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

关于宋代名窑的记载，明代后期的文献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系统。

第一个系统，是以明万历时期张应文《清秘藏》的记载为代表。

这本书卷上论窑器条中说：“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定”。记载了这五个窑后，又说“均州窑红若胭脂者为最，青若葱翠色、紫若墨色者次之，色纯而底有一、二数目字号者佳，其杂色者无足取。均州窑之下有龙泉窑……。”

▲《清秘藏》卷上“论窑器”书影 清光绪翠琅玕馆丛书本

跟张应文同样体系的，还有他的儿子张谦德，他在很年幼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瓶花谱》，大体上和他父亲的观点是相同的，只不过他把钧窑又往后排了一位，列在龙泉窑之后。这本书里面说“古无磁瓶，皆以铜为之，至唐始尚窑器”，就是从唐代才开始，喜欢用瓷器来做花瓶，“厥后有柴、汝、官、哥、定、龙泉、均州、章生、乌泥、宣、成等窑，而品类多矣。”后面我就不说了，这个体系大体上和《宣德鼎彝谱》相近，把钧窑和龙泉放在五大名窑之后。对钧窑的记载，也大体上是持肯定态度，把它列为宋五窑，就是柴、汝、官、哥、定之后的第一位或者第二位，描述也比较中肯。

▲《瓶花谱》书影 明宝颜堂秘籍本

我们今天所说的五大名窑，都列在宋明时期名窑的前列，这类观点可能实际上代表了明代后期从收藏角度，对宋代瓷器的评价和认识，这是第一个系统。

第二个系统，是明万历年间高濂所写的《遵生八笺》。

其中《燕闲清赏笺》专门记录清赏器玩。论及窑器的部分，高濂立了几个小题目：

第一部分是“论官哥窑器”，上来就说“高子曰，论窑器必曰柴、汝、官、哥”；

第二部分是“论定窑”；

第三部分是“论诸品窑器”，论龙泉、章窑、古磁、大食窑、吉州窑、建窑，以及均州窑、玻璃。

▲《遵生八笺》书影 明万历刻本

这本书的体系大体遵从了《格古要论》的记述。《格古要论》所记得古窑排序是：柴、汝、官、董、哥哥、象、高丽、大食、古定窑。而《遵生八笺》将前五位中去掉董窑而留下四窑，又把第八位的定窑专门列了一章，合称为“宋五窑”。

因为《格古要论》没有记载钧窑（我们之后在讲钧窑的时候会讲其原因），所以《遵生八笺》也把钧窑放得特别靠后。而且在具体记载钧窑时说，钧窑除了“种蒲盆”外，其他器物“俱以黄沙为坯，故气质粗厚不佳”，表现出对钧窑极为不屑，觉得不是什么好瓷器。总体上看，大约在明末期，除了钧窑的地位还不肯定，前几位的窑基本上都确定了。

明清时文人在撰写清赏类书籍的时候，习惯钞录前人的记载，自己发挥极少。所以晚明到清初很多清玩类、清赏类的著作，关于这几个窑的记载大体都是相同的，没有什么新的创见。但在明朝末年，宋五窑（柴、汝、官、哥、定）的观念已经相当流行了。

举一个例子，明天启年间著名画家董其昌，在他所作的《骨董十三说》中说“世称柴、汝、官、哥、定五窑，此其著者焉”，下面又列了董窑、象窑、吉州窑等十余窑，根本不提钧窑。所以他主要是按照高濂的体系，抄的《格古要论》。这本书的重要意义主要是在去掉董窑以后，明确提出了“宋五窑”的观念，而且用了“世称”，表明当时这个说法已经被广为接受了。

▲《骨董十三说》书影 民国刻静园丛书本

但有意思的是，董其昌还撰写了另一本书《筠轩清閟录》，在这本书里又完全遵从了《清秘藏》的说法。所以同样是一个人写的书，用了两个体系，其实完全就是在照抄前人的著录，没有什么自己的观点。

▲《筠轩清閟录》书影 民国上海涵芬楼本（引自“学院汲古”文献数据库）

到了清代早中期，开始出现陶瓷专书，比如《陶说》、《景德镇陶录》等，开始记录一些鉴定要点，比如哪种瓷器的产地、特点是什么，并且涉及到一些制造工艺。从收藏的观点出发，开始形成了官窑、私窑、大窑、小窑的不同观点，但大体上都是记载自己的收藏和所能见到的前人著述来记录瓷器。各种著录以抄录高濂的《遵生八笺》为多，但在编排名窑地位时则主要是按照《清秘藏》的观点为多。

说明这两种记载体系逐渐开始有趋同的倾向。如张九钺所编著的《南窑笔记》里说“官窑：柴、汝、官、哥、定、龙泉、宣、成、嘉、万为宋明十大窑”，列了六个宋代的窑、四个明代的窑，认为是宋明的“十大窑”，后面说“盖以诸器毕制，命官耑督者，其均窑，场官不在大窑之内”，直接把名窑和官窑对应在一起，而且提到了“官督”、“场官”的监窑制度。

以后这类著述相沿不断，收藏瓷器已经成为文人们的一种时尚。比如乾隆皇帝在很多瓷器上都题写了诗句，表明对这些瓷器的欣赏和赞美，就是这种时尚的体现。

经历了整个清代，到清末民初许之衡的《饮流斋说瓷》里提到的所谓“名窑”，就非常接近今天“五大名窑”的说法了。他在这本书的《概说第一》中说：“吾华制瓷可分为三大时期，曰宋、曰明、曰清、宋最有名之窑有五，所谓柴、汝、官、哥、定是也，更有均窑，亦甚可贵，其余各窑则统名之曰小窑……”就是把柴、汝、官、哥、定列出来以后，又加上了钧窑。所以去掉柴窑，就和今天的五大名窑就比较接近了。其余各窑统名曰“小窑”，用“大窑”“小窑”这种说法来区分名窑和一般窑的概念，把钧窑列在“大窑”和“小窑”之间，这是很有意思的说法。

▲《饮流斋说瓷》书影 民国美术丛书本

这种不确定的说法，一直延续到民国。1934年由吴仁敬、辛安潮编写的《中国陶瓷史》里这样记载：“当时（宋代）瓷艺，即精进如斯，故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群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弟、均等名窑。”这里把钧窑往后排了一位，而把弟窑（龙泉窑）往前排了，并不固定。还有赵汝珍的《古玩指南》也这么说：“于是官窑辈出，私窑蜂起，其间出类拔萃，最著名者有定、汝、官、哥、龙泉、均等名窑……”可以看到，这两本书已经都把五代的柴窑排除在宋窑之外了。但在说到宋代名窑时都列出了六个窑，钧窑仅列名第六，并没有列入“五大”之列。

实际上，这时关于宋代名窑并没有统一的概念，也就是说从明代后期到清代，关于宋代的名窑，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评判标准。所以前面说《宣德鼎彝谱》偶然把柴、汝、官、哥、钧定列在一起，只是代表了一种说法，并不是固定的、广泛认可的。

由此可见，一直到民国时期都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关于宋代五大名窑的概念。即使除去了五代的柴窑，也仍然列出了包括龙泉窑（弟窑）在内的六个窑。钧窑始终徘徊于五大名窑的门槛，一会儿迈进来了，一会儿又迈出去了。

一个“悬案”

今天关于“五大名窑”的说法，最终是由谁提出的，目前还是一个悬案。

20世纪后半叶有两本比较重要的中国陶瓷史的书，一本是轻工业部组织编写的《中国的瓷器》，另一本是1982年由中国硅酸盐协会主编的《中国陶瓷史》。这两本书都谨慎地避开了“五大名窑”的提法，只在《中国陶瓷史》论述钧窑时指出：“钧窑在后世被视作宋代五大名窑之一”。

▲《中国陶瓷史》书影

所以今天看来，“五大名窑”概念的最终形成，实际上是20世纪后半叶才真正形成的。而到底是谁最先提出来的，并不清楚。有可能在某些画报上介绍中国宋代名窑瓷器的时候列出来，后来逐渐就被人们这样叫了。

所以，这个概念其实是经过长时间发展，一直到20世纪后半叶才被基本上固定下来的。其实今天人们在说“五大名窑”的时候，也是各取所需。比如有人说是“汝、官、哥、定、钧”，而到了钧窑人们就说是“钧、汝、官、哥、定”，到了定窑就会告诉你“定、汝、官、哥、钧”……都愿意把自己排在第一位。这几个窑都是宋代著名的窑，但是“五大名窑”的概念，其实并没有权威的、固定的说法。

“五大名窑”概念的缺陷

从上述古代文献来看，“五大名窑”的概念是在收藏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所以完全是从收藏的角度出发来记录宋代瓷器的，从而带有一些明显的缺陷：

第一，“五大名窑”的概念并不能涵盖宋代、元代的瓷器生产状况。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宋元时候陶瓷生产的地点遍布全国一百多个县市，产品面貌千姿百态。如果我们说到宋瓷，仅拿“五大名窑”这五个窑场的若干个品种来概括这个时期陶瓷生产的面貌，就太过简单，是典型的以偏概全。

▲中国古代陶瓷主要遗址分布示意图

第二，这五个窑也不能代表所谓的官窑。过去人们一说“五大名窑”，就认为它们都是宋代的官窑。其实通过近年来的研究，对宋元时期官窑的认识不断深化，在所谓的宋代的“五大名窑”里，其中的“官窑”应该完全可以称为官窑或者御窑的，是由官府来掌控、产品是被官府在礼治性活动中使用的。除此以外还有贡窑，“五大名窑”中的汝窑、定窑的部分产品是供官府和皇家使用的，我们也称为贡窑。

近年来通过陶瓷考古研究，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贡窑的生产体制和管理体制有很大不同，在后面我们会一一讲到。

▲河北曲阳涧磁岭定窑遗址北宋晚期地层中出土的带“尚食局”款的刻划花龙纹碗

第三，元明才有记载的哥窑和钧窑，可能并不能代表宋代的瓷器生产。比如关于哥窑，有一个流行的观念认为：杭州老虎洞窑址发掘元代地层出土的一类器物就是哥窑。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哥窑就是元代的窑，就不能属于宋窑。钧窑也是在北宋末期才出现的，它的真正发展时期是在金代，特别繁荣的时期在元代，所以也不能作为宋代瓷器的典型代表。特别是后世人们认为是“宋钧”典型代表的一类花器，根据现在的考古资料来看基本都是明初的产品。

▲杭州老虎洞窑址元代地层出土 类哥釉三足炉

由此可见，“五大名窑”的概念是有很多缺陷的。

“五大名窑”是从古代开始，从收藏和鉴赏角度出发逐渐形成的概念。主要表现的是一类单色的，制作精致的雅器（相对于庶民艺术的俗器）。它关注和代表的，既非陶瓷手工业生产所代表的当时社会经济生活的情况，也没有很好地反映当时手工业生产中生产关系和组织结构。我们今天所开展的陶瓷考古工作，主要目的是把陶瓷生产作为一类手工业生产的产品来进行研究，为了研究经济史和社会史。所以“五大名窑”的概念与陶瓷考古的研究目标也是不相符的。

除了在鉴赏领域外，“五大名窑”是我们今天应该扬弃的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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