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巍
2019-05-05·阅读时长14分钟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巍,欢迎和我一起进入古埃及的神秘世界。
在2016年8月份撒贝宁主持的《开讲啦》节目中,我和埃及学者哈瓦斯一起对谈。哈瓦斯曾担任埃及古物部部长,据说他垄断了几乎所有与古埃及有关的对外影像的出镜。
我当时介绍我们5000年的文明和最新的考古发现,他质疑:你们是文明吗?有文字吗?有像金字塔这样规模的遗址吗?我回答称:我们5000年的文明中也发现了巨大的城址,几百万平方米。可见,我们很多最新的考古发现没有被国外所了解。

▲埃及学者扎西·哈瓦斯在《开讲啦》节目上
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曾与总书记在故宫里聊天。总书记讲到我们中华文明有5000余年的历史,特朗普说埃及有7000年,总书记回答称我们这5000年的文明是延绵不断的。可见,特朗普的话语里边也是带刺的,但是确实,我们5000年的文明延绵不断这一点,与世界其他文明相比是独具特色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古埃及文明的发生可能确实比我们要早一些,但是它中断了,这也是事实。
但我认为世界古老文明虽然可以比较,但是文明之间不存在高低,各有特色。这也是我们为什么除了要做中国考古之外,还要涉及世界上其他主要的古老文明的发掘和研究的原因。
2012年到2016年,当我领衔“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这样一个重大项目的时候,我们最后的课题是要对中华文明起源形成的过程和特点进行归纳。当时我们就痛感我们对其他的古老文明不甚了解。我们看中华文明的特点,要在跟其他古老文明比较的过程中才能更清晰地认识到自己的特点。所以我们痛感即使从研究中华文明本身来说,只站在自己国度的角度,也是很不够的,何况我们现在正向世界大国和强国发展,文化也要跟上,要有国际视野。从这个角度出发,2012年我们开始派遣考古队到国外,到乌兹别克斯坦、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发掘玛雅文明,以及印度和埃及考古也都在积极策划和实施之中。

▲埃及新王国时期历史遗迹
此次中埃联合考古我们选择新王国时期(注:古代埃及的历史分期,依照曼涅陀的《埃及通史》记载,从第18王朝到第20王朝(公元前1553-公元前1085)是埃及新王国时期,由于新王国时期,埃及不断对外用兵,使得埃及的版图扩大一倍,因此这一时期又称为埃及帝国时期。)的原因在于它的时代范围与商代大致相符,同时也都是各自的文明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商文明继承夏代文明的同时又开启了周文明的先声,文字的使用、礼器制度的出现、王畿地区(注:即王朝的中心地区)对周围方国的控制,包括战争的控制和对资源的控制等很多方面都是在中国文明形成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些方面在古埃及新王国文明当中也有很多类似的方面,比如古埃及通过战争也有大量的战俘,战俘究竟本身是奴隶,还是投入到生产领域才转化为奴隶?还是只作为战俘存在?这在中国也一直是一个问题,而且争论很大。原来在50、60年代普遍的历史学家曾经认为大量的战俘就是奴隶,但改革开放以后有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战俘投入到生产领域,创造了价值后才能叫做奴隶,他与直接被屠杀用于祭祀的战俘还是有区别的。

▲宏伟的拉美西斯二世神庙
总之,两个文明从很多方面都是具有可比性的,包括维持王权的根基,如军事的征服和宗教对于维持王朝统治的作用。商王朝和埃及的新王国都对祭神和祭祀非常热衷,商王甚至一次杀掉几千个战俘来贡献给他们的祖先和神灵。埃及也如此,他们大兴土木,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去修建宗庙、神庙用于祭祀,其中包括前面讲到的执政67年的拉美西斯二世,后期也由于大兴土木和连年征战,国力受到很大影响,成为埃及新王国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我们在商王武丁时期(注:武丁盛世又称武丁中兴,盘庚侄子武丁执政时,殷商国势达到鼎盛。),大致也是公元前1300年左右,商王武丁大肆征战,版图扩大,但是后期也进入了一个中原商王朝相对衰落的时期,而这个时期,原来臣属于商王国的周围方国,纷纷势力崛起,闹起了独立。

▲妇好鸮尊,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
由此可见,中埃两国的文明有很多方面都具有可比性。我们希望通过对孟图神庙(注:卢克索地区是古埃及王朝首都所在地。孟图神庙是卢克索最负盛名的卡尔纳克神庙的一部分,后者是集圣殿、圣亭、塔门和方尖碑为一体的建筑体系。)的发掘,了解新王国时期孟图战神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新王国时期国王对其他周围势力维持统治的方式,对重要战略资源的控制方式,以及周围区域性文明之间的关系,比如古埃及和赫梯就发生了非常激烈的战争等等。而赫梯则是当时在西亚非常强大的一个国家,由此我认为通过对古埃及文明深入的了解,会加深对我们自己文明特点的理解。
▲孟图神庙遗址
中国是一个考古资源大国,地下资源非常丰富,遗迹遗物众多,古代文化发达,这一点令很多欧美国家和日本的考古同行非常羡慕。但我们现在不能仅仅停留在考古发现上,也应该从考古的资源大国向研究强国转变,这与我们国家民族复兴是相辅相成的。
在这个方面,一个是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广泛应用,我们在这次埃及考古当中也尽可能把我们国内的各种科学技术手段应用到对孟图神庙的发掘;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要知己知彼,作为我们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对世界其他主要古老文明都应该有所了解,要改变以前只知自己不知其他的状况。在国际舞台上原来中国对中国考古有一些发言权,但是对其他古老文明的研究是基本上没有发言权的,我们要改变这种状况,这方面我们任重道远,但希望通过我们和全国各个地方考古机构的共同努力,以及通过与其他相关古老文明的同行的合作,一步一步向前推进。
目前据我了解,我们中国的考古工作者已经在近20个国家进行考古和文物保护。最远的当属埃及、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包括非洲肯尼亚等地。当然我们在周边国家的考古工作做得比较多,但我认为除了对自古以来与我们有比较密切联系的周边国家作为主要的考古方向之外,也应该对其他古老文明持续开展考古工作,来增强中国考古学在研究世界古代文明方面的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

▲世界古老文明的分布
2016年我曾三次访问埃及,最终形成了开展中埃考古合作的共识,对古埃及的遗址进行发掘的信息传出之后,在国际的学术界或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个让我们感到比较意外,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在其他很多国家进行了考古,但是中国要在埃及进行考古这件事在国际上引起的关注远远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这个事情被报道后不久,《今日美国》的记者就专程从美国来采访,寒暄之后他的第一句话就问:你们为什么要做埃及考古?我回答:埃及文明是世界几大文明之一,国外像欧美、法国已经做了近200年,美国学者也已经做了好几十年。我们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早期的丝绸之路开始,至少4000多年前就与古埃及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当然有意愿、有资格、也有条件来做埃及考古。
记者又说:你们都是跟着政治走,你们的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你们就去到中亚发掘。我回答说:我们的考古工作是从学科发展和学术研究的目标出发的。中西古代文化的交流一直是我们中国考古的主要方向之一,历来就有学者研究,从上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来做这方面的研究。包括我们的夏鼐老所长,也是在留学英国的时候就做埃及考古研究。而且2011年我去乌孜别克斯坦访问就商定了考古共识,2012年就开始实施了。而我们总书记的一带一路倡议是2013年,所以可见我们并不是像你说的那样,纯粹为政治服务,我们中国考古学是从学术发展的需要出发来设置课题,组织实施的。包括这次的埃及考古也是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了解,拥有对埃及文明的第一手资料,进而更深入地研究中埃古代文明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各自的特点。这是我回答他的话,实际上也是我们也确实正在按照这样的理念一步一步努力实施。
现在我们虽然对埃及还了解不多,但经过初步比较,可以说中华文明和埃及文明有确实有一些相同的地方,这也许是人类文明的一些共性。

▲古埃及手工业制造图
首先,中埃文明都具有发达的农业,埃及是依托尼罗河泛滥,上游大量有机质夹杂其中,土地肥沃,因此诞生了发达的农业,后来发展成为灌溉农业;中国则是万年左右的水稻和粟黍栽培的历史,经过8000年、6000年,到商王朝时期,农业已经非常发达,包括犁耕已经有至少5000年的历史,从西亚传来的小麦到商王朝成为主要的农作物之一。
另外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有发达的手工业,而且高端手工业被王权所控制。比如埃及是珍贵的金器以及一些珍贵的生活用品、装饰品的制造;中国则是玉器和金属容器的制造和等级身份相联系。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支撑王权的强大军事力量和通过宗教控制人们的精神。王作为神的代言人,比如西周叫天子,即天的儿子。王通过军事权力和对宗教思想的控制来维护统治。
以及对一些重要的、珍贵的战略资源的控制,在中国有玉料和青铜的原料。在埃及比如是金器、玻璃器,包括一些重要的资源等等。

▲列鼎制度示意图
所以很多方面可以显示出古代文明有很多共性的东西,但是我们还希望通过这种比较,看看这种共性的东西究竟是几大文明所共有的,还是中埃文明中独特的。以及它们背后的原因很值得研究和思考,包括环境和文明兴衰的关系等。这些都是我们要进一步开展的工作。
我们经常说中华5000年文明延绵不断,我记得我在一个国际会议上讲到的时候一位国际资深的学者就问:这是为什么呢?确实,中国文明的延绵不断是我们文明的特点之一。它的原因是值得很好地研究的,我当时的回答是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比如我们相对的地理位置,东边是海,西南是高山阻隔,北边是欧亚草原,我们附近没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可以替代我们的文明,这个和埃及、地中海沿岸有好几个文明是不同的。
第二是我们的国土相对辽阔,即使北边被其他民族占领,南边还会有比较大的回旋的空间。
第三,我们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也能够支撑我们独立的经济体系,而不是倚仗外边的输入。
最后是我们中华文明包容的特点。我们的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大约都是在距今5000到4500年前(即埃及文明兴盛时期)从西亚或埃及传入中国的。但是传入之后并没有替代或取代古老文明自身的特点,而是成为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比如说小麦传入之后就和粟黍、稻共同成为了中国古代的“五谷”(注:“五谷”,古代有多种不同说法,最主要的有两种:一种指稻、黍、稷、麦、菽;另一种指麻、黍、稷、麦、菽。),黄牛、绵羊也成为古代“六畜”之一(注:六畜:马、牛、羊、鸡、犬、豕)。所以我们中华文明的开放、包容、学习、吸纳,也是我们能够延绵不断并保持活力的特点。

▲埃及(绿色)与赫梯(红色)版图
而埃及实际上不断地受到其他区域文明的冲击甚至是占领,比如古希腊文明、古罗马文明、包括更早一点的赫梯(注:赫梯帝国,小亚细亚地区的奴隶制国家。前19世纪时期出现赫梯国家,公元前17世纪拉巴尔纳斯始建赫梯帝国。约公元前14世纪达到鼎盛。首都先在库萨尔,后迁至哈图沙。公元前12世纪瓦解,公元前8世纪,残存的势力被亚述帝国灭亡。),因为他们的国土是相连的,他们没有像中国这么大的回旋的余地,其他的文明强盛可以直接占领埃及这个地区,于是就形成了其他文明对埃及的替代。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埃及文明发展的几千年到后来实被亚历山大所征服,古埃及文明的系统就中断了,现在是伊斯兰文明。
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延续不断可能有很多自身的原因,也跟我们的环境、地理位置有关系。通过跟其他文明的比较,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我们中华民延绵不断的深层次原因,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指导我们的未来。
当然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很关心的问题,即中国和埃及在古代是否有过交流。大家都知道汉代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丝绸之路打开了中西交流的通道,但是实际上这只是官方打开通道的一个措施。在久远的史前时期,通过我们的研究,包括青铜时代,东西方之间,中国和西亚、北非之间就存在交流。
我前面曾经讲过,我们做“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时候,我们分几个不同的课题进行研究,有研究距今5000年到4000年的农业课题的小组团队,有这研究这一时期动物的构成和种类的团队,有研究DNA以及其他方面,包括冶金术的团队。他们分别得出了大约5000年前左右,来自西亚的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传入中国,大约4500年前传入到中原的结论。

▲司母戊鼎,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其母戊所制,是商周时期青铜文化的代表作,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小麦的传入对于大家而言是常识,因为我们一致认为西亚是小麦的原产地。而冶金术在此之前是有争论的,也有比较多的学者认为是西亚传入,但也有人认为是中国本土独特的发明。但由于冶金术在西亚有比较久远的历史(大约在7000余年前已经开始生产黄铜),很多学者认为冶金术还是从西亚传入。但在西亚,冶金术始终只用于制造小刀子、小工具、小的武器等,而冶金术传入中原之后,大约在4200年前已经开始制造简单的青铜容器,到了约3700-3800年前的夏代和周代,青铜容器的制作高度发展,制作和使用青铜容器、使用青铜容器的数量和质量在西周中期跟严格的等级制度结合起来,如天子可使用九鼎,诸侯七鼎六簋,卿五鼎四簋,士三鼎两簋或一鼎一簋。在墓葬当中可以看到,墓葬规制越大,青铜容器的数量越多。可见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是可以相互证实,中国具有完备的使用青铜礼器的制度。但是黄牛和绵羊我们没有想到,因为我们原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是原产地。但后来我们通过DNA的研究证实黄牛和绵羊来自于西亚,跟西亚原产的黄牛绵羊有相同的DNA。所以我们可以说中国和西亚乃至北非的交流,至少在5000年前已经开始。
此外,丝绸的传播也是东西方交流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的丝绸据考古发现在中国长江中下游至少有7000年左右的历史,黄河流域则有6000年左右的历史。1926年,我们中国的考古团队首次在山西的夏县西阴村发掘出了半个蚕茧。近年来,我们的学者在郑州地区距今5300年左右的一个大型遗址双槐树中,发现了一个古蚕状的兽牙制品,而且蚕的形状是吐丝阶段的蚕。加上在这里蚕茧的发现,我们可以说在黄河中原地区至少5500年到6000年前已经出现养蚕和缫丝了。

▲西阴村遗址出土的半个蚕茧
5000年前左右中西方的交流,我们吸收了很多,包括小麦、黄牛、绵羊、冶金术。但是往东传,如丝绸、中国原产的粟黍等由于便于运输,或色彩鲜艳被人们喜爱,所以很可能在汉代之前已经东传到西边了。根据古希腊、古罗马的文献,那个时候的贵妇人都以能够穿一件来自东方的丝绸衣服为荣。可见在那时中国的丝绸已经传入地中海沿岸了。
东西方的交流还有玻璃器的传入。我们在埃及、西亚看到玻璃的产生较早,大约4000年前已经能够制作玻璃器。距今约3000年的新王国时期,以西亚为代表的玻璃制作已经技术相当高超并且美观了。大约3000年前,来自西方的玻璃器已经传入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一些贵族的墓葬,如著名的曾侯乙墓等,出土了一种玻璃珠,我们一般叫它“蜻蜓眼”,因为圆圆的,有黑有白,很像蜻蜓的眼睛。经过成分分析,明确证实它来自西亚。后来我们经过研究,也发现了中国制造的、材质不同于西亚的玻璃。所以中西方的文化交流在丝绸之路正式开通之前,应该有比较久远的交流历史。

▲战国早期玻璃珠,曾侯乙墓出土
大家都熟知的马车,在商代晚期,即大约和埃及新王国时期,相当于拉美西斯二世的时候,突然出现在中国境内。在商代晚期之前,除了最近我们在靠近哈萨克斯坦的新疆温泉县发现了距今4000年左右少量马之外,我们在中国境内,尤其是在中国黄河中下游地区,没有看到马车以及家马的痕迹。当然,在距今约4000年历史的夏代都城,我们发现了车辙碾压的痕迹,但车轮之间的距离是一米,而商代的马车轮距是2.3-2.4米,显然不是一回事。由于中国的家马和马车的形制也和欧亚草原接近,因此很有可能是从欧亚草原传入中国境内,后来成为了中国商周时期,尤其是西周时期战争的主要手段。因为在那时形容国家的军事力量,都是看有车多少乘,比如说几百乘、千乘之国。所以马车也是中西方交流的一个重要方面。
通过我们和埃及的合作,我们扩大了视野,也更加注重古代丝绸之路,汉代之前的研究,也许今后会有进一步的展开。由于我们国力的增强,由于我们国家对我们走出去的支持,我们中国考古学者可以到世界舞台上去交流,去展现我们的能力,对世界考古学的发展作出独特的贡献,我们为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而感到庆幸。
通过我们和埃及的接触,通过我们工作逐步地从酝酿到签订协议到实施,我们可以感觉到埃及从国家到人民对中国的喜爱和认可,以及对中国考古学家的欢迎,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尤其是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可以说逐渐在世界范围内深入人心。

▲孟图神庙遗址的断柱
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感到很自豪。中国考古人的背后有5000年文明深厚积淀的祖国,我们的先民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这是我们的底气所在也是我们的幸运。我经常说,现在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日新月异,应用到考古学的各个领域,越来越广泛和深入。但是同样的技术和方法应用不同历史维度和长度的国家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是原生文明,这些技术应用到中国,就发现了比如万年前中国是世界上粟和黍这种两种主要北方旱地农作物的起源地。这些都是通过各种自然科学技术手段的应用来取得的。
另外要通过我们的工作,通过我们和当地的接触,增进我们和考古所在国家的民众和同行的友谊,让他们通过我们更多更好地了解现代和古代的中国,了解我们中国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下跟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团结和协作。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中国考古人也是中国的文化使者。作为中国考古学家,我们有荣誉感和自豪感;也作为赶上了好时候的中国考古学家,我们要利用这样一个时机,抓住这样一个机会,做好我们在国外各个国家的考古,要为中国和中国考古学界争光。
好,关于埃及考古的内容就讲完了。本讲中涉及的内容和图片,可以在文稿中查看。在最后,我也准备了一份书单,以供大家延申阅读。欢迎大家在课程评论区和我互动,也欢迎大家更加关注中国考古“走出去”的步伐。
我是王巍,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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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埃联合考古项目的中方总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前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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