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小镇：乡村工业化

1936年，费孝通负伤休养期间，在姐姐费达声开办生丝精制运销合作社的江苏吴江县开弦弓村小住。他无心插柳地调查了这个化名为“江村”的小村庄的方方面面，后来写成了著名的《江村经济》。而他初访江村的一个多月里还有另一个没来得及展开的发现，就是关于乡村上一层的集镇。

据费孝通回忆，他有一天去村里一家很小的店去买香烟，谁知这小店不卖整包的烟，只能一支支地零卖，店主说若要买整包的烟，可去找航船带。这件事引起了他的注意。当时这个村子有三四百户人家，1000多口人，是江南少见的大村子。可是村内只有三四个小商店，商品品种极少，农民的日常用品从什么地方获得呢？他就去观察店主所说的航船。

“那时村子里有两条航船，每天早上，在航船摇出村子前，两岸农民们便招呼船老板代为办事。这家提个瓶子托买酱油；那家递上竹篮托他捎回点其他日用物品，船老板一一应接，把空瓶、竹篮等放在船上，航船便离村出发了。航船的目的地就是离村子有12华里的震泽镇。当航船来到震泽时，守候在岸边的商店学徒们一拥而上，抢着来做各种生意。到下午，商店学徒们把装着物品的瓶、篮又送回船上，航船离镇返村。航船就这样每天在震泽与村子之间往返，村子里要去镇上的人都可以搭乘这条船。”

他发现，震泽镇河中停靠的航船有二三百条，都来自周边各村。震泽显然是附近这些农村的商品流通中心。“农民将农业产品运到震泽出售，又从震泽买回所需的日用工业品。对于镇周围的农民生活来说，震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经济中心，而航船主、学徒以及米行、丝行、酱园、杂货店等商店的老板则共同构成一个庞大的商品流通组织。震泽通过航船与其周围一定区域的农村连成了一片。到震泽来的几百条航船有或长或短的航线。这几百条航线的一头都落在震泽镇这一点上，另一头则牵着周围一片农村。当地人把这一片滋养着震泽镇同时又受到震泽镇反哺的农村称之为‘乡脚’。没有乡脚，镇的经济就会因营养无源而枯竭；没有镇，乡脚经济也就会因流通阻塞而僵死。两者之间的关系好比是细胞核与细胞质，相辅相成，结合成为同一个细胞体。”

费孝通感觉到，像震泽镇这样，存在一种比农村社区高一层级的社会实体，它们是以一批并不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人口为主体组成的社区。无论从地域、人口、经济、环境等因素看，它们都既具有与农村社区相异的特点，又都与周围的农村保持着不能缺少的联系。他把这样的社会实体用一个普通的名字加以概括，称之为“小城镇”。

由于时间所限，费孝通当时只是在乡村遥望到了小城镇，没有将研究触角再延伸一级，由村到镇。直到将近半个世纪后的1981年，他才得以将这一水到渠成的课题进行下去。而那一时期，他的家乡吴江县的一些集镇刚刚露出一点从衰落转向复兴的迹象。

历史上，江南一带“吴江七大镇”的说法远近皆知。震泽的航船交通、盛泽的万匹丝绸、松陵的行政中枢、同里的私宅园林……都曾使它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烟火繁盛、市井兴旺。但在上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这些小城镇一度衰落。费孝通分析它们的衰落，有两个原因：从农村来看，由于“以粮为纲”，搞单一经济，取消商品生产，农村不再有商品到镇上来出售，小城镇自然也就失去了作为农副产品集散中心的经济基础；而从小城镇方面来看，由于提出变消费城为生产城，搞商业国营化，集体和个人经商受到限制和打击，居民无以为业，不得不到处找活路，小城镇人口流失。1980年，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到云南调查，看到宝山县小集镇破败的景象，提出发展商品经济、恢复小城镇，这也是费孝通重启小城镇调查的契机。

费孝通调查了吴江县下辖的五个镇，强调了它们之间的差异性：震泽镇是农副产品的一大集散中心；盛泽镇以丝绸业著称，形成专门化的丝织工业中心，也是吴江县人口最多、工业产值最高的一个小城镇；松陵镇是全县的政治中心；同里镇正在改造成为一个水乡景色的游览区；平望镇是交通枢纽，这也让它成为大城市的一个工业扩散点。

他特别关注小城镇在80年代初期复兴的动力问题。费孝通调查后认为，根植于苏南地区人多地少、农工相辅的历史传统，使得社队工业在此遍地开花。“工业发展不同于农业，它必须要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这个地点一要交通便利；二是对来自各个村庄的务工社员来说地理位置适中，这两个要求使社队工业找到了正在衰落的小城镇。”

他赞扬以农民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化：“社队工业的这种强盛的生命力和普遍的适应性，不能不使人联想到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小草，草根深深地扎在泥土之中，一有条件它就发芽，就蓬蓬勃勃地生长。这种社队工业，可以称作草根工业。在草根工业中，农民表现了充分的主动性，这不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大特点么？”

费孝通所说的草根工业，就是后来被邓小平形容为“异军突起”的乡镇企业。顺着乡镇企业的燎原之势，费孝通从长江三角洲追踪到珠江三角洲，寻找“因地制宜，多样模式”。他发现珠江三角洲一带的企业，几乎都是原来挤在香港大楼里的“蜂窝厂家”转移过来的，港商把加工、制作、装配等工序放到了这里的众多乡镇里，而把订货、备料、核算、营销等业务留在香港，等于在香港开店，在内地办厂。相对于以社对工业为特征的“苏南模式”，这里是一种“前店后厂”的“珠江模式”。

乡村工业化也催生了城乡一体化的萌芽。费孝通认为，原来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农村，随着工业下乡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工业品需要广阔的市场，从低级到高级，从小规模到大规模，从国内到国外。于是，农业经济会纳入商品经济，农村的小细胞成为世界总体的组成部分，随之而来的就是城乡对立的消亡，以及城乡一体化的形成。这也让费孝通看到未来中国走出一条“内生型”城镇化道路的可能性。

小城镇，大问题：“离土不离乡”

乡镇企业的星星之火比想象中更迅猛。1991年，中国乡镇企业的总产值已经超出一万亿元，与当年的国营企业平分秋色，成为中国经济的“半壁江山”。从发展速度看，乡镇企业从千亿产值发展到万亿产值的时间，是从1984年到1991年，用了7年；而中国内地的千亿社会总产值增长到万亿社会总产值的时间，则是从1952年到1983年，用了31年。费孝通总结，中国历史长期延续的“农村搞农业，城市搞工业”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历史变迁。亿万农民在国家没有投入的情况下，自我完成了从农民到工人的角色转换，约有一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了乡镇企业，相当于50年代初到80年代初的30年间中国城市工业吸收劳动力的总和。

在城镇繁荣的背后，费孝通更为关注的是人口在城乡之间的流动。以丝绸古镇盛泽为例，在短短的四五年内，人口总量就突破了10万，几乎翻了一番。他用“离土不离乡”来形容那些白天进小城镇工作、晚上返回农村生活的乡镇企业职工。相比较而言，西方的城市化大多是在乡村居民举家嵌入城镇的过程中实现的，而中国的城市化却从劳动力的只身进城起步，劳动大军定期在城乡之间来回流动，如同钟摆。

“离土不离乡”的农民进城，在费孝通看来，是中国城市化阶段性的过渡现象。他形象地将其比喻为“蜕变中的青蛙”，身后还拖着一条尾巴。然而，正是这种不伦不类的城市化，表现出一种减轻代价、避免社会震荡的可能性和现实性。农村中的大量富余劳动力不用都往大城市跑，就近在小城镇就业并安居，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一些弊端，如人口涌向城市、农村衰退消失、产业化过剩等。在这一过程中，小城镇充当了“人口蓄水池”的截留和疏导作用。

中国是现代化的后来者，如何在拥有庞大农业人口的中国实现现代化，是一个历史性课题。费孝通在80年代初明确提出“小城镇，大问题”，认为小城镇应该在未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鉴于中国的历史、人口、城镇规模、发展速度等因素和条件，我们不得不走从农村小城镇开始，逐步城市化的道路，必须自上而下地发展起多层次的犹如金字塔形的经济中心，以此来最大限度减低高速现代化和都市化对整个社会的冲击和震荡，保证中国改革开放这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社会变迁平稳进行。”

费孝通的小城镇理论得到了政策支持，从80年代初他提出“小城镇，大问题”，到1998年十五届三中全会确定“小城镇，大战略”，开始“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合理发展中小城市，积极发展小城镇”，小城镇发展模式得以制度化。发展小城镇的一个表现是“撤乡建镇”，从80年代初到90年代末，小城镇数量从2000多个迅速增加到近20000个，增加了近10倍。

日本社会学家鹤见和子认为，费孝通提出的小城镇道路是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种模式——与自身社会基础相适应的“内生型”城镇化。城镇化一般有两种途径，一种是由于城市扩大而导致的非农业人口增加，被称为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或者外向型城镇化；另一种则是由本地的乡村中心演变为镇并逐步扩大成长为城市，称为自下而上的城镇化，或者内生型城镇化。社会学家们认为，内生型模式虽然在速度上比外向型缓慢，但它与社区原有的社会经济环境结合在一起，强调各个地方社会在现代化、工业化道路上的自主性，因此这种城市化会更均衡、更稳妥。

有意思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经济实际上走上了一条“外向型”道路。这种外向型经济是从引进外资、技术与原材料，经加工后再出口，利用中国低廉的人力资源发展经济。从珠江三角洲“三来一补”企业萌发，到90年代，这种外向型经济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战略，“小城镇道路”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过去的事物。

伴随经济高速发展而来的是城市化的突飞猛进。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的20多年间，中国城市在空间上扩大了3倍，城市人口首次超过乡村人口，城乡社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中国已经由传统的农业国迈向工业化国家。

但在城市化率增长的背后，对外向型经济的依赖也导致了结构性的不平衡。上海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张江华分析，一方面是带来大城市与小城镇发展的不平衡。尤其是2000年以来，特大城市数量增加很快，大城市数量略有增加，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数量都有明显减少。这是因为外向型经济通常由国家与地方政府主导，工业区也因此在政府直接控制的区域，通常在首都或者省会，人口也随之向大城市集中；另一方面是导致本土农民被城市化排斥。外向型经济是由政府与外来资本主导的，在这一过程中的城市扩张实际上伴随着本土农民的边缘化。农民不仅会失去土地，也无法进入和融入在其原有土地上新建的企业，保留的“城中村”也成为城市内社会问题集中的区域。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农民虽然在身份上已经成为城市的市民，但在实质上并未完成向市民的转变，更别说在中国还存在严重的人户分离问题。

某种意义上，如今的“新型城镇化”政策又回到了上世纪80年代的小城镇道路上。虽然30年之后的大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最基本的问题并未改变，仍然是“人的城市化”——农民进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