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晓华

从身体学的角度看，福柯（Michel Foucault）的思想似乎具有难以遮掩的暧昧之处。自写作名著《古典时代的疯癫史》起，身体就成为他关注的重要主题，但他却很少谈论身体的地位问题。在大多数情况下，他喜欢将这个问题悬搁起来，甚至有意识地回避它。

在他去世之后，这种暧昧品格受到了社会学家希林（Chris Shilling）的批评：“基于福柯式的思路，永远无法把握生物性的、生理性或物质性的身体，因为这样的身体存在方式始终被挡在话语设置的意义框架背后。”（[英]克里斯·希林：《身体与社会理论》，李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年版，76—77页）不过，希林的批评虽然道出了福柯的总体建构倾向，但他很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个重要文本：在名为《乌托邦身体》（Le Corps Utopique）的演讲中，福柯不但谈到了身体的地位问题，而且给出了明晰的答案。可惜的是，由于大量使用隐喻、戏仿、反讽等修辞学手法，这个演讲最终成形为语言的迷宫，而其真意反倒显得暧昧不明。正因为如此，《乌托邦身体》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对于试图重构福柯思想谱系的人们来说，这同样是一种遗憾。

《乌托邦身体》是福柯一九六六年所做的无线电广播节目，属于面向普通听众的公共演讲。在法国国家电台的演播室，这位“危险哲学家”开始展示自己言说的技艺。节目伊始，他就抛出了一番玄妙的开场白：“每当普鲁斯特醒来的时候，他就开始缓慢而焦虑地重新占据这个位置：一旦我的眼睛睁开，我就再也不能逃离它。”（[法]米歇尔·福柯:《声名狼藉者的生活》，汪民安编，北京大学出版社二○一六年版，187页。以下所引该讲座片段皆出自此书）这种表述略显诡异，但对听众可能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普鲁斯特到底占据了什么位置？他为何再也不能逃离“它”？“它”到底是什么？房屋？牢狱？汽车？摩托？飞机？扁舟？福柯给出的答案出人意料：统统不是！这些都是可以离开的身外之物，而“它”总是与我同在：“不是说我被它固定了下来，毕竟我不仅能够自己移动、自己改变位置，而且还能够移动它，改变它的位置。唯一一件事是：没有它，我就不能移动。我不能把它留在它所在的地方，好让我自己到别的地方去。”显然，剩下的选项只有一个：“它”就是“我的身体”。无论我出现于何处，身体总会在那里。我不能像脱下外套一样甩掉自己的身体，不能坐在它的对面打量它。只要“我”出现于何处，“它”就会“不可挽回地在这里”。对于“我”来说，“它”占据着一个“无情的位置”，“从不在另一片天空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