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 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国家地震局工作的苏恺之把一幅准备送给外宾的国画《达摩》带回家给父亲苏秉琦欣赏。八十年代初，年逾古稀的苏秉琦已经连续发表了《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和《地层学与器物形态学》两篇经典论文，正迎来学术生涯的第二个春天。看完画他对长子只说了一句话：“达摩面壁了九年啊。”苏恺之听了没当回事，后来才想到，抗战时期苏秉琦在云南黑龙潭摸陶片、读天书长达七年，对达摩的修行经验感同身受。

中国的史学大师辈出，做出实质贡献、对学界影响深远的社会科学大师则不多见，苏秉琦（一九零九至一九九七）是其中的一位。他被誉为“二战”后中国考古学黄金时代的一代宗师。在他辞世二十多年后，我们对其学术成就已经耳熟能详，但是对他做出科学发现的过程仍然知之甚少。特别是考虑到他是中国少有的具有方法论自觉的社会科学家，尤其令人遗憾。苏秉琦比较欣赏《科学研究的艺术》一书，《光明日报》在二十世纪中期连载该书时，他专门按期做剪报给苏恺之看。贝弗里奇在书中总结了影响科学家做出发现的要素，认为科学家做出新发现的过程是一种艺术，而不是科学。苏秉琦的日记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为消灾避祸烧掉了，无缘刊布于世。或许这也是造成世人皆知斗鸡台而不知黑龙潭的原因：前者是苏秉琦学术生涯起步的地方，后者似乎只是年谱中一个可以忽略的地名。可喜的是，苏恺之在《我的父亲苏秉琦：一个考古学家和他的时代》一书中披露了苏秉琦的许多工作细节，特别是在黑短长书苏秉琦的手感张帆龙潭“面壁”的往事，弥补了日记湮灭无闻的遗憾，揭示了造就一代宗师的个人禀赋和时代环境,展现了苏秉琦通过摸陶片建立区系类型理论的研究艺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