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王崇刚 编译）

我们在1901年秋天来到维也纳，住进新施蒂夫特街的临时住所，就在德意志大众剧院的后面，我和太太决定等有时间在那儿建起自己的家。我俩吃午饭的地方，是米市大街一家颇有风味的餐馆。我提及此地，是因为我依然以怀恋的微笑想起拿奥地利旧币古尔登和十字硬币买单的情形。这些旧币不久就被奥地利金币和铜币取代了。我的太太受到了马勒兄妹、以及我们的朋友家人的热诚接纳。马勒亲自为我引见剧院各位行政官，还有部门负责人。当我第一次指挥独唱演员、合唱团和乐队的排练，以一场《阿伊达》演出开始自己的新事业，马勒向我道贺时，我平心静气、自信满满地期待着在这崇高的艺术殿堂，拥有一段丰富多彩的职业生涯。

维也纳歌剧院的指挥当中，汉斯·里希特（Hans Richter，1843–1916，奥地利指挥家）依然被他与瓦格纳在拜洛伊特多年友情的光环所环绕，这让我非常感兴趣。我观看了一场梅耶贝尔《非洲女郎》的演出，显然他是以不太乐意的心情来指挥这出戏的，还有一场《纽伦堡的名歌手》，他在其中展现出全方位的掌控力。我还记得马勒表现出的对里希特的殷切敬重，将他奉为艺术大师、世界知名的音乐家。在他的办公室我亲眼看到，马勒曾翻开放在窗前立式办公桌上的硕大剧目册，让里希特随心挑选要指挥的剧目。但马勒挽留这位著名同僚的所有努力都落了空。里希特很快离开了维也纳。他的离去可能缘于不愿看到自己业已确立的名望，被马勒事业的新辉煌所掩盖。他去了英国，接管起曼彻斯特的哈雷管弦乐团。他还在伦敦指挥一系列定期音乐会。我愉快地回想起与他还有他的女儿，在那里度过的一个特别兴奋的夜晚。

我的其他同事包括罗伯特·富克斯（Robert Fuchs，1847–1927，奥地利作曲家），他60多岁了，很快就要领养老金退休。还有弗朗兹·沙尔克（Franz Schalk，1863–1931，奥地利指挥家），当时38岁，他在柏林是我的前任，我俩成了熟人。我将在维也纳与他合作11年，然后在萨尔茨堡继续与他搭档。

汉斯·里希特

我满怀憧憬的心情，很快因一次沉重打击而烟消云散。我指挥的场次很多。马勒指派给我几部他业已排练好的歌剧，相信我能够保持他演出时的艺术水准。另外，相当多的其他作品也委派给我，其中就有《唐豪瑟》。我感觉这次演出，除了一个角色安排不当外，并不缺少戏剧与音乐方面的活力。第二天早上看到维也纳主流报纸《新维也纳日报》对我的强烈抨击，我非常惊讶，甚至是震惊。这不仅仅是非议，比人身侮辱还要过分。我所读到的是在如此显眼的地方，对我工作的厉声呵斥，就像一场要将我彻底摧垮的战役号令。我有生以来第一次遭遇如此激烈的恶语相向，表现方式又是这样的贬损——其中之一是“我甚至连步兵乐团的头领都不配当”。当一系列类似的针对我的反对声音接踵而至，我陷入了深深的焦虑，愈发感到迷茫。马勒第一时间告诫我——我后来发现他说的太对了——这些抨击不过是矛头朝向他的战役的第一声号角，这一战略既精明又歹毒。此时是马勒行使剧院管理权的第四个年头，他凶恶的对手已紧密勾连在一起。必须承认，马勒粗暴的行事风格，在艺术问题上不容争辩的态度，他对艺人的聘用和解雇，与传统旧习的抗争，使得他在艺术员工里的敌对阵营越来越膨胀，特别在乐手那里，还有剧院的行政官员、观众、以及报人那里。即使他不进行任何有效进攻，他积极有创造力的生活方式，对于庸人市侩也是一种冒犯，对在奥地利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保守倾向是一种挑衅。那些对马勒怀恨在心，并试图暗中破坏其事业的人，有些是被原则问题所驱使，有些从一开始就持反对态度，有一部分是庸俗的市侩，另外一部分，特别在维也纳有很多，是《诗篇》（《圣经》“旧约”一部分，是以色列君王大卫所辑录的一部诗歌集）作者所说那种“嘲笑者”。他们都憎恨马勒，向他开火，就像老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前234年—前149年罗马执政官，晚年曾大力鼓吹彻底消灭罗马的劲敌迦太基——译者注）反对迦太基。对马勒本人直接攻击，无疑会让他的众多支持者行动起来。另一方面，在维也纳音乐生活的显赫之地（宫廷剧院），任命一位年轻经验不足的指挥，有望提供其音乐总监在用人方面缺乏责任感的明证。同时，马勒支持者的抵抗不可能发生，因为他本人还未受到攻击。

那个时代的明信片

这就是马勒和他的朋友们，对我所遭受打击的原因分析。所以，我努力把事情做到最好。但敌对的行为愈演愈烈，直至我注意到就连艺术家队伍中也出现了对我的排斥。一些读者甚众的小报加入到这场战斗。马勒和我——因为他聘用了我——在这些报纸的评论栏目中受到指摘。似乎没人站在我这一边，马勒也帮不上什么忙。更糟糕的是，他自己还心事重重。马勒结识了“维也纳最漂亮的女孩儿”阿尔玛·辛德勒，与她坠入爱河。不出所料，他生命中的精神风暴释放得太迟，当时他已经41岁了，对其他的一切都置若罔闻。他好像不了解我的处境，或者至少还没意识到其中的危机，感觉他不愿把我的烦恼太当回事。就我个人而言，我对自己的处境之危认识得越清楚，就越不想麻烦朋友，或者那些对我的事业心怀好意的人。我惊惧得无法形容，完全处在困惑中。

罗伯特·富克斯

我的工作当然还不至于被批得体无完肤，但我的个性让我扪心自问，我做的一切会不会招致严肃的非难。如果对自己潜在的弱项与错误没有清醒、认识，那就不像我了。我在工作中似乎缺乏批判性的警觉；我发现自己的和缓节奏有些无节制；还发现我的指挥技术不扎实，甚至有些粗劣。这样，刚过几个星期，我竟然不能指挥了，开始相信那股恶意的指责洪流中也有几分真切。

我职业生涯的根基发生了动摇，开始怀疑自身的音乐才能，自己作为指挥家的使命。以前的所有成功好像都不算数了。这儿是维也纳，音乐之都——我选择的家园，考察之后发现自己配不上这个地方。碰巧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科隆歌剧院邀请我担任首席指挥，还有特殊的优惠待遇。大大的诱惑，让我可以在演出季结束后，脱离难以忍受的维也纳氛围，到更称心的环境里找回自信。

我太太和我几乎打定了主意，接受科隆的职位，此时她决定要先听听马勒的意见。我建议她别让马勒陷入必须表态的苦恼中。如果他劝我别去科隆，我在维也纳的事业发展会给他增添压力，若是另一种状况，就好像他希望让我成为其对手的牺牲品。我太太不赞成我过分的周详考虑，决定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向马勒请教一番。过后，她承认已经拜访过他，出乎意料地告诉我，在马勒看来，尽管我没有过错，实力也不弱，却在维也纳“输掉了比赛”：在维也纳曾经输过的人，永远不会再成为胜利者。马勒当然希望我信守合同条款，但从我自身利益考虑，他会劝我接受科隆的职位。这番话对我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突然感觉强大起来，意识到自己的责任，非常确信自己的抉择：我已经犯了一次错误，忍气吞声是怯懦的表现。我对太太说：“让我先在这里成为胜利者，然后再离开”。她勇敢地表示赞成，我们留了下来，我成功了。

明希豪森男爵

但我要走的是一条既漫长又艰辛的道路。一开始最难，就像我以前说过的，当我认为自己不知道如何指挥的时候。每次面临弦乐的拨奏和弦，乐队声部每次自由进入上拍（upbeat），我都有不祥的预感。无论我怎么打拍子，和弦和上拍都缺乏准确性。当和缓的6/8拍因我打成了两拍而变得不精确，打成了六拍而变得僵硬的时候，那是多么的可怕。这种情形下，我不仅感到我的指挥技术有力不从心的地方，乐感也出现了迟钝。当我必须在长乐句前做好预备动作，或者努力满足整体诠释之需时，对细节的极度警觉就会造成干扰。我感觉好似掉入了泥沼，并且越陷越深。看到的人没有一个过来帮我。

我只能依靠自己。就像不可一世的明希豪森男爵（Baron Munchhausen，德国作家拉斯伯的童话《明希豪森奇游记》的主人公，一个特别爱吹牛的人），我用靴带把自己从泥沼里拔了出来。我排练中的警觉性、自我调整能力和技术探索能力都有所提高。另一方面，演出过程中我不再瞻前顾后，而是强迫自己集中精力专注于音乐的整体，把细节放在次要位置。然而，最首要的是，我再次感受到自己思想的力量，并重新与先前的“坚毅自我”再度衔接。这种方法证明是成功的。我的乐队排练技术探索取得了成果，对自身思想力量的召唤，让我的音乐事业得以复兴。我渐渐发觉，演出中可以自觉应用起自己不断增强的技巧造诣，在不妨碍音乐流动连续性的前提下，进行一定量的批评性的聆听与观察。之后我意识到，我最重要的战斗，也就是克服不自信，我已经取得了胜利。

我再没有向马勒说起过我自己。印象中他完全沉浸于儿女情长，对我的音乐事业没太大兴趣。让我惊讶的是，一场格鲁克的《奥菲欧与尤丽迪茜》演出之后，哈辛格尔——马勒的随从，递给我一张折叠的纸，上面写着这样的话：“好极了！非常棒。高贵的表达，节奏适中。非常令人满意。马勒。”这是在那个危机阶段，从他那里第一次得到鼓励的话。它对我的影响，就像来自童话药瓶里的暖流，让所有的创伤愈合。

阿诺德·罗斯

在我考虑从哪儿跌倒就从哪儿爬起来之前，针对我的围攻起哄已不得不有所收敛，现在的这种局势已经明朗化了。于是我决定先在另外一个领域证明自己的音乐才华。与我在音乐方面交集深厚的阿诺德·罗斯（Arnold Rose，1863–1946，出生在罗马尼亚的犹太裔小提琴家），恰好此时邀请我在他的室内乐演奏会上担任钢琴伴奏，地点在贝森朵夫音乐厅。经常光临罗斯演奏会的嘉宾，还有报界人士，这些人很热情地接纳了我。我在那儿得到的赞誉，以及之后来自可以被称“维也纳音乐良心”的一班人对我的褒奖，既意义重大又为我带来了好运。从那时起，我与阿诺德·罗斯的关系变得更近了。后来，除了他常规的室内乐演出外，我们还一起演奏古典奏鸣曲。我俩的定期演奏会延续了15年，成为维也纳音乐生活里的固定项目。

安东·谢德尔

阿诺德·罗斯从17岁开始，就成为维也纳宫廷剧院和爱乐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我永远不会忘记《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三幕，他那小提琴独奏的尊贵之美。它让我第一次意识到，一种独特的声音可以富有表现力地从众多小提琴的热烈合奏中脱颖而出。多年来，罗斯的乐队独奏魔力总能散发出迷人的效果。他作为乐队首席的卓越工作，让我永远心怀感激。他似乎能忖度到指挥家的每个意愿。无论排练还是在演出，其高度的专注力从未懈怠过。他用自己在乐队独特的权威给指挥家以全力支持。因此在5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他树立起乐队首席的理想楷模。他的四重奏小组，步约阿希姆之芳尘，在成就和名望方面与其比肩。罗斯作为音乐会独奏家亮相的机会并不多，但他在那些场合也很成功。罗斯的音乐才华是天生的，凭直觉获得的。他的音色以及对节奏的把握都非常精准，还天赐一双好耳朵。从维也纳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他就热心效忠于马勒。在歌剧和音乐会演出中，对我同样展示出让人深感欣慰的坚定忠诚。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是好朋友。他音乐方面的雄辩之才，与他为人的沉默寡言形成鲜明反差，却促成了他在乐队以及四重奏小组中的权威。很难想象这个壮硕的、发型像教授的大胡子男人，年轻时是个在街上东游西逛的地道维也纳人。他曾驾着自己的马车，与一群趣味相投的年轻人一起，游走于普拉特的大街和酒肆，以及内城的时尚聚会。他与马勒的妹妹贾斯丁1902年结婚后，变成了模范丈夫，家里的顶梁柱。75岁时，罗斯不得不离开维也纳，英国友好地接纳了他。对这位艺术家所演奏音乐的真诚分享，让这个国家获得了无限荣光。

诺依曼

最终，在1902年，我获得了自己长期渴望的歌剧院的成功，这是对我所忍受的诸多失望的补偿。马勒委托我排演威尔第的《假面舞会》，剧院指派了最好的年轻歌手。演出当晚，我征服了整个剧院，连我的敌人也无言地屈服了。尽管这些人过后又卷土重来，但他们的声音再没有当初的高调回应了。我的死对头们最终将自己定义为挑错专业户，但不是很有效，可这个行当在维也纳很流行。此后不久，布拉格剧院的负责人安吉洛·诺依曼，邀请我们所有人赴布拉格，以便让他的观众也可以欣赏到受到广泛赞誉的维也纳歌剧制作，我知道一个新的更有乐趣的工作阶段已经为我安排好了。

在诺依曼（Angelo Neumann，1838-1910，德国歌唱家、导演）陪伴下，我度过了很多欣悦时光。长期的剧院生涯，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掌故和故事。诺依曼给我讲述了很多关于安东·谢德尔（Anton Seidl，1850–1898，匈牙利指挥家）以及他指挥的《尼伯龙根的指环》巡演的情况，以及尼基什、马勒以及穆克的许多掌故。

在水果市场著名的老布拉格剧院指挥是一种荣耀。莫扎特本人1787年在这个地方指挥过《唐璜》的首演。我前往波琪姆卡（布拉格的一处别墅，莫扎特在此完成了他的歌剧《唐璜》）约瑟法·杜舍克（Josepha Duschek，1754-1824，古典时代的杰出女高音，莫扎特的朋友）颇具魅力的小房子，进行了一次小型的朝圣之旅，这里是不朽音乐作品诞生地。走在妙趣横生的老街，穿越巴洛克风格的街景，过了火药塔，直到城堡区，跨过伏尔塔瓦河上的大桥，我深深地喜欢上了这个奇特庄严的、忧郁浪漫的、色彩独特的城市，这种喜爱在我对布拉格的多次访问，以及经常在这里举行音乐会过程中渐渐增强，一直延续至今。我会永远记住布拉格，还有莫扎特在这里被认可并获得的巨大成功，布拉格观众的热情给他的凄凉生活洒下一缕阳光。

《假面舞会》演出后不久，罗斯和我应邀在布拉格演出奏鸣曲音乐会，地点在漂亮的鲁道夫音乐厅。这个地方后来被波希米亚小吃占领了，不再是一个音乐场所。那以后，喜爱音乐的布拉格不再拥有一座与其艺术成就以及音乐在公众生活中的重要角色相匹配的音乐厅，这很遗憾。然而，我要以感恩的心情来回忆在卢塞纳酒吧和斯美塔那音乐厅，与捷克爱乐乐团合作的那些美妙夜晚。那个年代，这些音乐会维系着我与布拉格之间令人陶醉的持久关联。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