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

研究宋瓷时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叫作“六大窑系”。

什么是“窑系”？

《中国陶瓷史》在论述宋代的制瓷业时，以“六大窑系”来概括。在界定窑系的概念时指出：“陶瓷史家通常用多种瓷窑体系的形成来概括宋代瓷业发展的面貌。瓷窑体系的区分，主要根据各窑产品工艺、釉色、造型和装饰的同异，根据他们之间的同异可以大致看出宋代形成的瓷窑体系有六：北方地区的定窑系、耀州窑系、钧窑系、磁州窑系、南方地区的龙泉窑系、景德镇的青白瓷系。”

具体看《中国陶瓷史》里的表述，没有太多关注工艺，主要根据釉色和装饰来划分。有学者在探讨窑系概念的形成时，认为陶瓷考古的先行者陈万里先生最先使用窑系概念。另外，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所著《陶瓷之路》中也曾多次使用“越窑系”或“越窑系青瓷”等概念。

▲三上次男《陶瓷之路》书影

但实际上，他们所说的窑系概念还比较含混，常常带有“某种类型瓷器”的含义。冯先铭先生在探讨宋代瓷器时还使用过“八大窑系”的概念。但他在编撰《中国陶瓷史》宋代部分时改成了“六大瓷系”，大约是考虑到烧制时代和概括范围等问题而去掉了越窑系和建窑系。因为普遍认为越窑主要在唐代最兴盛，而建窑系的分布范围不广。现在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在说到宋瓷时动辄以窑系的概念来描述器物，使其成为流行一时的观点。

▲中国硅酸盐协会编《中国陶瓷史》

“中国的庞贝古城”——钜鹿

 “窑系”概念的形成，应从现代意义上陶瓷考古的发展历史来探讨。前面我们在探讨“五大名窑”概念的形成时，已简单梳理了古代文献对瓷器产品的记载。

20世纪初，随着在华活动的欧美人增多，他们对中国古代艺术品，尤其是古代陶瓷器的追逐也日趋强烈。这些殖民者到任何一个地方，对当地的古代艺术品都不停追逐，早期在爱琴海、埃及、印度是如此，到了中国也不例外，中国瓷器是他们追逐的重要品类。

在这过程中一个对陶瓷考古产生具有重要意义的契机，就是宋代钜鹿古城的发现。这座古城在北宋大观二年（1108年）由于黄河泛滥而埋入地下。1918年，当地农民在抗旱打井时偶然挖出了一些宋代瓷器、漆器和铁器。这一发现立刻引起了知识界的极大重视，很多中国学者提出，钜鹿镇应该成为“中国的庞贝”，如果系统发掘，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古镇。然而1918年正值北洋军阀混战，政府不可能拿出经费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

当地人不断在钜鹿镇范围内挖掘宋代文物，古董商们也蜂拥而至，钜鹿古城内的盗掘盛极一时。据记载，1921年北方地区大旱，其他地方的人都流离失所，而在钜鹿反现繁庶之状。因为古董商在这里，挖出来一件收一件。当时的国立北平历史博物馆，也就是今天国家博物馆的前身，也在这里开展了小规模发掘。

▲2018年为纪年钜鹿古城发现100周年发掘钜鹿古城遗址出土瓷器的场景

钜鹿古城的盗掘，使大批精美文物流入文物市场，其中大部分都流到了国外。在西方，许多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瓷器都明确标明出土于钜鹿。因为只要标注出土于钜鹿，人们就相信是宋代的文物。当然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大观二年后不久，人们又继续在这里生活了。如果盗掘不考虑地层，就会有很多金、元、明时期的文物被挖出来，也被认为是宋代的文物。

当时在北京琉璃厂有专门的“钜鹿店”商号，以出售钜鹿出土器物而著称；在日本还出版了专门的钜鹿出土瓷器的图录。大批宋代文物的出土，引起了人们寻找这些器物产地的热情。

因为当时考古学在西方已有200年左右的历史，所以一些西方学者在收藏古代瓷器时，会比较注意文物的产地、出土地点和时代问题，而中国古代的收藏对这些不是太在意。因此，这些西方学者开始对照钜鹿古城出土的瓷器来寻找它们的产地。当时英国著名的研究中国瓷器学者罗伯特·赫勃逊（Robert Hobson）首先提出，钜鹿古城出土的瓷器是中国古代文献提到的“磁器”，也就是磁州窑。

另外，钜鹿古城毕竟是古代遗址，不可能盗挖出土太多的瓷器，而古城遗址出土的残器和碎片在古董市场上大为畅销，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开始把目光转向了古代窑址。窑址上的窑业废弃物、瓷片等非常多，他们在窑址上挖出瓷器残片，拿到古董市场上出售。这样，一些淹没了数百年乃至上千年的窑址，就在这种情况下被发现了。

▲观台磁州窑址全景

西方学者的发现

于是，首先是一些西方人开始对古窑址进行考察和挖掘。如磁州窑的著名窑址——观台窑、冶子窑，都是在这个过程中被发现的。在了解窑址情况后，西方学者开始对古窑址进行考察和挖掘。

比如河南修武县当阳峪窑，因为附近农民挖掘，使市场知道了窑址。1933年，时任英、德、比三国银行合资经营焦作煤炭公司的英方代表司瓦洛(R·W·Swallow)，就对当阳峪窑址进行了大规模盗挖，他指使当地村民挖出瓷片，并把出土器物都卖给英国著名收藏家乔治·尤莫伐勃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现在这批资料大部分藏在大英博物馆(The British Museum)。

▲大英博物馆藏斯瓦洛盗挖的当阳峪窑瓷片

同时司瓦洛还请来了瑞典籍古董商欧瓦·卡尔贝克（Orvar Karlbeck）到焦作，目的是帮助他销售盗掘的文物。卡尔贝克于次年对窑址进行了比较系统的调查，特别重要的是他把调查情况写成了类似考古发掘报告的文章，在西方两次发表，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很长一段时间，西方人、日本人都把我国北方地区类似磁州窑的器物都叫做“焦作窑”。

▲乔治·尤莫伐勃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位于中间）

罗伯特·赫勃逊(Robert Hob) son（位于右侧）

美国人詹姆斯·普拉玛(James M. Plumer)对建窑遗址进行了调查。他还和当时英国著名收藏家玛尔科姆·弗利（Malcolm F. Ferly），为了寻找所谓的“汕头器（swatow）”而调查了今天广东的潮州窑窑址。他们的调查为上世纪50年代最早的窑址考古工作之一——对潮州窑的发掘奠定了基础。这批调查资料现在保存在美国密歇根大学博物馆。

另外还有美国人葛维汉（David C. Graham）、英国人贝德福（O. H. Bedford）和中国人郑德坤对四川邛崃窑址的调查，以及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工作的米内山庸夫也曾在杭州凤凰山一带寻找南宋官窑，采集了大量瓷器标本。这些标本因为都是地面采集的，所以除了一些官窑青瓷以外，还有白瓷、青白瓷、黑瓷等。但他都称之为官窑产品，十分混乱。此外，还有日本西本愿寺驻汉口布教师原田玄讷，为了寻找汝窑到河南临汝县（今汝州市）进行调查。这都是一系列外国人开展的对窑址的实际调查。

▲前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David C. Graham）

中国陶瓷考古的先行者

与此同时，部分受到西方学者的影响，中国一些严肃学者为了研究的目的，开始走出书斋，到古代窑址进行实地考察。而在这以前，人们对古窑、古代瓷器的研究主要来自于文献和实物，而对生产地点——窑址是没有做过任何工作的。

其中最早的是当时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周仁先生，在上世纪20年代末期对杭州凤凰山下的南宋官窑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尽管这时的发掘不是很规范，但应该是最早的发掘工作。

▲陈万里先生

此外，陶瓷考古的先行者陈万里、叶麟趾先生，在20世纪30、40年代，对南北方窑址进行了考察，发现了许多重要窑址。

如陈万里先生多次对越窑和龙泉窑址进行调查，主要依据考古调查资料撰写了《中国青瓷史略》等著作。叶麟趾先生在调查中发现了北方的定窑窑址、耀州窑窑址和磁州窑窑址，这些窑址过去只有文献记载，并不知道具体位置，通过实地考察发现了这些窑址的所在地。

▲叶麟趾先生

“窑系”概念的形成

在探索和研究的过程中，窑系的概念开始形成了。至少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西方学者已经可以比较正确地识别出磁州窑的产品，他们清楚地认识到，磁州窑类型的产品不仅在河北省南部的古代磁州境内生产。

前面提到的英国学者赫勃逊，曾对大英博物馆保存的一只用黑彩书写八思巴文字的四系瓶进行研究。他根据当时的出土情况指出，这是一件“磁州窑型（Tz’ǔ Chou Type Ware）”的器物，特点是釉下施了化妆土；还指出它可能是山东淄博一带的产品，并且基于瓶上的八思巴文（八思巴文元代才出现），指出这件器物是元代的产品。以往文献记载磁州窑是宋代的，并不知道它的生产其实延续了很长时间，从晚唐一直到元明时期。这个观点突破了以往只有宋代才有磁州窑的陈旧观念。

▲元代 磁州窑八思巴文白地黑彩四系瓶

同时，刚才提到的对当阳峪窑的调查，对中国北方地区宋元瓷器的研究贡献很大。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类以白化妆瓷为主要特色的、民窑风格的瓷器，不仅在磁州生产，而是北方很多窑场都生产。

因此，赫伯逊等人在论文中首先使用了“磁州窑型(Tz’ǔ Chou Type Ware)”这一名称。这个概念赋予了磁州窑以新的内容，它所代表的是一类器物，而且生产这类器物的，并非限于古代磁州境内的窑场。追究原因，是因为他们并不能确定这些中国北方民窑产品的产地，所以使用了一种比较含混的概念。如果把 Tz’ǔ Chou Type Ware直译，应该是“磁州窑类型的器物”。这个词在国外曾非常流行，直到现在很多外国人还在使用。

这就成为后来总结概括出的“窑系”概念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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