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马健雄

人类学所指的“野蛮”和“原始”不是关于真实世界的人，而是人类学构造出来的对象，这是人类学家约翰尼斯·费边的洞见。一九八三年初版的《时间与他者—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如何建立》中，费边阐述了人类学家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并借助文本生产中的修辞性元素对人类学内在的时间观念进行了批判性辨析。《时间与他者》的出版，标志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类学的改变与重塑，这本书也成为人类学的经典教材，在其中费边回顾以西方作为出发点来讨论非西方的问题的历史、知识谱系和不同理论所采取的时间策略，强调“人类学是西方世界的一种宇宙观”。

费边在给该书中译者的信中说：“当时我主要关注和担忧的是人类学会不会错过一个彻底的自我批评的机缘？这样的批评，主要针对伦理上人类学受到的殖民与殖民主义及其遗产的影响，所以应该有些规范和限制。如果人类学无法为殖民压迫进行全方位的辩护，那就要承认这个事实，并为之忏悔；要合作，就要补偿。如果人类学能够继续作为一个知识生产的学科存在，它首要的也是主要的问题在于认识论，而非伦理。本书希望揭露人类学是怎样被一种根本性的矛盾所操控的。”在八十年代，中国的人类学和民族学正处于与西方人类学不一样的社会脉络中，在《时间与他者》出版的同一年，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了杨堃所著《民族学》，一九八四年中国民族学学会成立，其前身是一九八○年成立的中国民族学研究会。一九八五年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梁钊韬、陈启新、杨鹤书主编的《中国民族学概论》。随后，《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卷》于一九八六年出版，至一九八九年，童恩正著《文化人类学》也出版了。三十多年来，中国民族学和人类学在西方理论译介、研究与教育上有了长足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