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雷

一部美国最高法院史，绵延上下两百年，跨越了三个世纪。初读者同马歇尔法院相逢，难免心生感慨：若天不降马歇尔，美国宪法也许就会万古如长夜。

当约翰·马歇尔在一八零一年出掌最高法院时，这所司法殿堂还位于国会山阴暗逼仄的地下室内。自一七八九年创院，最高法院在首个十年期总共审了六十个案件，平均每年六桩判决，大法官们在首都华盛顿的生活可谓是优哉游哉。但真正伤筋动骨却是北上或南下的巡回审判，据他们的忆苦笔记，大法官不得不深入最基层，混迹在乡野村夫中间，在汽船和铁路尚未到来之前，受尽舟车劳顿之苦。当首席大法官一职在一八零零年出现空缺时，亚当斯总统首先想到的是约翰·杰伊。杰伊曾是合众国的首任首席大法官，只是在一七九五年夏挂冠而去，回到家乡纽约州担任州长。而这一次，他断然回绝了亚当斯在联邦党即将交出政权前的重托，他在答复中坦诚指出，最高法院缺乏必需的“能力、分量和尊严”。寥寥数语，最高法院在美国建国初期的尴尬就跃然纸上。

一八三五年，马歇尔在大法官任上辞世，也是在这一年，大西洋彼岸有一位叫托克维尔的破落贵族青年出版了传世之作《论美国在建国的延长线上田雷的民主》，回忆起数年前的美国之旅，他做出一个脍炙人口的判断：“在美国，几乎所有的政治问题都要或早或迟转化为司法问题而得到解决”；“整个共同体的安定、繁荣，甚至于存在之本身，都被交付于最高法院的七位法官”。时光不舍昼夜，在一九零一年纪念马歇尔担任首席大法官一百周年之时，霍姆斯法官向他的前辈致以最高的敬意：“如果就用一个人来代表美国法律……只能有一个人，那就是约翰·马歇尔。”又过了一个世纪，在马歇尔法院两百年庆典即将到来之际，时任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追忆前尘往事：“我很确信，马歇尔应当被认为身处华盛顿、汉密尔顿、麦迪逊和杰斐逊之列，是我国的‘建国之父’。”始于法官，忠于宪法，成于国父，马歇尔的司法人生无论是否会有来者，至少是前无古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