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曹利群）

2016年的春天，为了查阅顾圣婴的档案去了上海交响乐团的档案室。曾任上海交响乐团副指挥的陆洪恩的档案恰好和顾圣婴的放在一起，顺便也就看过。顾圣婴档案的缺失我事前有心理准备，但在这个文革初期就遭枪决的陆洪恩，按道理说档案应该有厚厚一叠。当我拿到手里便知不妙，里面的内容甚至比顾圣婴档案中的还要少。打开来看，只有钢笔潦草地抄写的陆洪恩的简历和一张照片，还有一张当年上海市人民政府的任命通知书（市人字3572号）。上写“兹任命上海乐团交响乐队副队长兼副指挥。特此通知”，签发人为当时的上海市市长陈毅，时间是1954年10月18日。从这个时候起，直到1964年上海乐团到郊区奉贤县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四清）他突发精神疾病为止，他的指挥生涯也只有短短十年。1968年4月27日，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人民广场召开公判大会，宣判了陆洪恩死刑，立即执行。枪决他的布告贴满了上海的街头，上海电视台还转播了宣判大会的现场实况。陆洪恩也是上海第一个被杀的知识分子。（有关陆洪恩的情况，王友琴和铂程斋等已经有专门的论述文章。）

陆洪恩的父亲是在上海徐家汇土山湾的一所孤儿院长大的，17岁时为一天主教徒所收养。20岁结婚，后来在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任职员。育有二子一女，陆洪恩上有兄姐各一，他最小，因而颇为受宠。全家都是天主教徒，母亲最为虔诚。她性情温和善良，对所有的人都充满爱心。妈妈的这种性格感染了他，只是他不像兄姐那般恪守天主教徒的规矩，不常去望弥撒。1932年，陆洪恩就读于法国人办的徐汇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要求很严格，对于法语的要求尤其高。陆洪恩很聪明，学什么都快，就是不肯好好学法语，但对于音乐课情有独钟。他要求父亲给他买钢琴，到了高中二年级，更加迷恋音乐，于1937年考取上海音专钢琴系。然而，他还没有毕业，父亲就去世了。1941年，他从上海音专毕业。毕业后，正巧费穆先生的上海艺术剧团邀请音乐家黄贻钧先生主持一个乐团。黄贻钧热情地请陆洪恩到乐团担任钢琴演奏员。从这一年起，陆洪恩和黄贻钧结下了终身的友谊。

陆洪恩多才多艺。有一次，费穆甚至将改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的任务交给了他。没有学过话剧的陆洪恩，居然将《罪与罚》的剧本写成，不久即搬上舞台，公演之后受到好评。抗战胜利不久，费穆先生的剧团解散了，陆洪恩经中共地下党员李之华的介绍，到《时事新报》当了记者。他才思敏捷，写了许多介绍和评点交响音乐的文章。不久，李之华去了香港，陆洪恩也被迫从报社里退了出来。1949年，李之华从香港托人带口信给陆洪恩，劝他留在上海。说很快上海就会有自己的交响乐团。1949年5月，上海解放。次年初，在黄贻钧的帮助下，陆洪恩进入了上海交响乐团，担任定音鼓演奏员。听过陆洪恩演奏的人回忆说，陆洪恩打定音鼓是那样有劲，那样投入，乐曲常常随着他的鼓声而进入高潮。怎么想象他当时的样子都不过分。他还送给朋友一本歌德的《浮士德》，并说他非常喜欢浮士德这个人物，因为浮士德体现了知识分子追求为人类社会谋求自由和幸福的理想而努力奋斗的精神，他确信这一生活的真理。

陆洪恩初入上海交响乐团时，前任指挥是个叫富华的意大利人，富华离去后，乐团选拔了三名指挥：黄贻钧、陆洪恩和陈传熙。陆洪恩被选拔后，格外投入，深更半夜时分还在家中听一些名家指挥的录音，研习总谱、练习指挥。后来陈传熙被上影乐团调去。到1954年，黄贻钧和陆洪恩分别被正式任命为上海交响乐队正副队长和正副指挥，上海市市长陈毅亲自向他们颁发了任命书。那一年，风华正茂的陆洪恩年仅37岁。

往前说，早在1951年，陆洪恩就和黄贻钧参加了电影《武训传》的电影配音，以黄贻钧为主。全国批判《武训传》时，俩人都受到批判，不得不写了检查。陆洪恩心中十分懊恼，按捺不住，写了一首打油诗给黄贻钧，发泄心中的不满。打油诗是这样写的：

弟本姓武，小名曰训。已一百年，骨肉无存。

忽有导演，动我脑筋。搞七念三，拍成电影。

还有寿头，是黄贻钧。叽哩咕噜，替我配音。

弄到结果，大出毛病。人民日报，一篇社论。

全国轰动，骂我山门。我在阴曹，也受批判。

活鬼闯祸，带累死人。下次创作，千万小心。

文艺方向，为工农兵。如再弄错，勿讲情面。

罚入地狱，九十八层。当牛做马，永不超生。

这首诗后来成了他“恶意攻击”的口实。

翻看着档案里为数不多的几张纸，忽然看到陆洪恩和罗马尼亚作曲家门德尔松切磋音乐的照片：彼时他的时光和他脸上的优雅一样美好。照片上，陆洪恩坐在一把椅子上，右腿翘起，手里惬意地夹着香烟，门德尔松站在陆洪恩的侧面，右手勾着陆洪恩的脖子，两人亲切地研习着小开本的总谱。气氛融洽友好。据知情人回忆，陆洪恩在排练时要求十分严格，每次都要分声部练习，一些乐团成员经常感到苦不堪言，难免底下发牢骚。然而到了演出时却收到很好的效果，他指挥的音乐会总会得到一片赞扬声。加之他为人诚恳，没有架子，终于，他的排练和指挥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和赞扬。

时间定格在1958年的1月。那个年代，和顾圣婴一样，陆洪恩也积极投身到社会主义的艺术实践中，不但下厂下乡，还努力进行创作。由于团长黄贻钧经常出国，陆洪恩就成了常务副团长，忙于乐团的日常工作而少有创作机会。然而他还是决心要为迎接建国十周年写一部管弦乐作品。他的儿子陆于为在《我记忆中的父亲》一文中，这样记载父亲在家里埋头创作管弦乐《年年欢》的情景：

那些日子父亲每天翻阅乐谱，苦思冥想，简直到了如痴如醉的地步。记得有一个星期天，全家聚在一起高高兴兴地吃饭。父亲很爱喝酒，每顿饭他少则几两，多则半斤。这时，只见父亲举着高脚酒杯，品尝着我刚给他拷来的七宝大曲，忽然间他竟把筷子当作指挥棒挥动起来，越来越起劲，不时用手把一撮头发撩到脑后。到了乐曲高潮时，居然流下了眼泪……

经过近一个月的努力，大型管弦乐《年年欢》终于写完。1959年10月1日，陆洪恩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为共和国的生日演奏了这部乐曲，电台还进行了实况转播。

坐在上交的档案室里，翻看着故去的艺术家们的档案，窗外天空黯沉，细雨迷茫，一时不知今夕何夕。旧事多年情未改，忽闻春雨忆当年。忽然想听陆洪恩的指挥录音。我想，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上交是录制过唱片的，如此推论，陆洪恩的指挥录音应该是有的。就在《缺失的档案》这篇文章即将完成之时，一次偶然的聊天，宁波朋友贺秋帆告诉我说，他在宁波电台做“中国交响乐的发展”节目中曾经播放过上海交响乐团的唱片，恰好就有陆洪恩指挥的作品。看我要得着急，他把节目的录音用手机给我传过来。声音一出，喜出望外。通过QQ上传的图片，方知这是一张上个世纪60年代出品的黑胶唱片，由中唱公司出品。唱片编号为“2-2331申（586268）”。曲名是根据新疆民歌改编的《送我一支玫瑰花》，黎锦光编曲。后又得知，武汉的胡发云先生在一次清理老唱片过程中，也发现了一张陆洪恩指挥的《团结舞》。从顾圣婴和中央乐团星期音乐会的合作，到陆洪恩指挥的唱片发行，可见在文化大革命前，虽说文艺界风雨飘摇甚至凄风苦雨，虽然上海交响乐团也在自己的后院里建起大炼钢铁的小高炉，乐队演奏员也到无锡柴油机厂去演出，到宝山县罗店农村去慰问，到上海各个区县参加社会宣传活动，但正式的演出、录音，还是有基础的保障。曾几何时，黄贻钧、陆洪恩，这些纯粹的艺术家有过勃勃雄心，信心满满地希望，经过他们的努力，让中国的交响乐上一个更高的台阶。从1957年反右到1963年之间，俩人都主张“指挥负责制”，“争取在十年后（指1972年）参加布拉格之春音乐节”。陆洪恩更天真地提出，乐团每天五小时的业务活动时间全部由指挥来支配安排，以期获得更多的排练时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现在看来，陆洪恩文革遭遇杀身之祸也非偶然。早1962年，在乐团学习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他就放了炮：“是贝多芬面向工农兵，还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呢？我看应当是工农兵面向贝多芬。工农兵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艺术修养，逐步熟悉交响音乐。”这样的主张显然同“文艺为工农兵”的方向背道而驰。当运动到来的时候，乐队队员们泥菩萨过河，自然需要明哲保身，这些观点很快就到了上峰的耳朵里，自然也就成了陆洪恩的罪名，被扣上“刻骨仇恨工农兵”“疯狂排斥党对文艺事业的领导”的帽子，也就不奇怪了。他的这些言论都是有案在录的，而他平时又是俏皮话不断，要想给他治罪都是现成的。当暴风雨来临时，他又不懂得明哲保身的一套处世哲学，依然故我，大祸临头也就在所难免。陆洪恩被关押后，曾多次被拉出去“陪斗”。在批斗音乐家贺绿汀时，他被拉去“陪斗”，同时要对贺绿汀进行批判。陆洪恩却说，贺绿汀是爱国爱党的音乐泰斗，他的《游击队之歌》鼓舞了民众奋起抗日，何罪之有？其他多次“陪斗”，他都不屈服。最终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绞杀中送了命。

2017年不但是顾圣婴弃世50周年、冥诞80周年的日子，也是陆洪恩先生的90冥诞。值此时刻，言说往事，听听他指挥上海交响乐团当年录制的唱片，也算是对他的一个深深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