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

宋元时期是中国古代陶瓷手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繁荣兴旺，丰富多彩。我们今天对宋瓷的了解可以说是十分深入的，说起宋瓷来可以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可以说宋代的五大名窑，可以说宋瓷生产的六大窑系，可以按不同的区域来探讨。

我们对宋瓷的了解已经远远超过了古人，可以道古人所不能道。我们的研究深入到瓷器生产的技术特点和进步，工艺发展和传播，产品的运输与营销等等。曾几何时，这些知识都还像迷雾一样不为人们所知，今天我们却可以步步深入加以探讨和揭示。这些其实都是经历了漫长时间的认识、记录、评判、研究所逐渐达到的，渗透了无数爱好者、收藏者、记录者和研究者的心血和大量努力。我们今天在一个个的介绍宋代瓷窑，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评说宋瓷生产的特征时，应该首先来回顾一下千百年来对宋瓷欣赏、记录与研究的历程。

时至今日，人们在谈起宋瓷时，还会常常提起 “五大名窑”，“六大窑系”这样的概念。而这两个概念都是经过长期的发展，在收藏过程中和研究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的。

“五大名窑”概念的形成从古至今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

五代：第一名窑

现在通行的说法指“汝、官、哥、定、钧”五个宋代的窑。其实在谈到名窑时，许多文献将柴窑列为第一位。柴窑是五代后周时期柴荣下令制作供御用的瓷器。中国古代瓷器通常是“窑以州名”，以它所在地点来命名，比如定窑、汝窑就在定州和汝州，唯有柴窑是以人的姓氏命名的，所以它是人们非常珍视的五代时期官窑。过去的文献把柴窑列为第一，但按现在的断代观点，因柴窑属五代时期，所以按照史学分期的观念，今人不将其列入宋代的五大名窑。

南北朝：瓷器收藏的伊始

瓷器由于其易塑、多变的器形，光洁、美丽的釉色，使其在创制伊始，就既是实用器，又可用来收藏、陈设。人们从很早就开始对瓷器收藏和欣赏，至少在南北朝时期，人们已经开始特意收集自己喜爱的瓷器。

如山西大同发现的北魏延兴四年至太和八年（474－484年）的司马金龙夫妇墓，出土了非常精致的青瓷唾盂，为南方产的精品。司马金龙是从南方来投奔北魏的西晋皇族，深受宠信，受封为琅琊王，应该是他专门从南方索取的。

▲大同司马金龙墓出土 北魏 青釉唾盂

同时文人们也从很早就开始在他们的作品中讴歌精美的瓷器。如晋人潘岳在《笙赋》中写道：“解严颜，擢幽情，披黄包以授甘，倾缥瓷以擢酃。” 这里提到了“缥瓷”，很多学者都写文章来诠释到底什么是“缥瓷”，有人说应该是一种淡青色的、非常匀净的釉。晋杜毓《舛赋》也提到：“器择陶拣，出自东瓯”，也就是说东瓯精美的瓷器被用作茶器。这都是很早的文献记载。

▲温州永和七年（351年）墓出土 东晋 青釉点彩双复系盘口壶

唐：“窑”概念的形成

唐代后期形成了“窑”的概念。比如像唐代的茶圣陆羽，在他的论茶专著《茶经》中，就饮茶用的茶具进行了记录和评论。有很长的一段记录，“碗，越州上，鼎州次，婺州次，岳州次，寿州、洪州次。或者以邢州处越州上，殊为不然。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一也。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晋杜毓《舛赋》所谓：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瓯，越州上，口唇不卷，底卷而浅，受半升已下。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唐代瓷窑遗址分布图

在这段比较长的记载中，首先从品评茶具的角度指出了唐代的“六大青瓷窑”，其次评价了南方青瓷的代表越窑，和北方白瓷的代表邢窑的优劣。越窑“如冰似玉”，而邢窑“类银类雪”。冰、玉是晶莹剔透的，银和雪就显得颜色不那么温润光洁了。最后，指出了这些窑口的茶盏在盛放茶汁时的特点。

▲河北省临城县文物保管所藏 唐 邢窑白釉茶炉

▲宁波和义路遗址出土 唐 越窑青瓷盏托

这是最早关于瓷窑的集中记载。这段记载重要的是提出了这样一种说法，就是把特定烧瓷窑炉的“窑”字，引申为某一个地区生产的某种类型的瓷器。所以我们今天说定窑、钧窑并不是指烧瓷的窑炉，而是指这一个地点生产的一类瓷器。

同样，晚唐时期文人们开始在他们的诗作中赞美瓷器制作的精致和釉色的优美。比如唐代诗人陆龟蒙有一首著名的七绝诗，名叫《秘色越器》：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霄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诗句让大家想象越窑青瓷各种各样的青色，有深有浅，有的更光润一点，有的更明亮一点。诗人非常形象地用“千峰翠色”来形容越窑的瓷器。

唐代徐夤也有一首诗专门吟咏秘色瓷器，诗名为《贡余秘色茶盏》：

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

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

古镜破苔当席上，嫩荷涵露别江濆。

中山竹叶醅初发，多病那堪中十分。

前两句是形容越窑瓷器的工整和薄俏，后两句形容越窑青绿的颜色，用“嫩荷涵露”来形容和比拟青色，非常形象生动。

▲唐代法门寺地宫秘色瓷出土情形

▲法门寺地宫出土 唐 越窑秘色瓷碟

▲秘色瓷产地——浙江慈溪上林湖后司岙窑址

▲上林湖后司岙窑址出土 唐 越窑青釉秘色瓷碟（使用瓷质匣钵装烧）

瓷器以其造型和釉色之美，在晚唐时就成为人们在生活中欣赏和赞美的美好事物。人们用他们能够想到的最美的词句，来形容这些精美的瓷器。

宋：收藏瓷器成为风尚

到了宋代，瓷器已经成为当时人们欣赏和追求的珍贵物品。

有一个故事：北宋王拱辰，四朝为相，是一个名臣。他曾经将珍贵的定窑红瓷送给张贵妃，用来取悦后宫。当然现在我们还不知道到底定窑红瓷指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只能看到酱色的“紫定”。文献上记载，宋仁宗有一天到张贵妃处，发现有定窑红瓷。仁宗就问是哪里来的，张贵妃说是前朝的王拱辰送给她的。因为不允许后宫前朝交往，仁宗非常生气，就随手拿了一个斧子，叫“柱斧”，把瓷器打碎了。后来张贵妃一再道歉，这件事才过去。由此可见，当时定窑的瓷器非常珍贵。

▲江苏镇江北宋章岷墓 （1071年）出土 宋 紫定矮梅瓶

南宋初年，高宗皇帝逃到南方定都临安后，当时的权臣张浚曾经一次向他贡献了20多件汝窑瓷器。因为当时宫里藏的珍贵的汝窑、北宋官窑的瓷器，在宋金战争中都遗失了。所以到了南方后，张浚就把自己尚存的瓷器作为非常珍贵的物品献给了高宗，高宗非常高兴。

▲故宫博物院藏 宋 汝窑青釉盘

由此可见，后世列入五大名或称为宋代名窑的瓷器，在当时就非常有名，也非常珍贵。当时的文人学者对部分窑口有过一些记载，不过记载都比较零散，没有见过把后世所说的“五大名窑”并称，或者是两三个窑并称的。宋代文献零星提到的有定窑、汝窑、越窑、耀州窑、饶州窑、处州窑（今天的龙泉窑）、内窑等。

南宋时期，出现了专门按窑评判瓷器的著作——《百宝总珍集》。这本书过去大家不重视，因为编修《四库全书》时，四库馆臣认为这本书写得太差，评价是“市贾所编”，就是卖瓷器的人随手记的一些口诀。于是被收在了《四库存目丛书》里。现在《四库存目丛书》已经由北京大学编辑出版，可以很容易地找到这本书，看到相关记载。

这本书已经开始评判谁生产的瓷器好，比如认为定窑乔娘子生产的瓷器最好。《百宝总珍集》第九卷“古定”条中有四句打油诗：

古定从来数十样，东京乔位最为良，

近者粉色皆不好，旧者多是不圆全。

还记载了一些它的特点：“古定土脉好，唯京师乔娘子位者最好，底下朱红，或碾或烧乔字者是也，器物底有蚩虎者多好，如有泪痕者，多是绍兴年间器物，不甚旧。

▲河北曲阳涧磁岭定窑遗址出土 宋 定窑白釉“乔位”款瓷片

在“青瓷”里还记述了汝窑打油诗：

汝窑土脉偏滋媚，高丽新窑皆相类。

高庙在日煞值钱，今时押眼看价例。

因为《百宝总珍集》是在南宋中后期成书的，其中说汝窑在宋高宗的时候很值钱，到南宋中后期就不值钱了。这也给我们提示了一个研究方向，在南宋中后期，临安的文人们可能把当时的钧窑当作汝窑了，或者把当时张公巷窑的一些产品当作汝窑，所以汝窑就不像北宋后期那么珍贵了。

▲河南省禹州市神垕镇刘家门钧窑遗址金代地层出土 天青釉红斑碗

也有少数文人在他们编著的文人笔记中把数个窑集中在一起介绍的，比如周煇的《清波杂志》卷五 “定器”条，虽然说是“定器”条，但是记载了很多个窑，比如定窑、饶州景德镇窑、窑变（可能指的是钧窑），还有耀州窑和汝窑。在这段文献里就记载了数个窑，说明这些瓷器在当时都受到南宋都城临安文人们的喜爱和关注。

明：最早集中记载“宋代名窑”

最早把数座窑合并介绍的，是明初曹昭所撰写的《格古要论》。

这本书成书于明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其实是在元代末期撰写，明洪武年间奏进的。最早的《格古要论》是三卷本，卷下《古窑器论》记载了宋元时期，包括高丽窑（位于今朝鲜半岛）、大食窑（位于今伊朗）在内的15个古窑。这以后，一个叫王佐的人又在景泰七年（1456年）到天顺三年（1459年）之间对这本书进行了校增，改编成了十三卷本，也就是今天最常见的版本。在《格古要论》里就对宋代的许多名窑，如汝窑、官窑、哥窑等都进行了记载。

▲《新增格古要论》卷十二古窑器论书影 清惜阴轩丛书本

很多人认为“五大名窑”最初形成并且见诸文献，是在明初《宣德鼎彝谱》一书中。

这本书是宣德三年（1428年）修撰的，卷一就记载了铸造宣德炉的情况和原因。文献里说宣德皇帝看见“郊坛、太庙、内廷所在陈设鼎彝式范卑陋，殊乖古制……”，就是鼎、香炉不符合古制，制作得很差。正好有暹罗国王进献良铜，就下令礼部会同太常寺、司礼监以这批铜料来铸造鼎彝。

这里有一句话：“令数目多寡、款识巨细，悉仿《宣和博古图录》及考古诸书”。就是说要参考北宋后期所编的《宣和博古图》和其他考古书籍记载的三代青铜器。后面一句说“并内库所藏柴、汝、官、哥、钧、定各窑器皿，款式典雅者，写图进呈……开冶鼓铸”。就是要按照考古图书和内库藏的宋代瓷器作为样本来铸造宣德炉。不久工部尚书吕震会同太常寺卿、司礼监太监等就参酌尊旨，从博古图和其他的考古书里边选了“款式典雅者，计得八十有八种，其柴、汝、官、哥、均、定中亦选得廿有九种……”。

《宣德鼎彝谱》里所说的柴、汝、官、哥、钧、定六个窑，如果去掉五代时的柴窑，正好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五大名窑相符，所以很多人都引这条文献作为五大名窑概念形成的最早证据。

▲《宣德鼎彝谱》书影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但是这本书是有问题的。

首先，编撰者吕震在宣德元年就已死去，所以不可能参加宣德三年铸造青铜礼器的的活动。另外这本书里反复引用《大明会典》，而一般平民可以看到的《大明会典》，是在万历年间才刊布出来的。所以这本书不可能是宣德年间的著作，可能是后世人托吕震之名修撰。现在一般认为是在万历年间，也有个别学者认为有可能早到嘉靖年间。但不管怎么说，肯定不是宣德年间。

但其实即便是嘉靖、万历时有这样的说法，也可以作为五大名窑概念形成的最早的证据。不过在嘉靖、万历时期，很多清玩、清赏类的书籍都记载了若干个名窑，每个人各有观点，所以我觉得它们只是偶然提出的一种宋代名窑的组合。五大名窑在这个时候并没有形成一个固定的组合。

大概从明后期嘉靖、万历时期开始，民间和雅士们开始编著清玩类或清赏类的著作，这些著作无一例外都会辟出专章来记录瓷器，都会列出数个宋代名窑并提。这些宋代或明代的名窑，体现了明代后期人们对这些瓷器的看法，也就是这些瓷器在收藏中的知名度、即古代的名窑观念，以及在日常生活中是否常见，这几个层次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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