。他毅然决然地离开李斯特，随后又在阿约希姆的介绍下投奔了舒曼。克拉拉第一次见到勃拉姆斯时，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今天从汉堡来了一位了不起的人……他只有20岁，是由神直接差遣而来的。罗伯特（舒曼）说，除了向上苍祈求他的健康外，不必有别的盼望。”舒曼夫妇对勃拉姆斯表现出非常之青睐，勃拉姆斯也感觉这才找到符合自己的音乐发展方向。

此后，勃拉姆斯经常出入舒曼夫妇家，他幸福地称之为“亲人般的关系”。舒曼不仅在音乐创作上与勃拉姆斯进行探讨，在音乐评论方面也与其志同道合。但是舒曼并没有给予勃拉姆斯细致入微的指导，他们的关系亦师亦友，又如兄如父。从音乐的结构和风格来讲，勃拉姆斯也并非承袭舒曼，他以条理清晰的线索替代舒曼的碎片式思维，以极其内敛的表达方式将舒曼刚刚打开的浪漫主义情感之门微微关闭。甚至，在某些层面讲，他跳过舒曼，直接追随了贝多芬，想就此阻断浪漫主义的无序发展。舒曼去世后，勃拉姆斯与友人共同在《新音乐杂志》上发表宣言，反对以李斯特、瓦格纳为首的“新德意志乐派”，与他素来交好的指挥家鲁宾斯坦，由于推崇德国浪漫派，也受到勃拉姆斯排斥。但舒曼生前却未曾与勃拉姆斯产生分歧——有时我们很难以简单的因果判断事物，如果舒曼没有早早去世，那么他的音乐将去往何处？二人可能终会分道扬镳。这里有位不可忽视的人，就是克拉拉，在舒曼与勃拉姆斯之间建立了巧妙的缓冲。三人认识之初，是舒曼创作最旺盛的时期，勃拉姆斯对舒曼的崇敬在三人关系中占据主导。此后，勃拉姆斯与舒曼的交流中少不了克拉拉的参与，作为当时颇具盛名的钢琴家，克拉拉几乎视奏过勃拉姆斯当时的全部钢琴作品，首演了他的多部作品并提出有益见解，毋庸避讳，勃拉姆斯承认自己这时已经陷入对克拉拉的倾慕。1850年前后，舒曼经常表现出情绪异常和幻听，身体情况不佳，创作也大大减少，1854年他发病自投莱茵河，随后两年在精神病院度过，这段时间，克拉拉牺牲演奏事业照料丈夫和孩子，而勃拉姆斯也将大部分精力转移到克拉拉身上，他不仅照顾克拉拉的生活，同时尽可能为她的演奏事业提供支持和帮助，三人关系的重心已经转移到勃拉姆斯与克拉拉之间。1856年舒曼去世，直至此后多年，勃拉姆斯仍与克拉拉关系紧密，两人频繁书信往来，还曾一起旅行，但这段故事还是以1862年勃拉姆斯移居维也纳画上了句号，他们收回了彼此的信件并焚毁，勃拉姆斯开始了自己的第二段人生。

1896年克拉拉去世，勃拉姆斯接到唁电，但是并没能赶上她的葬礼。他最终完成了声乐套曲《四首严肃的歌》，将手稿交给了克拉拉的大女儿作为最后的献礼。《四首严肃的歌》选用了德语《圣经》四段经文，分别是“因为世人遭遇的”（Denn es gehet dem Menschen）、“我转身看到所有”（Ich wandte mich und sahe an alle）、“死亡，多么痛苦”（O Tod，o Tod，wie bitter bist du）、“我以人和天使的语言”（Wenn ich mit Menschen-und mit Engelzungen redete）。事实上，这部作品并非为克拉拉的逝世专门创作，《四首严肃的歌》初稿写就时，勃拉姆斯的另一位朋友、版画家马克·柯林格尔的父亲刚刚去世，勃拉姆斯曾经想将这部作品献给他，由于对作品不尽满意，只好作罢。勃拉姆斯甚至曾自嘲式地、回避式地将这些歌曲命名为施纳达滑稽歌（一种奥地利传统小曲，以真假声切换演唱），但即使这样也终究无法回避创作之初他对生命进行严肃探讨和思考的本意。那些精心选择的经文，直至这时还尚未显露它的真正意义，克拉拉去世，勃拉姆斯受到极大震动，这才回归作品初生之严肃，将其一气呵成，因为30年前，正是克拉拉与勃拉姆斯共同开启了这个话题——死亡。从此，它成为伴随勃拉姆斯后半生的持续主题，勃拉姆斯关于消逝与重生的思考继而开始。

克拉拉

关于死亡的思考最初来源于舒曼。舒曼离世前最后一首有编号的作品是创作于1852年的乐队与合唱作品《安魂曲》（Op.148）。舒曼一生很少创作宗教与生死的大型作品，但在生命熄灭前夕，他以该作收起自己的灵魂。也许克拉拉和勃拉姆斯关于死亡的思考继承了舒曼，抑或舒曼和克拉拉只是打开了勃拉姆斯灵魂中的一扇窗子，唤醒了他的内心。其实这种思考并非出于偶然，勃拉姆斯性格沉郁，自闭消极，他经常在一些问题上游移不定并感到苦闷，承受犹豫不决带来的精神折磨。他不愿向人表露自己的心意，甚至害怕他人过于关注自己。有人曾想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勃拉姆斯感到惶恐，并且在信中这样叙述：“我确实不记得有关我自己的年份或日子，我找不到旧时的信件，也不喜欢谈论我自己，同样不喜欢读有关我个人的任何文章。”这种将思索、叙述、矛盾、冲突引向自身的性格，总会问寻存在的意义，也是最容易将问题转向生命与死亡的。

说到这里，勃拉姆斯历时11年创作的《德语安魂曲》可以为这个过程做出证明。《德语安魂曲》是1857年至1868年创作的。约翰纳斯·弗尔纳尔在著作《勃拉姆斯》中曾对这部作品的动机作了深入研究。很多人认为这首作品的创作起因是舒曼的逝世或勃拉姆斯母亲的去世。但勃拉姆斯曾经明确表示“如果有人认为安魂曲是为我母亲写的，我可不爱听!”。

事实上，我们可以把《德语安魂曲》的创作看作勃拉姆斯对自我终身命题思考过程的记录。在1854年前后完成的第六段中，勃拉姆斯选择了这段经文：

当主来到时，我们不是都要安息，而是一切都要改变。就在一瞬间，在末日的号角响起的时候。因为号角要吹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我们都要改变……

这段歌词体现了勃拉姆斯对于“复活”的信仰和渴望。而最后完成的第五段音乐中，勃拉姆斯虽然选择了母亲安慰孩子的经文，但这段经文的点题之处在于：

世上没有永久存在的城市，然而我们仍在寻找这将要到来的城市。

这表示，人们最终将归向何处才是勃拉姆斯关心的重点，这是他思考死亡的一个出口，也是思考之路上的一个驿站。

这个命题还没有收尾。1873年，勃拉姆斯指挥巴赫的康塔塔《亲爱的上帝，我会在什么时候死去》和凯鲁比尼的《安魂曲》，音乐会后，他继续写道“人们在这里听音乐会，和其他地方一样，不过是按照新教或者天主教的方式早晚被埋葬掉”。1896年克拉拉去世之后，勃拉姆斯以同样选用德语经文（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宗教仪式中的咏赞不再是神职人员专属，非神职人员的普通信众也可以通过“众赞歌”等形式歌颂和赞美上帝，即“信徒皆祭司”。经文不再用单一的拉丁文，路德翻译了很多德语白话经文）的《四首严肃的歌》继续这一话题。“这些乐曲都和舒曼夫人有关，不完全是因她的去世。长期以来，我一直思索死亡这件事。”再次提笔，勃拉姆斯要表达的已经不再是三十年前的敬慕与眷恋，与他关系最为深切的最后一人的离开，使勃拉姆斯再次感受到死亡的对生命的围攻。

我们如今彷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

从此后，每当这部作品在音乐厅响起的时候，勃拉姆斯都选择避而不听，也许这时，这个命题已经在他心中获得了答案。

1897年，勃拉姆斯逝世于维也纳，被安葬在维也纳中央公墓。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

那个他寻问自己三十年的问题，在《四首严肃的歌》中已经给出了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