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嘉乐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的某一天，古稀之年的皇帝因新得的一方旧砚而欣喜不已，提笔赋诗云：

书窗恒是伴南人，活眼一如月沼涵。

十砚轩珍得其二，半欣聚古半怀惭。

“十砚轩”三字提示了该砚的来处—黄任的书斋，对闽派诗人有所涉猎的学人必听过黄任的名讳，然真正令这位仕途坎坷的文人声名大噪的却不是诗文，而是他的“砚癖”。严格来说，乾隆四十五年距离黄任作古的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八）不过十几年的光景，这方旧端砚并不算“古”，但此间的皇帝却心生“聚古”的快意，可见在乾隆帝眼中，黄任的“十砚”有着与古砚同等的收藏价值。这方砚台是乾隆帝得到的黄任所藏“十砚”之二，此前另有一方“端石石田砚”收入内府，录入乾隆朝御制《钦定西清砚谱》中。该谱敕撰于乾隆四十三年（一七七八），这一年，砚台在内廷造办处是当之无愧的主角，乾隆朝大批量成造松花砚的十年至此时告一段落，飞扬的石屑刚一落定，个中精品便开始了不同的生命之旅，或被写进砚谱，或被留样封存，或进入皇帝的书斋，或作为礼物赠与他人；这一年，内府藏古砚开始陆续整理，造办处广木作的匠人们忙着打造大大小小的箱匣，用于装配这些砚台；这一年，皇帝对仿古砚的制作兴趣正浓，声势浩大的绛州澄泥砚再造活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道是何人运斧工王嘉乐着，如何用新制绛州澄泥制砚，牵动着乾隆帝、造办处大小臣工，乃至苏州地方官员、匠人的神经。那么，乾隆帝如此高涨的玩砚热情究竟从何而起？琢制于清初的黄任“十砚”何以成为名流争相收藏的珍品，不仅誉满砚林，甚至名震禁院？作为书写工具的一方小砚缘何有了如此巨大的魅力？是谁赋予了砚台崭新的社会生命？所有的疑问都要到清初寻找答案，美国汉学家高彦颐的新书《砚台的社会生命：清初的工匠与士人》（The Social Life of Inkstones:Artisans and Scholars in Early Qing China）恰为我们讲述了一段不寻常的清初故事，在这些故事里，砚台既是主人公，又是讲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