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邓欢欢）

在卡洛林王朝的皇帝丕平（751-768年在位）和查理曼（768-814年在位）在法兰克王国强制推行罗马圣咏之前，高卢教会礼拜仪式沿用的是一种复合的单声部传统——高卢圣咏。尽管高卢礼仪的音乐在9世纪记谱法出现之前几乎完全遭到压制，而且这种礼仪传统与格里高利礼仪在风格上大相径庭，然而，据说，其残余部分却仍然留存在格里高利礼仪以及其他地方的礼仪曲目中。术语“高卢”偶尔也存在于非罗马的语境中，因此，特别是在古文学中，可能包含的意义是伊比利亚半岛的、“高卢圣咏”凯尔特地区和意大利北部（包括米兰），当然也包括高卢地区自身的仪式音乐。

一、高卢礼仪的历史

在中世纪高卢王国的历史中，5世纪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时期，尤其是对高卢教会来说。这一世纪的最后几年见证了克洛维（Clovis，466-511，法兰克王国的创立者，墨洛温王朝的第一任皇帝）在高卢建立的法兰克王国，该皇帝在496年皈依基督教。最终，法兰克人将版图扩张到大约覆盖现今法国、瑞士、低地国家和莱茵河以西的德国，这片疆域就是通常所说的法兰克王国，后来成了加洛林王朝的核心区域。早期的墨洛温王朝的国王们继承了基督教的传统和高卢-罗马民众的礼拜形式，这种礼仪主要以现今法国南部地带为中心，这个地区在5世纪中期是坚定的基督教阵营，从这些民众中出现了高卢礼仪的原始形式。

公元416年，教皇英诺森一世（401-417年在位）在一封写给古比奥的主教德森提乌斯（Bishop Decentius of Gubbio，生卒不详）的书信中最早指出，高卢地区的礼仪样式与西方其他地区教会有差异，教宗在信中要求意大利、高卢、西班牙和北非的教会要按照罗马的礼仪样式来举行礼拜仪式。自5世纪以来，也出现了若干高卢的神职人员创作的礼仪歌词的资料，这些教士中有维埃纳（Vienne）的主教克洛迪乌斯·迈默图斯（Claudianus Mamertus，卒于475年）和他的侄子（Sidonius Apollinaris，卒于480年），还有马塞莱斯的穆塞乌斯（Musaeus of Marseilles，卒于460年），此人因为宗教年（Liturgical year）编纂了经文选集而留名青史。在这本经文选集中包含了一部圣礼书和一部带有一系列圣咏和赞美诗的应答圣咏；后者是西方教会中最早知悉的圣咏集。然而，这些礼仪书籍却没有一部能够流传于世。其他的一些写于5世纪至9世纪前半叶之间的文学资料见证了高卢仪式和音乐独特的样式。例如，坎特伯雷的奥古斯丁（Augustine of Canterbury，卒于604年，本笃会僧侣，英国教会的奠基人）在给教皇大格里高利的信中论到了高卢教会的崇拜与罗马教会的不同之处。大约在829年（即罗马圣咏在法兰克推广之后），瓦拉弗雷德·斯特雷波（Walahfrid Strabo，808-849，法兰克僧侣，神学作家）在著作中写道，“许多人声称他们通过文字和旋律就可以区分罗马和其他地方的圣咏。”

关于高卢礼仪的性质和内容的证据存留在许多宗教书籍中，特别是圣礼书和经文选，以及若干其他的当时的文学书籍；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发现尚存的高卢圣咏集。当与相关的资料进行比较时，在罗马和安布罗斯教会中，这样的文本清楚地表明，高卢礼仪的礼拜用途和文学风格十分独特。然而，它们也显示，在高卢教会自身当中还存在着相当多的变体，因为独立的基督教行省，甚至是独立的教区都有本地独特的崇拜形式。例如，反映在由莫内（Mone）出版于1850年弥撒曲集中的欧克塞尔（Auxerre）的礼仪实践显示，该地的礼仪崇拜在选择公式时与奥顿（Autun）地区的哥特弥撒书（Missale gothicum）不同，即使圣咏的形式或顺序很少有改变。因此可以说，与罗马、莫扎拉比和安布罗斯的礼仪相比，纵然它们在弥撒仪式、日课和其他特殊的仪式中享有同样的实践程式，但高卢礼仪与其他几种礼仪在本质上却并非同源。

缺乏同源性也是凯尔特礼仪音乐的鲜明特征，可能是因为墨洛温王朝治下的高卢缺乏统一的基督教会权威，而在8世纪后半叶，卡洛林王国开展礼拜和教会的改革之前，国内各教会尚缺乏任何礼仪统一性的需要或愿望。高卢礼仪传统的独特性可能部分归因于教会吸纳其他地方礼仪元素的意愿。例如，在《博比奥弥撒书》（bobbio missal）中——大概来自勃艮第或意大利北部，有来自西班牙的影响，尤其是在受难日的类似连祷（litany-like）的祈祷中；罗马教会自身影响了高卢礼仪，尤其是在祷文的行文风格和在某种程度上的礼仪的结构方面；圣咏是自米兰的莱昂和高卢东南部借用而来的，同样地，凯尔特和欧洲大陆的礼仪交互影响在法兰克和罗马均留下了痕迹。在7、8世纪，凯尔特的传教士来到欧洲大陆，随身带来了礼仪书籍，其中的一些留在了德国和意大利北部。

东方教会施加的影响在高卢礼仪中也有表现；事实上，高卢礼仪的特点是源自地中海东部的圣咏和实践，如助祭的连祷，欢呼歌“看，那神圣事物给神圣的人（Sancta sanctis）”，三圣颂（Trisagion）和凯鲁宾克赞歌（Cheroubikon）。在阿尔勒主教凯萨利阿斯（Saint Caesarius of Arles，468或470–542）的时代，阿尔勒教会的圣咏同时采用希腊语和拉丁语。高卢的一些教会，例如阿尔勒的教堂里设有一座圣餐台的神坛，即如东正教会里为准备祭品而设的圣坛；在奉献仪式中，会有一支庄重肃穆的队伍从这个神坛出发行进到祭坛，同时唱诗班咏唱凯鲁宾克赞歌或来自于东正教会的其他圣咏。相较奥坦地区，这些非西方教会的影响在圣凯萨利阿斯担任阿尔勒主教期间尤其明显，同时存在这种影响的还有马赛地区。

当卡洛林王朝进行大规模的宗教改革时，高卢礼仪和它的音乐在法兰克走到了尽头，基督教改革要求法兰克全国上下的教会都要采用罗马的礼仪和音乐。798年，查理曼大帝发布了《普世警言》（Admonitio generalis），在这部法典中，他要求所有的教士都“应该深入学习罗马的圣咏……按照国王丕平努力在全国推广的罗马礼仪和音乐，同时他还废除了高卢圣咏，目的是与罗马教廷的礼仪保持一致”。迄今为止，唯一知道的反对这种改革的证据可能在强烈反对罗马教廷的《第16号罗马历书》（Ordo romanus XVI）以及一部8世纪的匿名著作《课程考源》（Ratio de cursus）中找到，后者的内容主要是追溯高卢日课与和声的起源。8世纪末至9世纪初期，高卢教会的教士不但必须学习新的礼仪歌词，还要用新的演唱方式来进行咏唱。这个步骤记录在一些同时代人的著作中，以斯特拉波·瓦拉弗雷德和圣德尼的修道院长伊尔杜安（Hilduin，775-840，巴黎大主教，法国国王路易一世的私人牧师，作家）的著作中，后者在一封写于835年的信中论道，圣德尼修道院藏有多部弥撒书籍，其中包含了高卢礼仪的教会历书，而这些可能要按照罗马传统重新修改。雷奥姆的奥勒良（Aurelian of Reome，或作Aurelianus Reomensis，约800-865，法兰克本笃会僧侣作家，中世纪音乐理论家，著有《音乐法则》一书，该书是最早论述欧洲中世纪音乐的理论著作）也就过去的唱诗班领唱和当代歌手在咏唱一首具体的圣咏的风格差异问题发表过评论。

现存大量的证据显示，圣咏旋律的改革在很多方面存在弊病，而法兰克人在演唱罗马圣咏时始终与土生土长的罗马人有明显差别。这种由法兰克人演唱的圣咏版本就是众做周知的格里高利圣咏，这些音乐保存在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法兰克人抄写的手稿中。到了9世纪末，当格里高利礼仪传统在法兰克的每寸土地上得到普及之时，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格里高利礼仪的前身——由法兰克自身的宗教文化孕育而成的高卢礼仪则几乎已无迹可寻；当秃头的查理国王（823-877，西法兰西王国的国王，843-877年在位），偶尔心血来潮想聆听本国的高卢圣咏时，却不得不派遣西班牙托莱多地区擅长咏唱高卢圣咏的歌手不远千里来到法兰克为他演唱。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自加洛林改革之后的几十年间，高卢音乐中的某些因素仍然存留于格里高利圣咏之中。尤其是罗马日课圣咏，当它们被引入礼仪与音乐中心的法兰克王国时，为了便于法兰克的歌手演唱，圣咏本身在某些方面已做了修整，而一般认为，高卢礼仪实践中的一些遗留因素在旋律形态中仍可辨识，例如，赞美诗中偏爱运用两个吟诵音，花唱圣咏的重要性以及使用一定富有表现力的效果。然而，关于确切地甄别两种音乐特征方面的差异问题，已花费了圣咏学者一个世纪之久的时间（一些相关问题在本文的第三部分有涉及）。以下的文字讨论的是高卢礼仪和它的圣咏的主要来源，以及根据在礼拜当中的运用情况来考察旋律的主体，它们可能是高卢圣咏的源头。

二、礼仪的来源考察

在该时期高卢基督教作家的文学作品中，包括图尔斯的格里高利（Gregory of Tours，538-594，法兰西历史学家，图尔斯主教）的著作，最著名的作品是他的十卷本的《法兰克历史》（Decem libri historiarum），里面包含了许多礼仪方面的信息，尤其重要的是，该著作涉及了图尔斯的教堂；墨洛温王朝圣人的传记资料；修道院制度，以高卢南部地区为主；宗教会议颁布的法令汇总；诗歌，间或作为赞美的歌词；《古代高卢礼仪解说》（Expositio antiquae liturgae gallicanae）是以两封书信的形式对高卢弥撒进行评论，早先被归于圣德曼努斯（St Germanus，496-576，巴黎大主教，修道院院长，法兰西受人敬仰的圣徒之一）。这部著作保存在9世纪图尔斯境内的一部手稿中。通常认为，《古代高卢礼仪解说》大概在8世纪早期完成于勃艮第，但现代有学者认为成书时间要晚得多；尽管作者的写作兴趣主要集中于礼仪的象征意义，但该书为考察高卢礼仪提供了珍贵的证据。

圣德曼努斯

现存有八部高卢礼仪书籍，大多数可追溯至7世纪晚期或8世纪，但收录有更古老的文本，它们是为司仪神父而作的祷告手册（主要是弥撒礼典和和弥撒书）或经文选，书籍的内容反映了某个特定教会或地区的当地礼仪具体操作情况，但没有将圣咏收录在内。这些书籍主要内容如下：

《古代高卢礼仪解说》，成书于9世纪的奥顿地区；可能以更早时期的墨洛温王朝的文本为基础。

《高卢教会的弥撒》（Missale gothicum），完成于8世纪早期的勃艮第，为奥顿地区的一个教堂而作；以更早时期（690710年）的文本为基础。

《古代高卢教会的弥撒》（Missale gallicanum vetus），写于8世纪前半叶的吕克瑟伊（Luxeuil）或谢勒（Chelles）；是6世纪末期或7世纪早期弥撒书的修订本。

《博比奥弥撒书》（Bobbio Missal），写于8世纪，大概完成于塞蒂马尼亚（Septimania）；早先被认为出自意大利北部；是6世纪文本的复制品。

《法兰克弥撒书》（Missale francorum），成书时间是8世纪早期，发源地是普瓦捷（Poitiers）或塞纳河谷（Seine valley）；以6、7世纪的文本为基础。

《古代吉拉修的弥撒书》（Missale vetus gelasianum），750年抄写于谢勒；文本是高卢版本的7世纪罗马圣礼书，反映了巴黎或缪克斯地区的法兰克传统。

奥顿

《莫内弥撒》（Mone masses）抄写于760至780年间，可能发源于赖兴瑙（Reichenau），根据一个可追溯至630至640年间的文本写作而成，为勃艮第地区的一个教会而作。

采用爱尔兰语书写的交替圣咏残本，可能对礼仪内容有所涉及，但不能确定写作的确切时间，书中的字母和装饰显示，该书讨论的是凯尔特礼仪而非高卢礼仪。

高卢圣咏传统的残余可以在包含罗马圣咏曲目的法兰克礼仪书籍中找到。其中的一些圣咏最终被新礼仪所吸纳，但标题已被更换；它们好像通常在法兰克的礼拜仪式中使用，但该礼仪程式在罗马礼仪中没有找到对应项。但在格里高利圣咏在意大利的贝内文托城强行推广之后，倒可以找到与高卢圣咏形式相像的圣咏类型，但明显带有当地礼仪风格的残留。卡洛林改革实施以后，这些高卢因素在较早时期的手稿中就不复存在了，这些手稿是丕平和查理曼按照罗马礼仪的原型原封不动地抄写下来的。在较早的升阶圣歌中，无论是没有记谱或是采用纽姆记谱体系抄写的手稿，几乎没有圣咏被认为是“高卢式”的。但从11世纪起，高卢圣咏开始频繁地出现在一些手稿中，尤其是在圣德尼修道院或法国西南部的修道院中。这些圣咏在一些宗教节日庆典歌曲中作为替代曲目出现，或者在礼仪书籍收录在非正式的部分，例如，高卢圣咏可以作为行进圣咏，与升阶圣歌分隔开来，而出现在它所属的类别——行进圣咏集中。高卢圣咏也可以出现在附加段、行进圣歌和某些圣徒纪念日的日课中，有时还可以在宗教剧中使用。在一些西方教会的宗教书籍中，如安布罗斯、凯尔特和莫扎拉比礼仪书籍中偶尔也会发现高卢圣咏的影子，在这里，这些圣咏是作为引入对比因素而使用的。

三、圣咏的鉴别问题

对于高卢圣咏，后世研究者面临的核心难题是记谱资料的匮乏。由于没有记谱的高卢圣咏书籍流传下来，就必须在其他类别有记谱的圣咏曲目中寻找证据——主要是在格里高利圣咏中，同时在莫扎拉比和安布罗斯圣咏手稿中也可以发现相关证据。这就相应地引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在一首圣咏中鉴别出与其圣咏传统截然不同的高卢圣咏或高卢因素。有时，同时代的文学作品中提到的高卢音乐的典型特征有助于揭示旋律的特征，但这种证据几乎总是缺乏具体的细节，因而面对相当多的翻译工作。最重要的鉴别手段仍然是在带有记谱的手稿中比较旋律形态，即便这些资料产生的时间是在高卢礼仪遭到镇压一个世纪或更久之后。同时必须记得，鉴别一首圣咏的歌词是“高卢的”，并不意味着与之匹配的音乐也来自相同的背景。

在尝试从早期的高卢曲目中鉴别圣咏时，两个独立的比较工作是必须进行的。首先，最早的格里高利弥撒和日课圣咏手稿必须考察，以便于辨别手稿中那些在卡洛林时代强加进来的罗马圣咏和其他圣咏。然而，这些其他圣咏中多数是“罗马-法兰克”的，而非高卢圣咏，也就是说，它们是9世纪中在法兰克帝国创作出来的“半罗马圣咏”，但在风格上与原汁原味的罗马圣咏有某些不同之处。这样一来，比较就需要在这些余下的圣咏和莫扎拉比、安布罗斯和凯尔特手稿中具有相同歌词的圣咏之间展开了。当从中发现相似的成分时，就必须考察圣咏的发源地。为此，就要引入三个主要的标准（它们可以独立或综合运用），它们分别是：礼仪书籍中的证据；其他文学作品中的证据，歌词所体现的文学风格与音乐风格。

这些比较程序不过是笼统地得出了非决定性的结论，几乎无法建立一个完整的高卢圣咏目录。通常用来辨识一首圣咏是“高卢的”的原始本质常常阻碍了鉴别工作：在手稿中，从未提供圣咏的标题，如索诺斯（sonus，高卢弥撒礼仪中的一种圣咏，在圣餐礼仪中中演唱）或掰饼歌（confractorium）等。再者，高卢弥撒日课必定要求演唱的曲目数量比罗马圣咏要多。冗长精致的交替圣咏可能在弥撒仪式中演唱，或者诸如一种叫科莱格朗特（Collegerunt，实质上是一种歌词是格律诗的交替圣咏）的“应答圣咏”，可能用作奉献圣咏，但缺乏确切的证据。

在20世纪后半叶，大量的学者们在研究中另辟蹊径。索莱姆的让·克莱尔（Jean Claire of Solesmes）运用调性方法代替常见的风格分析来确定格里高利曲目的来源，从而得出结论：高卢礼仪的旋律与罗马圣咏的区别可能在于它们使用一种特别的“调式”（modality）。根据他的理论，三个基本的古老调式（Do，Re，Mi）构成了西方所有圣咏的基础；高卢的日课旋律的典型特征是运用了Re调式，而罗马圣咏只建立在Do调式和Mi调式上。这种理论已经扩展至包括弥撒曲目在内的圣咏，不仅克莱尔本人，同时也包括菲利普·伯纳德（Philippe Bernard）和奥利弗·库林（Olivier Cullin），这些学者关注于罗马弥撒中特别包括大量Re调式旋律的特定节庆礼仪；他们认为，在早期（即6世纪）这些圣咏必定从高卢礼仪中选取用于罗马礼仪中。库林指出，只有第二种调式，即Re调式来源于高卢圣咏，而伯纳德声称，整个罗马基督降临节中的节庆礼仪都是从高卢仪式中借用而来的。然而，这些理论并没有得到普遍认可。尤其是，没有证据支持这种假设——高卢礼仪曾经具有节庆圣咏，而依赖11至13世纪古罗马手稿作为8、9世纪罗马的圣咏旋律来源本身就是成问题的。再者，绝不可能的是，在缺乏记谱资料的9世纪之前，在晚期手稿中与特定节期联系在一起的音乐与这些节期在礼拜中刚刚建立起来时所唱的旋律具有相似性。

詹姆斯·麦金侬（James Mckinon）采用一种截然不同的研究路径，他考察了卡洛林改革前时期与圣咏演唱方式相关语境的文学作品。他的结论建立在关于朗诵（lector）圣咏与学校（schola）圣咏的差异之上。前者具有早期基督教时期的典型特征，本质上是一种由独唱歌手演唱的艺术，在早期文献中通常称为“朗诵圣咏”——与会众交替演唱；这种类型的圣咏几乎完全是即兴的，曲目并不固定。“学校圣咏”，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它是专业唱诗班的产物，典型特征是高度的组织性，尤其是保留固定的曲目（即音乐的特定节日庆典）；这些圣咏好像是从7世纪中叶的罗马发展而来的，与唱诗班学校的形成有关，而且也被视为典型的莫扎拉比和安布罗斯曲目。在考察了关于高卢教会的文学资料后，麦金侬得出结论，在卡洛林时代之前，法兰克王国尚不存在学校圣咏曲目的创作现象；所有的证据表明，这些圣咏是由独唱歌手表演的，特定节日庆典的歌词和音乐都是没有意义的。而且，当时国内没有唱诗班或歌手组织可以为固定的音乐曲目的创制或保存提供必要的稳定性。正因如此，他在文中论道，格里高利曲目中大量的旋律可能源自高卢圣咏的这种假设是不合理的。换句话说，高卢传统中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即兴性质，在卡洛林皇帝将罗马教会那种在很大程度上固定的旋律强行在法兰克推广之后就不复存在了。因此，即使是普遍意义上被认可为高卢式的格里高利曲目中的圣咏，也不能认为是真正的前卡洛林传统的例证。

高卢圣咏鉴别方法背后的各种理论与关于格里高利圣咏的历史的理论息息相关，它与其他中世纪单声传统的关系，曲目传播中口头与书写方式的不同效果；所有这些问题都是引起热议的众矢之的。某种类型的圣咏的历史和它们的传播仍然处于迷雾之中，然而，依靠礼拜与历史的资料的帮助，已经得到了具有说服力些结果。但是不容乐观的是，高卢圣咏究竟在何种程度上被作为格里高利圣咏的曲目保留下来，这个问题仍然只能臆测。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