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克里斯多夫·瓦拉茨/詹湛 编译）

荷兰布苏姆（Bussums）是个安逸的小地方，距离阿姆斯特丹不足半小时车程。那是一条寂静的街道，约距离火车站一公里。

我们走进了一栋被粉刷成白色的房子，砂砾在脚下咯咯作响，而几只蜜蜂在一丛晚生灌木的花间嗡嗡地穿梭。屋子的大门被闩上了，不过它矮矮的辅楼有一扇门开着。敲门示意后，我们走了进去，才走了一两步就发觉左右两侧都是书，当然还有乐谱。有声音传来——那是电话铃响。原来，这里就是库普曼（Ton Koopan）先生音乐收藏帝国的“司令部”。所有的线索在这里汇集。只见他一面与女助手安排着接下来的会面日程，一面向我们招手示意，带着一抹狡黠的微笑。这里似乎很拥挤，却挺舒适的。

“请您领我们上那边看看吧。”我所说的“那边”，指的是他的住所。那其实是一栋翻新过的楼，原建筑由库普曼在1986年买下，然后做了彻底的翻修。从那时起，此处就成为了他宁静安乐的所在，仓储空间更是足够了。“因为我的夫人就是这里出生的，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定居。”

我们踱步进了客厅。壁炉左侧悬挂着一幅描绘长笛手的油画。其实，这幅画的内容已经困扰库普曼好多年了，画中人物到底是谁一直查究不到。他咨询过别人十余次，但都无果而终。这个问题一直在他心头萦绕不去，因此孜孜不倦地自己研究着。

穿过窗户的木条与外面翠绿的树叶，阳光洒进房间。“花园是我夫人的帝国。”他说。

被这晚夏颤颤抖抖的阳光照亮的，是屋内的烛台、落地小灯与盆栽植物，它们参差地置于窗台周围。此时的库普曼，看起来像是一个收藏家，他的藏品很多：乐器、乐谱、书、指挥棒，乃至家具。这种激情从何而来呢？库普曼回答：“还真难说，从小时候我就有收藏的爱好，比如会逼着爸爸带我上博物馆逛逛。但问题在于，当时满十二岁的孩子才能进博物馆。反正大大小小的、几乎所有老物什我都喜欢。”

读高中的时候，库普曼就经常去附近的一家旧书店，一头扎进去就再也出不来。那里的新、旧两种图书是分类摆放的，而那些新的他看也不看。“旧册子什么的，才有氛围感嘛。”

库普曼

小库普曼11岁时就加入了一支小乐队，14岁就在教堂里演奏管风琴，所以很早就自己能挣零花钱了。这一前提便允许他纵情于自己的收集癖好。“我父母挺穷的，而我却买得起书。”

不久他进入了男童合唱团，开始对17、18世纪的音乐感兴趣，反而对那些浪漫主义作品没什么感觉。“我觉得它们挺无聊的，可能是不匹配我的情绪吧。”看得出，这一喜好一直维持至今，除了极少数例外。

库普曼的妻子玛托特

我们在他的工作室里闲逛……哦，是“工作室”吗？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研习书房”。“书房”吗？似乎还不够确切，更应该像是一个图书馆吧！反正，对于这件房间，什么标签都不合适。在一个陈旧的、定制的书架系统上，无数本古旧书籍一直堆到了屋顶。这套架构仅仅有几处不起眼的地方还存有一点点现代化的、或修整过的痕迹。在房间的正中立着一个小小的柜子。“它大约是1760年制造的，我十五六岁时就把它买来了。”而它的上面放着一根斯维林克曾经用过的指挥棒，这真是值得炫耀的藏品，它的周围摆放着许多小画像，还有老乐谱、透明胶带和复印件。库普曼养的猫咪时不时地溜进来，在斯维林克的旁边绕了几圈，然后从窗户的另外一侧跳了出去。

《马太受难曲》现场录音

带领阿姆斯特丹巴洛克乐团与合唱团录制的《马太受难曲》

凡是收藏者，多会为空间狭窄而唱哀歌吧。“我学生时有一架小型立式钢琴，它的占地还不大，但即便如此，我还是时不时地问朋友，他们能否借一点空间给我放东西。”他的朋友之一是约迪·萨瓦尔（Jordi Savall）。“我俩常常去一些古玩店晃悠，然后将自己感兴趣的所有东西摊在桌面上，然后——只要有钱的话，就开始‘瓜分’，你拿这一堆，我拿另外一堆。”库普曼与萨瓦尔之间的友谊保持至今。可是，“约迪现在不太有时间去买旧书了，幸运的是我这里有助手可以帮忙。我自己用因特网不熟，但是却对翻阅各式目录有着出奇大的兴趣。于是，约迪和我还互补得不错。”

突然从隔壁传来了声响，似乎有人在排练。听那动静，自然是早期音乐了。原来，那是他的夫人、荷兰羽管键琴演奏家玛托特（Tini Mathot）的房间。一时间，仿佛这座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潜藏着某种令人兴奋的基因——它能将历史与当下结合得天衣无缝。一会儿是一些零敲碎打的声音片段，一会儿又是几个动机疾驰而过。在走廊里放着一个陈列玻璃柜，按其五彩方格花纹的外表看，完全可以被定义为歌德故居里的老物什。现在想来或许不可思议：当初库普曼竟然是拿这个玩意儿为他最早的巴赫康塔塔项目作了资金抵押。无论什么事，既然要做，他就要做得彻底。

所以，往往是那些没有解决的音乐问题让他忐忑不安。比如布克斯特胡德时代的装饰音技巧，他一直觉得没有把握，所以还在不停地钻研着。它们真的是那样吗？其所受的影响来自何方？是意大利，还是法国？这个历史难题拼图到底能完整地拼上吗？

回到客厅后，我们继续着问题：库普曼先生将自己埋于遥远年代故纸堆的偏好，到底从何而来？是受父母的影响吗？“我的父亲是一个爵士乐爱好者。”他说。

“什么？”

“没错，他会自己玩打击乐器，也会在没有预先排练的情况下，与几个人玩一些即兴合奏（Jamsessions）。而我那时常常坐在一边。我觉得那很美妙，可是之后再也没有与爵士乐产生过联系。”

随着我们的进一步“盘问”，一个更加有趣的答案浮出水面：对爵士的热爱竟然隔代而传，如今，库普曼的一个女儿就擅长爵士的即兴演唱。

“另一个决定性的影响发生在我上小学时，就是说，我很小就参加合唱队了，还一边吹奏竖笛呢。”另外，我们还得到了证实：库普曼的父亲除了玩爵士之外，也没有忽略掉贝多芬与瓦格纳。

啊？库普曼一家……难道听瓦格纳吗？

他是这么回答的：“做学生时我去听过几场关于《尼伯龙根的指环》的讲座，可是乏味得要命。接着我们要作一些关于主题动机（Leitmotiv）的学习报告什么的，于是，瓦格纳算是在我这里彻底终结了。至于贝多芬，我最近才有一些感觉，对我来说，那些一直以来都是现代音乐。”

没了瓦格纳之后，在库普曼学生时代取而代之是海尼兴等一批作曲家。他说，当时很是痴迷于周六晚上的小提琴奏鸣曲排练。“那是在阿勒美洛，距离兹沃勒约40公里地，我演奏管风琴，而那里的牧师则拉小提琴。在合唱团排练后，是忏悔的仪程。接着我们就很快吃过饭，开始演奏一些科雷利及类似的小提琴作品。当然，那时揉弦还是用得很频繁的，可即便如此，我还是觉得那音乐美极了。我也是在那里学会抽雪茄与品酒的，真是挺幸运的。”这时，库普曼脸上又是那一抹狡黠的微笑，伴随他眼里的那束光，洋溢在了空气里。

库普曼与羽管键琴

我们的话题不停地跳跃，比如说起了早先时候在荷兰参差交错得很好的古乐景观——也许是这个国家太小的缘故，一切才变得那么的协调。至于库普曼先生自学管风琴的经历，则是这样的：直到16岁他才接受正式的课程，因为之前腿儿短短，没法够到脚键盘呢。还有，当初演奏一些无需用上脚跟的乐曲时（译者注：一般传统的巴洛克演奏方式不用脚跟，只用脚尖弹，因为普遍断句很多，不求连贯。事实上巴赫作品用脚跟是可以接受的，到了之后的浪漫派用脚跟就成为了极普遍的现象），他多少仍有些不情愿。不过后来他才领悟，只有通过这种“不用脚跟”的方式，才能以更本真的方式接近历史上的巴赫或更早的先驱。

巴赫管风琴录音

而另外一个中途停留点则是作曲家布克斯特胡德，他的价值在库普曼眼里完全是打开了一片崭新的天地，而一直以来却都被“不可饶恕地”低估了。对了，他正在计划做一本布克斯特胡德的书。

C.P.E. 巴赫300年纪念

“可是你懂的！时间问题呀。材料都摆在面前了，我只需要将它们拼起来。”

库普曼指挥的布克斯胡德声乐作品

又一次，我们松散的谈话线索回到了他的学生生涯。他跟随莱昂哈特的第一堂课：羽管键琴上的力度、自由速度以及各种触键的可能性。“而我呢，一再地追问着：为什么？那时一个学生如此刨根问底确实不多见，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把老师所说全盘接受。实际上，我已经是带着那种流传下来的古老指法去上这门课的，去之前早已读了不少材料，于是我们就此讨论了很久。而让我更觉兴奋的是，莱昂哈特在演奏时似乎没有太大的肢体幅度，却可以不费力地让羽管键琴声从一组乐手的声音中脱颖而出。那段时间，我学到了太多东西。”

在一个地方堆放着几十叠空的便签本。到底是谁需要那么多呢？库普曼见状拉开了自己的夹克衫，只见口袋里已经粘着三条便签了。原来，他不断会有思考、评说，乃至一些新鲜点子涌现出来。便签就派上用场了。

他径直走向书架，抽出了几本，其中一些是老的乐谱，另一些是参考书或者论文，还有小册子与手写的誊本。它们里面到处都粘贴着大大小小的便签，这让它们中的大部分读起来像是登记簿。对于库普曼而言，鲜活的音乐史就像一幅大的马赛克图画，每天都会成长一点点。

那么，这位收藏库的主人是如何拥有那么充沛的时间的呢？他的额头皱了皱：“很久以来，我都睡得很少，每天顶多四个小时。直到几年前，医生问我希望活多久时……我回答100岁。那他建议我：你还是睡多点吧，出于健康考虑。从那时开始，睡眠时间也就增加到了六个小时。”

库普曼也学会了自我切换的本领。他每年最大的活动兴许是去法国的居所度假一阵子。“在那里我完全不演奏，多达三周时间。直到第四周，我才逐渐开始弹一些。不过，我读得依旧很多。我夫人会问我，倘若有一百本书在手边，我还会和她聊天吗？当然，我也不是什么都读……对了，消遣时我还愿意玩一些多人游戏呢，比如和孙子玩玩大富翁、乐可多（Ligretto）什么的，规则比较简单，不过你一定得反应很快才行哦。”

库普曼夫妇

时间真是太短了，关于他屋内的那些乐器我们还没来得及一一探讨呢。当然，还有很多话题：比如他的老论文——认为巴赫《赋格的艺术》是已经完成的作品……或者他的新贝多芬计划等等。而音乐时不时地从他隔壁的房间传来，门前庭院里，蜜蜂依旧在嗡嗡飞舞。库普曼先生再次消失于辅楼里了，有新的工作还在等着他呢！也许正是工作才赋予了他使不完的精力，让他永葆青春。而事实上，库普曼已经是七十岁的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