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坏起来连上帝都怕他

选自：《囚鸟》

作者：【美】库尔特·冯内古特

译者：董乐山

出版：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年6月

出品：酷威文化

这两个孩子的祖母，我已过世的妻子露斯，生于维也纳。她们家在那里拥有一家珍本书店—那是在纳粹分子把铺子强占去以前。她比我小六岁。她的父母和两个兄妹在集中营遭到杀害。她自己被一家基督教徒藏了起来，后来在一千九百四十二年被查获，同那一家的家长被一起逮走。因此，她本人在战争的最后两年是关在慕尼黑附近的一个集中营里，最后被美军解放的。

她可以当个出色的翻译家。她对外语能应付自如，而我在这方面就不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在德国待了四年，但从来没有学会德语。而欧洲各国的语言，露斯无一不会，至少能说一点儿。她在集中营里等死的时候，就请其他被囚的人教她她原先不会的外语，以此作为消磨时间的办法。这样她就精通了吉卜赛人的罗马尼亚语，甚至学会了一些巴斯克语的歌词。她也可以当个肖像画家。那是她在集中营干的另外一件事：用手指蘸上灯上的烟油，把过往人的肖像画在墙上。她也可能成为有名的摄影家。她十六岁那一年，也就是德国吞并奥地利前三年，她在维也纳拍了上百个乞丐的照片，这些乞丐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受伤致残的老兵。这些照片出了集子，我最近还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发现了一本，让我又伤感又惊叹。她也会弹钢琴，而我则五音不辨。

这里插一句，露斯身材娇小，皮肤黝黑，颧骨很高，双目深陷，一头乌黑的直头发。我第一次看到她是在德国纽伦堡，那是在一千九百四十五年八月底，她穿着肥大的军用工作服，我还以为她是个吉卜赛少年。我当时是国防部的文职人员，三十二岁，以前没有结过婚。我在战时一直是文职人员，但掌握的实权比陆海军将领还大。

吃喝住方面，我在德国人眼里简直可以说是个独裁者。我的工作用车是一辆白色的默塞德斯轿车，这汽车一定是年轻人梦寐以求的东西，它是集中营创始人海因里希·希姆莱当初不可一世的时候送给他妻子的结婚纪念日礼物。

我当时找不到合适的人为我工作。我特别需要精通三种语言的人，除了英德两种以外，还需擅长法语或者俄语的。后来我发现了一个合适的人选，在某个办事处我发现查问工作是由一个看上去像吉卜赛人的少年进行的。不用说，这就是露斯。她的头发在除虱站被剪去了。她身上穿的是军用工作服，没有部队番号的标志或军阶的肩章。她正在想方设法让一个由军事警察押到她面前的衣衫褴褛的人听懂她的话，哪怕是对方眼光突然一亮也好。看着她说话，真有意思。她恐怕已经换了七、八种语言，就像音乐师变换速度和音调似的那么从容自如。不仅如此，她还变更了手势，因此她的手总是跟着不同的语言适当地舞动。

突然之间，那个人的手也像她那样舞动起来了，他嘴里发出了与她同样的声音。后来她告诉我说，那个人是南斯拉夫南部来的马其顿族农民。他们找到的共同语言是保加利亚语。他告诉露斯，如今他要到美国去做富翁了。我估计他后来给遣送回马其顿了。

当时露斯二十六岁，可是由于七年来吃得那么不好—光吃土豆和萝卜，瘦的像根火柴棍似的不分男女。后来我才弄清楚，她才比我早一小时到这路障，是军事警察临时请她当翻译的。我问军事警察的一个上士，估计她有多大，他说大概“十五岁”。他以为她是个还没有变声的男孩子。

我把她请到我的汽车后座，问她详细情况。这才知道她那年春天刚从集中营放出来，才只四个月，出来以后却一直想方设法躲开一些原本可以帮助她的机构。她满可以住在难民医院里。可是她不想再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别人了。她打算永远孤身在外露天流浪，漫无目的，这是一种宗教式的病态的快乐。“没有人再碰我，”她说，“我也不再碰别人。我就像在空中自由飞翔的鸟儿。这样真美。只有上帝—和我。”

露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千百万奥菲莉娅之一，在我的汽车里昏了过去了。我把她送到设在帝堡的一家有着二十张病床的医院。

“你把什么东西送来了，瓦尔特？”他在纽伦堡对我说，我当时手中抬着失去知觉的露斯。她体轻得像条手绢。“是个姑娘，”我说，“她还有一口气。她能说好几国语言。她昏过去了。我知道的就只这些。”

露斯刚出院开始为我工作，我就向她展开猛烈地求爱攻势。她的回答有点奇怪好笑，又一针见血—但最主要是带有悲观色彩。她认为—而且我得承认她完全有权利认为—人性皆恶，不论是施苦行的人还是受酷刑的人，或是在旁观看热闹的人。她说，他们只会制造毫无意义的悲剧，因为他们智力不足以实现他们本意上要做的那些好事。她还说，我们人类是一种疾病，虽然患及的只是宇宙中的一星一点，但能不断蔓延。

大约一年以后，在一千九百四十六年十月十五日，露斯做了我的妻子。战争罪行审判已经结束。我们结婚的那一天，大概也是我们怀上我们独生子的那一天，帝国元帅海尔曼·戈林骗过了绞刑手，吞了氰化物。

到了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开始不走运了，找不到一个体面的差使，这时全靠露斯拯救了我们在契维蔡斯郡受人冷落的小家庭。虽然她开始碰了两次钉子，情绪很消沉，但后来说起这两次失败来却笑得眼泪都流出来了。她第一次碰钉子是到一家鸡尾酒酒吧去弹钢琴。老板不要她，说她弹得太好了，他酒吧里的顾客“……欣赏不了这种高雅的情趣”。她第二次失败的尝试是给人家拍结婚照。照来总是有一种战前的阴暗气氛，怎么修版都涂不掉。好像整个婚礼宴会慢慢地要在战壕中或者毒气室中收场似的。

露斯和我的社交生活不像我在纽伦堡向她形容的那么活跃。我曾经对她说家里的电话铃会一天到晚响个不停，电话的那头是我的一些老朋友。我们会通宵地吃啊，喝啊，说啊。再斟一杯酒。本地的人当然渴望同我们这样有趣的、见过世面的人交朋友，听我们的内幕消息。

露斯说，我们的电话铃响不响完全没有关系，她说在集中营里她已听够了所谓的内幕消息，以后一辈子不听也够受用了。不止如此，“我不是那号子人，瓦尔特，”她说，“认为必须要经常知道内幕真相。”

这也许是露斯在保护自己。她在白天我去上班的时候，又恢复到她在获得自由后感到的那种奥菲莉娅式的飘飘欲仙的感觉，那时她觉得自己像只单独与上帝同在的小鸟，用这种办法来躲避风暴渐作的恐惧。她没有忘记照顾孩子，她也没有偷偷地喝酒解闷。不过，她却开始吃得多了起来。后来，我身高只有五英尺的妻子，体重却有一百六十磅左右。

她是躺在一口价值一百五十六元的普通松木棺材里被埋葬的。犹太教教士在她墓前用希伯来语说了祷词，这种语言她从来没有听到人说过，但在集中营时一定有无数次的机会学会。

她笃信宗教吗？我有一次问她，她在集中营里有没有想过从宗教中找寻安慰。

“没有，我知道上帝决不会到这种地方来。纳粹分子也这么想。因此他们才那么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就是纳粹分子厉害的地方，”她说，“他们比谁都了解上帝。他们知道怎样叫他离得远远的。”

我如今仍在思量露斯有一年圣诞节前夕的祝酒词，那是在一千九百七十四年左右。她的祝酒词是这样的:“这杯酒敬全能的上帝，全市最懒的人。”

这话可真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