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曦）

一

2011年9月，在瑞士旅行，路过琉森。彼时正逢音乐节，阿巴多尚在。只是常驻德国的我，觉得来一趟并不难，又带着家人，又嫌票价太贵，没多想就放弃了。后来成为阿巴多的粉丝，再回想起这些事，才感到遗憾不能自已。而我在琉森错过的又岂止是阿巴多？还有离所住的青年旅舍数百米之遥的瓦格纳的湖畔故居。不过，故居在可见的未来里不会灭失，阿巴多却再也没有了。

这次琉森访京，距离上次的2009，已然过去足足八年。自回国以来，我在京定居了五年。这些年，从喜欢莫扎特、老柴、历史录音，到转向巴赫，到各种随便听，到现在继续随便听但钟情于晚期浪漫尤其是布鲁克纳与瓦格纳；从形单影只地穿行于陌生城市、探寻音乐家故居和现场音乐会，到逐渐结交许多同道好友。其间，送走了有幸得见的戴维斯、马泽尔、马里纳、贝洛拉维克，与只在唱片里仰慕的哈农库特、莱昂哈特……空间的三维坐标与时间的第四维，人与音乐，在记忆中不断叠加。落在琉森这个点上的，是种种碎片，却连灿烂的花桥与澄澈的天空也无法掩盖底色中那抹微茫。转瞬间，一位去琉森亲历过盛况的朋友，如今也猝然而逝了。

写到这里，或许有些太过悲伤？本意并非如此。须知，一切遗憾与怀念都源自有所爱、有所记挂。所以从琉森的底色微茫中，我更多感觉到的是这若干年最具“人味儿”的点滴。在这个巨大的世界中，我踏履于微不足道的点和线。聆听音乐，赏览艺术，体验生活，这原本都是异常私人的事体，我也自来惯于独行。我以为我会如此这般，继续下去，直到生命的终点——或也可能是“所之既倦”之时。但京城五载改变了我。它教会我认识友情，享受友情，既有一般层面的互相砥砺，更有深入人性的宽厚与温暖。

二

当夏伊与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的这场音乐会公布之时，我的想法只有一个字：去。10月14日理查•施特劳斯交响诗，10月15日贝多芬《艾格蒙特序曲》、“第八”和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相比而言我更心仪理查。如果说今年北京只有两场非听不可的演出，那就是14日这场和北京国际音乐节的《女武神》吧。不过一放票，价格却令人目瞪口呆，远远超出预期。接下来数月，百般纠结，说到底心中从未真正想过放弃，而只是为一口气支出巨款做“心理建设”。临演最后几天，票务流转扑朔迷离，官方、乐迷、来路不明的票务网站，在情感与利益间博弈。我先是不可思议地以能接受的价位买到了池座，后又在一家公众号抽中了一张一楼正面的票。

手握两张好票。不，我不想把那张池座票转出去。夏伊，琉森，理查。我知道这一定会是妈妈喜欢的。我要带上她。

2017年10月国家大剧院，夏伊与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演绎《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谢幕

我听音乐并非受父母的影响，但是，在我爱上音乐之后，家中也就有了音乐。零星偶遇，妈妈发现自己是个“潜在的乐迷”。其实这早有端倪。她曾跟我说起一件80年代的旧事：那时她和爸爸还在大学读书，风气始开的年代，电台播放贝多芬“第九”，凡热血青年无不激动泪下。一次她去爸爸宿舍玩，一伙人正在摆弄一尊雕像。她瞥了一眼，问：“这是贝多芬吗？”众人惊诧，问她从何处得知乐圣的相貌。她说：“我从‘第九’中听来。”我想，她听乐的“慧根”恐怕远好于我，可惜那时并无如今这样唾手可得的资讯，她的青春年华流逝在了理查德•克莱德曼、邓丽君等另一番景色中，未能得见古典的大天地。

戴维斯《庄严弥撒曲》演出谢幕

在德国读书时，她来探亲数月。我带她去看莱茵河，恰好波恩在办贝多芬音乐节。想到她与贝多芬的小小缘分，我买了两张科林•戴维斯爵士指挥伦敦交响乐团的《庄严弥撒曲》演出票。于初涉古典的乐迷而言，这部作品或许有些沉闷深奥了，所以她兴致不是很足。不过她有自己的趣味点：看音乐厅，以及看人。从音乐厅回旅馆的一路上，她对我说，年纪大的那些老外都穿得好正式，好有仪式感，像是把压箱底的衣服掏出来了，反而年轻人穿得随便。接着还举了好几个着装的实例。说真的，进进出出这么多音乐厅，我从未仔细观察过这些事。我心想，你净看这些有的没的。后来才渐渐明白是自己狭隘了——“现场”呈现出丰厚的样态，每个人随自己的性情，撷取自己的星月，正是其魅力所在。

我再带她听音乐会，已经是回国后的事了。印象最深的一场是马泽尔指挥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演奏《无词指环》。大剧院官微抽奖赠票（这么一说我运气着实不错），池座靠前位置。这次她的“人类学”趣味施展到了极致，指挥与乐手的举手投足尽入眼底，她算是看了个够，兴奋得像个孩子。从此马泽尔这名字在我家生了根。而现在，提起马泽尔，她总是一声长叹：“哎，这样的音乐家，这样厉害……”

几次同行，我基本摸准了她的偏好：晚期浪漫的器乐作品。这次琉森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死与净化》《蒂尔的恶作剧》，在非乐迷中知名度不高，对乐迷来说却是喜闻乐见、易于接受的“大俗”曲目，再适合她不过。我对她说了这事，她自然照旧嫌贵，但我执意。我让她坐了池座，我坐一楼。这次她不仅看得饱，还听得心满意足，比几年前荷兰皇厅乐团（本由杨松斯执棒，临时换成吕嘉）的那场更痛快，甚至对大剧院也有了熟门熟路的“老司机”范儿。

三

事实上，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陪着她。如今的我早已不是当年的独行侠。开场前、中场休息、演出结束后，无一不是抓紧时间见朋友，偶尔还要顺便完成物品的交割——音乐会对我们来说当然也是社交场合，这毋庸讳言，且并不影响聆听的私密性与目的的“纯洁性”。十来分钟说不上几句话，打个招呼，言下之意无非是“我们还在，我们还在呀”。而所谓物品交割，亦不存在任何礼节上的压力，只不过是平日里时时把朋友记在心上，偶遇些好玩不贵的小东西，满心欢喜带给朋友。不成文的默契：拒绝快递，一定要用双手传递。可以等待一年半载，但必须留有人的余温。

随手翻翻，竟有这么的朋友相赠的书、碟、明信片等。不知我送出过几许

不到十年前，去外地听音乐会还是略显疯狂的举动。而今，即使飞到大陆或大洋的另一端也不稀奇。日益频繁的腾挪移转，大大缩短了地球的半径，相见不再难期，作别也不必太过忧伤。聚聚散散，可怀有更坦荡惬意的心情。就在琉森的中场，我又见到了上海来的挚友。《红楼梦》里说史湘云来贾府：“青年姊妹间经月不见，一旦相逢，其亲密自不必细说。”我们何尝不是这样。想起数月前，也是在国家大剧院，《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散场后，一众人趁着夏末深夜的温凉，在长安街拐角不起眼的小馆子里啃腔骨和撸串。每每这种筵席，极少谈到音乐，也极少谈到生活，仔细回想仿佛什么都能畅言，却记不起来到底说了些什么，就如大块朵颐的精髓不在羊肉而在北冰洋汽水（以及汽水的精髓不在橙汁儿而在色素）。

微微惆怅的，乃是青年终将长大。有人来，有人离开。数额似乎没有增减，但人并不能相互替代，每一个都弥足珍贵。这种离开不同于空间的聚散，无论如何都会在心中留下一个或大或小的坑洼。可别看轻时间，它雕刻着你的身形与内在。昔日的狂热分子，今天可能与音乐形同陌路；志得意满的才俊，可能落魄，可能流俗。不离不弃地爱一件事，在其中徜徉并积淀，这永远是奢侈，是天降的幸运。而我可能属于未能免除时间蚀刻的那类：对音乐会现场渐渐“退烧”，对音乐的态度早已今夕迥异，甚至音乐之于我的意义也悄然变迁。我是否仍爱音乐？连这个我也答不上来。它可能成了米饭，成了必需，不再是爱与不爱这个层面的问题。但我也可能转头就变成馒头、面条的拥趸，与米饭渐行渐远。谁知道呢。我爱过绘画，爱过诗歌，爱过火锅，爱过串珠……现在却把心意抛洒在别的事物上。如果音乐是下一个？不敢想。最可怕不是“移情别恋”，而是“不知所之”。兴味啊，你一定不要远离我！

国家大剧院内夏伊与琉森音乐节管弦乐团演出海报

很多事只有回看才能意识到价值，并非人不懂得珍重，而是人须得依赖这些有价值的东西，才能淘练出意识到价值的目光。那时我一夜火车就能到达琉森，百来欧元就能耳闻天籁，但那时的我自己，还远远没有为此做好准备。这是空间三维坐标与时间这第四维的错位。有句烂俗的话说“在最好的时候遇见”，依稀与之相仿。所以，与其说我在琉森错过了阿巴多和瓦格纳，不如说我太年轻稚气，最好的机缘尚未到来。

特别喜欢一句拉丁谚语：ora et labora，祈祷与劳作。祈祷，于信徒而言是宗教的诉告，于我而言，约等于许愿、祝福。至于劳作，我欣赏简•爱的自白：“至少赐予我一种新的苦役吧……它并不十分动听，不像自由、兴奋、享受这些词，它们的声音确实很悦耳，徒然浪费时间。但是这苦役却全然不同！它毕竟是实实在在的，任何个人都可以服苦役。”劳作，或说苦役，大概是最朴素又有效的“救赎”之道。我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去为那些美好的相遇做准备，甚至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去度过生命的时时刻刻。

诚然，无论如何“救赎”，阿巴多是永远没有了。但琉森还在，未来的阿巴多兴许也在他的那份祈祷与劳作中等待他“最好的时候”。音乐家如朋友，皆不可替代，音乐与友情却能传递下去。所谓“永垂不朽”，大抵就是这样。

突然想起，同样是2011年妈妈来探亲的时候，我们去了汉堡。彼时，易北爱乐厅还在修建中，只能看到雏形。如今它已耸立在宽广的河岸，雄风熠熠，惊艳四方。在这世界上，总会有新的光，伴我们度过漫漫长夜。我会找到光吧？并且无论光在哪里，无论我们各自追逐怎样的光，哪怕最短暂的相视，或许依然能传递这样的款语：“我们还在，我们还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