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邢承吉

一 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的纽约客

在弗吉尼亚蒙蒂塞洛（Monticello）完成对比潘恩和杰斐逊的论文“Madman and Sage:the ‘two Toms paradox’ of the Early Republic”之后，我将这篇旧文断断续续来回修改了大半年，终于在今年五月离开纽约前找到勇气呈给埃里克·方纳教授，请他点评。我和他约好提前一个礼拜把论文发过去。他郑重看过，用铅笔做了细致的评论和修改，见面打了招呼就拿出他印出来的长文从头到尾开始品评，在思想内容各个方面给了我极大启发。

实际上我们都清楚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方纳教授在他的办公室会面，由于退休，他这间从五十年代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同为班克罗夫特奖得主的著名政治史家洛克腾堡（William Leuchtenburg）接手过来的办公室，即将要转交给下任大咖。他的藏书一大半捐给了北京大学，还有非常小的一部分，他坚持自己拉着手推车搬回他和著名舞蹈史家加拉夫拉（Lynn Garafola）教授在百老汇116街的公寓。

两年前第一次与我这个对汤姆·潘恩饶有兴趣的年轻人见面时，听闻我的研究经历，方纳立即站起身来，走到背后的书堆里寻寻觅觅，翻出这本初版于一九七六年、二零零五年再版的《潘恩与革命时期的美国》（Eric Foner,Tom Paine and Revolutionary America）一书，慷慨相赠。来到这间带着光环的办公室，很难不注意到这间宽大的办方纳的「潘恩与美国革命研究」邢承吉公室里铺在地面上的漂亮的红色地毯，躲在书架上点头摇头的十几个小小的林肯塑像，以及方纳教授挂在墙上的各种数不清楚的耀眼的徽章奖状以及他在哥大、牛津〔方纳是那种离开都市就浑身不自在的典型的纽约客，他在纽约以外生活过时间最长的地方恐怕就要数牛津了，这段经历让年轻时代的方纳结识了汤普森（E.P. Thompson）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这些著名英国历史学家，也间接促成了他在七十年代初对潘恩与英国的深入研究〕求学时期的黑白相片。当时我还饶有兴致地追问为何他当时选择在完成博士论文以后研究潘恩，记得他告诉我，一开始他和我一样只是写了一篇关于潘恩的论文，后来发现那篇文章很难被压缩在一篇论文的篇幅，遂写成书—又恰在美国革命两百周年纪念、潘恩发表《常识》两百周年的纪念日的当天发行。那夜，我坐在灯火辉煌、邺架巍巍的巴特勒图书馆美国史藏书室里，看着窗外的纽约，记录下第一次与传说中的历史学家会面的心情，下定决心要来哥大这个美国史研究的圣殿，开始长达七年的博士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