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容惠）

德累斯顿宫廷剧院

位于易北河畔的德累斯顿，是一座美丽的洛可可建筑风格的城市。“强者”奥古斯都（Augustus，1670-1733）偏好豪华建筑和各种盛大的庆典，才让德累斯顿有了这般壮丽的景致，并成为欧洲最璀璨的王城之一。腓特烈·奥古斯特一世（Friedrich August I）对拿破仑忠心耿耿，在拿破仑1815年于滑铁卢战役败北之后，腓特烈的领土有一半划归普鲁士所有。和莱比锡一样，德累斯顿也饱受战火蹂躏。不过，坚毅勤奋的萨克森新教徒总能重建城市风采。韦伯曾在德累斯顿宫廷歌剧院任职。德累斯顿在瓦格纳的职业生涯中也占据着重要的位置。今天的德累斯顿作为一个音乐城市，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瓦格纳。当然，德累斯顿也是瓦格纳成名的地方。

莫瑞兹街15号

1814年8月，瓦格纳刚满周岁不久，就跟着母亲、继父路德维希·盖尔（Ludwig Geyer）从莱比锡移居德累斯顿。盖尔不仅在剧院工作，而且是颇受萨克森贵族家庭欢迎的人像画家。瓦格纳一家过着殷实的生活。他们起初就住在莫瑞兹街（Moritzstrasse）15号，不久又搬到纽马克广场（Neumarkt），最后搬到威森豪斯街24号（Waisenhausstrasse 24）。

母亲约翰娜是一家之主。瓦格纳曾形容母亲是“一位为所有认识她的人公认的杰出女性”，他一生对母亲怀有深厚的感情，母亲对他的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瓦格纳心中，“母亲”代表了温柔与安全，他在歌剧中也不停歌颂着这个母性主题，尤其是《齐格弗里德》一剧，其中有一个场景便是主角站在菩提树下歌颂母爱。1848年2月的一个寒冷清晨，瓦格纳的母亲与世长辞，这让瓦格纳心中备感孤寂。

1822年12月2日，瓦格纳进入克洛依茨学校（Kreuzschule），并在这里学习了五年。这所学校是克洛依茨教堂（又译：十字教堂）的附属唱诗班学校。不过，瓦格纳没有进入唱诗班，而是对歌剧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从很小开始，瓦格纳就对戏剧情有独钟，尤其被韦伯的作品深深吸引。某皇室婚礼上演出韦伯的《易北河畔的葡萄园》（The Vineyard on the Elbe），瓦格纳还曾经扮作一名天使。

克洛依茨学校非常注重古典文学教学，瓦格纳在这里陆续学习了希腊文与拉丁文、索福克勒斯的古希腊悲剧、莎士比亚的作品等。古典文学的熏陶，平衡了少年瓦格纳脱缰野马般的浪漫情怀。同时，阅读希腊历史，尤其是荷马史诗，也让他对英雄、神话与传说的世界产生了强烈的热情。这些在他晚年的创作中也都得到体现。

瓦格纳在自传《我的一生》（Mein Leben）中，对这所学校赞誉有加，特别在激发他古典文学兴趣方面。不过，当年的瓦格纳怎么看都不是个模范学生。虽然他的钢琴技巧逐渐引起老师的关注，但并没有在音乐方面的特别热情。1827年毕业时，瓦格纳已认定了另一条道路。他曾这样写道：“现在，毫无疑问地，我将成为诗人。”显然，瓦格纳不仅不是音乐神童，而且也不是早早立下坚定志向的人。这位未来的“总体艺术”大师是在漫长的岁月里，逐渐开发出内在天赋的。

童年时期，瓦格纳的身体非常虚弱，母亲甚至担心他会夭折。多年来他都长得瘦弱苍白，矮小的身子几乎难以负荷他那颗硕大的头颅。他终生深受皮肤敏感症的折磨。为此，他在晚年必须穿着丝质内衣，而他的敌人却误把这看作瓦格纳生活腐化的证明。虽然体质羸弱，瓦格纳却是个活力充沛、胆大妄为、喜欢恶作剧的少年。他喜欢爬树，和附近的狗儿都能玩成一片。他对周围发生的事物都兴趣盎然，不论音乐、文学、哲学或政治方面的新思潮，他都能迅速吸收。

1828年，瓦格纳一家搬回莱比锡。1837年7、8月间，年轻的瓦格纳到德累斯顿旅行，住在名叫“Gasthof Blasewitz”的地方。在这里，他读到了爱德华·布尔威·里顿（Edward Bulwer Lytton）的小说《黎恩济》（Rienzi），后来他根据这部小说创作了歌剧《黎恩济》。

德累斯顿宫廷歌剧院

1839年到1841年，瓦格纳曾经在巴黎寻找成功的机会。但是巴黎只带给他深深的失望。在幻灭之余，瓦格纳希望回到德国实现自己的音乐理想。他与明娜离开巴黎，穿越过莱茵地区，踏上返回德累斯顿的漫漫旅途。一路上，他们经受着德国凛冽阴暗的天气，这与巴黎的明媚春光是多么大的反差啊。可是，他们必须把巴黎抛在身后。经过那两年半的潦倒落魄的生活，回到故乡的瓦格纳精神一振。他在《自传速写》（1843年）中曾经这样写道：“第一眼看到莱茵河，我的双眼溢满泪水，当时我就发誓，虽然我只是个潦倒的艺术家，但我一定要将一生都奉献给祖国。”

《黎恩济》在德累斯顿首演

瓦格纳夫妇经过艾森纳赫（Eisenach）附近的瓦尔特堡（Wartburg）谷地时，天气突然转晴，几道阳光照亮了远处山头的传奇城堡。13世纪时，吟游诗人曾在这里举行歌咏比赛，骑士纷纷写下咏唱爱情的不朽诗篇。瓦格纳在巴黎时就已经读到许多日耳曼中古传奇，这些作品大大增强了他的爱国思想。华特堡的景观更让瓦格纳再次回想起汤豪舍的传说。展现在眼前的这幅画面，在瓦格纳心中留下了长久而栩栩如生的记忆，以至三年后，瓦格纳的歌剧《汤豪舍》在德累斯顿首演时，他还能一字不露地将这一幕景象，形容给画布景的巴黎舞台设计师听。

瓦格纳这次回来，主要是为筹备歌剧《黎恩济》在德累斯顿的演出。这还是韦伯的遗孀卡洛琳帮助安排的。瓦格纳和明娜在1842年4月12日回到德累斯顿，住进了“Stadt Gotha”饭店:现在的施洛斯街（Schlossstrasse 5）。几天后，他们住进圣母教堂的对面（Frauenkirche）的一座楼：现在那里是希尔顿饭店。不久，因为预计《黎恩济》演出成功，他们搬进了威森豪斯街5号的一座豪华公寓：今天那里是德累斯顿银行的一部分。

1841年12月，瓦格纳曾经从巴黎写信给罗伯特·舒曼：“我已选择德累斯顿作为首演之地，没有选择柏林。柏林我也能得到同样的认可，不过，就演出获得的轰动而言，德累斯顿能给我带来更大的成功。”不过，瓦格纳很快就对这座他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的城市感到失望，“在狂暴、阴郁的天气中，似乎显得既寒冷又死寂”。离家六年，瓦格纳很高兴见到母亲和其他家人，但是许多老友已不知去向。瓦格纳不久前还激荡不已的日耳曼热情也很快就趋于幻灭。

德累斯顿爆发革命

同样令瓦格纳沮丧的是，顽固的德累斯顿歌剧院官员不客气地告诉他，他们觉得他情绪太不稳定、太没耐心。只有剧院舞台经理兼合唱指挥威廉·费舍尔（Wilhelm Fischer）以及舞台服装设计师费迪南·海涅（Ferdinand Heine）对瓦格纳抱有强烈的好感，并且在排演《黎恩济》时对他鼎力相助。

整个排练过程在剧院指挥卡尔·哥特利伯·莱西格的监督下进行，演员阵容包括施洛德-戴夫里恩特和有“英雄男高音”之称的约瑟夫·提加舒克（Joseph Tictschek），他们都将排练这部歌剧视为一大享受。瓦格纳身在现场更让他们士气大振。饰演罗马护民官黎恩济的提加舒克，对第三幕结尾的B小调重唱极为欣赏，他甚至建议，每次排练到这首曲子，每位歌手都应该付给瓦格纳一枚小银币。这项奉行不辍的仪式，让瓦格纳颇感欣喜，他承认：“他们谁都没有察觉，我们的日常饮食费用，事实上就是靠这笔他们开玩笑给的钱支付。”

《黎恩济》在1842年10月20日首演，果然取得巨大成功。每一幕结束时，瓦格纳都被拉上舞台接受盛大的欢呼。歌剧院管理委员会也和别人一样高兴，他们知道自己手上有了一棵摇钱树。他们不但可以一再上演这部歌剧，而且除了300塔勒（thaler，德国旧银币单位）的基本稿费之外，并不需要额外付给瓦格纳一分钱。在当时，这种做法非常正常，除柏林外，德国其他地方的歌剧院都不另付版税。《黎恩济》不仅带来了新颖大胆的歌剧风格，而且故事内容——黎恩济结束腐败统治，成为人民的护民官——也迎合了德国中产阶级的幻想。当时人们不但对封建王公贵族的统治日渐不满，同时也害怕由于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影响，德国会逐渐进入新的封建时代。不过，瓦格纳只获得的300塔勒不足以支付他梦想的奢华生活，11月瓦格纳夫妇就不得不搬进相对朴素的玛丽安街9号（Marienstrasse）。

1843年1月2日，《漂泊的荷兰人》首演，同样也算得上是成功之作，大众对施洛德-戴夫里恩特饰演的森塔反应热烈。不过，与《黎恩济》多彩多姿的盛大场面相比，《漂泊的荷兰人》沉闷忧郁的特质显然超乎他们的意料。瓦格纳首次觉察到，不论是观众或职业音乐家，都未必与他的心灵相契合。瓦格纳没有获得预想的成功，收入也只有220塔勒。

不论就哪一方面来看，瓦格纳熟知并热爱的德累斯顿仿佛都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现在，德累斯顿显然是个充满敌意的地方。在一封写给巴黎友人萨缪尔·莱尔斯（Samuel Lehm）的信中，瓦格纳认为，如果自己一定会失败潦倒，他宁可选择巴黎，而非德累斯顿：“我并无地理上的偏爱。我的故乡除了美丽的山丘、森林和谷地之外，实际上相当排斥我。这些萨克森人是一群被诅咒的人——吝啬、迟钝、痴愚、懒惰而又粗俗，我何必跟他们有所瓜葛？”

《漂泊的荷兰人》首演过后没几天，瓦格纳就接到德累斯顿宫廷剧院监督卢蒂浩（Freiherr von Liittichau）男爵的邀请，要他接任助理指挥的职位。不过瓦格纳了解到，这个副手职位不太可能放手让他进行任何实质性的改革，所以他就以“需要所有的职权”为由，拒绝了这项职务。可能瓦格纳也担心这项职位会和自己的作曲工作相冲突，因为此时正是他创作力“最为旺盛”的时期。卢蒂浩不肯轻易放弃，又提出年薪1500塔勒的优厚条件。对处于瓦格纳这种财务状况，妻子又想过安稳、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生活的男人而言，这样优厚的条件实在令人难以抗拒。1843年2月2日，瓦格纳获得德累斯顿宫廷乐团指挥的职位。他们立刻搬进奥斯特拉巷（Ostra-Allee 6号）的一套宽敞的公寓。这里今天是德累斯顿旅游广告公司所在地。瓦格纳在巴黎那种入不敷出的日子永远结束了。他终于有了朋友和赞助人。瓦格纳添置了一架演奏会专用的全新平台钢琴，就此心安理得地染上入不敷出的终身恶习。他继续增添庞大的图书藏量，内容包括精挑细选的古代与现代文学作品，以供他日后从中寻找音乐剧主题之用。

身为宫廷指挥，瓦格纳要负责所有的宫廷音乐活动，包括指挥歌剧与管弦乐演奏会，以及为各种特别的宫廷场合创作新曲。在德意志各邦，这类职务地位相当崇高，不但是值得终身追求的目标，同时还拥有一份足可补偿微薄薪金的可贵荣誉。然而，宫廷指挥终究还是宫廷臣仆之一，在举止、行事上都要有分寸。瓦格纳必须照规定花100塔勒订做宫廷制服，这项支出让他大叹“荒谬”。

虽然瓦格纳对某些古典作品的崭新诠释，通常能赢得大众的喜爱。但他在指挥上的创造性却让某些歌手和乐团团员火冒三丈。瓦格纳也会演出一些国王喜欢的曲目。腓特烈·奥古斯特二世非常喜爱格鲁克的歌剧，瓦格纳便演出格鲁克的作品《阿尔米德》博得国王的欢心。

1849年的德累斯顿

瓦格纳对德国、法国歌剧特别青睐。他曾经资助过柏辽兹。他与新任音乐总监奥古斯特·洛克尔关系不错。瓦格纳还曾资助萨克森男声合唱团的音乐节。他们最轰动的音乐节就是1843年7月6日在圣母教堂举行的一场音乐会。萨克森全境的歌手都齐聚在德累斯顿的女子教堂共同演出了《使徒聚餐会》（Das Liebesmahl der Apostel）。1200位由信徒与使徒组成的合唱团唱诗班携手演出，并由100人组成的管弦乐团伴奏。这部作品是瓦格纳特地为合唱音乐节所作的男声合唱曲，它被音乐学家看作《帕西法尔》的雏形。

瓦格纳的另一项职责是为某些特定场合编写乐曲。1844年夏天，他写了《忠实臣民对敬爱的腓特烈·奥古斯特之礼赞》。这是一首男声合唱曲，从中可预见著名的《汤豪舍》的进行曲风格。1843年，瓦格纳又当选德累斯顿歌唱团（Dresden Liedertafel）指挥。在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一世雕像揭幕的时候，瓦格纳曾经在茨温格宫演出了他的“节日歌曲”（Festival Song）。

虽然《黎恩济》与《漂泊的荷兰人》演出都很成功，瓦格纳的财务状况却仍持续恶化，不断有债主上门讨债，甚至还有早在求学阶段欠下的陈年旧账。他唯一的应付之道却只有以债养债。他通常会向朋友借钱来抵还旧债，因为他认为朋友有义务在危急时施以援手。他在1849年写给费迪南·海涅的信中写道：“他们不应将我视为需要他们帮助的某个人，而是他们希望保留给未来，绝不容许遭受挫败的一位艺术家和一项艺术运动。”歌剧总谱出版是瓦格纳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因此在《黎恩济》与《漂泊的荷兰人》结束最初的几场演出之后，瓦格纳就开始到处寻找出版商。出版商布赖特科普夫与哈特尔公司对他的总谱表示兴趣，却不准备付费。由于几番协商都毫无结果，瓦格纳终于作出自行出版总谱的决定。负责宫廷出版的梅瑟（C.F.Meser）答应负责印刷，但要收佣金，所需资金由瓦格纳的三位忠实友人提供。不幸的是，收到瓦格纳所寄出总谱的德国各地剧院，全都将印本原样退还，瓦格纳想要在德累斯顿之外获得成功的希望也就此化为泡影，留给他的只有窘迫不堪的财务困境，以至于他不得不要求先从宫廷乐团退休基金中预支5000塔勒。除了总谱乏人问津之外，梅瑟的生意脑筋也大有问题。虽然外界对瓦格纳作品的需求量在1850年后逐渐上升，梅瑟却因为过度谨慎而失去许多大好商机。“在世上所有音乐出版商中，就数他最不称职。”瓦格纳在1851年寄给友人特奥多尔·乌里希的信中写道：“如果你将最畏缩、最不可靠、最懦弱的俗人中取其精华，你得到的就是梅瑟。”

在1845年4月完成《汤豪舍》总谱之后，瓦格纳下定决心：在着手写作下一部歌剧之前，他要花一整年时间研读自己的藏书，却未曾发觉下一部歌剧的创作过程事实上早已开展了。

除了音乐职责之外，瓦格纳还涉及与宫廷歌剧院相关的政治事务。1844年秋天，他被选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之一。这个委员会长久以来一直企图将韦伯的遗骸由伦敦迁回德累斯顿，但始终未能成功（1826年6月5日，韦伯于伦敦逝世。当时韦伯正在伦敦指挥新歌剧《奥伯龙》的演出。）在瓦格纳的帮助下，他们最后终于克服了层层障碍。1844年12月14日，韦伯的灵枢在易北河河岸登陆，然后被护送至天主教墓园安葬。为了这个极度感人的场合，瓦格纳演出了他根据韦伯《欧里安特》主题创作了葬礼交响曲，在高举火炬的送葬仪式完成之后，瓦格纳在墓旁发表了一篇感人至深的悼词。根据瓦格纳本人的说法，韦伯之死将他再度由英雄文学拉回到音乐的世界。

1843年，瓦格纳认识了戈特弗里德·森帕（Gottfried Semper）。1838年到1841年间，森帕在“Theaterplatz”建造了一座歌剧院，瓦格纳曾在这里工作。他们长时间地讨论理想的剧院建筑。建筑家根据他们的讨论，设计建造了了今天的森帕歌剧院。瓦格纳的拜罗伊特剧院也受到这些理念的启发。

1845年10月19日，瓦格纳的《汤豪舍》在森帕歌剧院首演。瓦格纳得到300塔勒报酬，舞台装备就花费了8000塔勒。

瓦格纳在1843年春季完成《汤豪舍》剧本，不过由于情绪过于兴奋，他直到11月才开始作曲，而且到1845年4月13日才完成总谱。《汤豪舍》在1845年10月19日于德累斯顿举行首演，而且很快就获得大众的喜爱，不过乐评家并不认同。借由《汤豪舍》一剧，瓦格纳开始完全意识到自己的创造力将要导向何方，他也了解到，唯有将诗人与作曲家结为一体，歌剧才可能有所作为。虽然稍有瑕疵，《汤豪舍》却是瓦格纳在音乐与戏剧技巧发展上的一大里程碑。瓦格纳作为艺术家在社会上所面对各种问题，因此日渐滋生强烈的政治意识。

1845年7月，瓦格纳和明娜前往波希米亚的马林温泉（Marienbad）度假疗养（瓦格纳一生都深受皮肤病和胃病之苦）。每天早晨在林间散步时，他都带着沃尔弗朗·冯·艾森巴赫（Wolfram von Eschenbach）所写的《狄图瑞尔》和《帕西法尔》以及他在巴黎就已读过的英雄史诗《罗恩格林》。再次阅读时，“圣杯骑士”罗恩格林的传奇，不但激发他的想象力，而且很快就在他的脑海中形成戏剧性的画面。

隔月，瓦格纳和明娜又隐居到皮尔尼兹（Pillnitz）附近风景如画、种满大麦的村庄，他在那里完成《罗恩格林》的首份乐曲草稿，至于整份管弦乐总谱则几乎要等到两年之后，于1848年4月28日才在德累斯顿完成。1846年夏天，瓦格纳住进格劳帕（Graupa）。他在这里为《罗恩格林》谱曲。今天，这里是一座瓦格纳纪念馆，这也是东德境内唯一一个在原址上建立的瓦格纳纪念馆。这期间，瓦格纳除了一边埋首写作《罗恩格林》，一边浸淫于日耳曼神话与希腊悲剧之外，同时也为左翼刊物写了不少政治评论。他所研读的古希腊作家埃斯库罗斯（Aeschylus）的作品《奥瑞斯提亚》（Oresteia）三部曲、雅各·格林（Jakob Gdmm）所写的《日耳曼神话》（Deutsche Mythologe）以及各种北欧神话，对他未来的发展都具有潜在的重要性，而且对《尼伯龙根的指环》的创作过程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德累斯顿的圣母教堂

马科里尼宫

瓦格纳总是负债累累，不久他又被迫搬家。1847年，瓦格纳住进马科里尼宫（Marcolini Palace），今天这里是一家医院（Friedrichstadt Hospital）。

1847年2月瓦格纳改编并指挥演出了格鲁克的《伊菲姬尼在陶里德》，大获成功。这项演出稳固了他身为德国诠释大师的声誉。同年11月柏林的《黎恩济》首演，就没那么令人满意，不但评论界反应不佳，普鲁士国王也没有答应提供《罗恩格林》首演的资金。雪上加霜的是，瓦格纳花在排练这部作品上的两个月时间，也得不到酬劳，因为管理部门当初只说他们“希望”如此，而非对他发出“邀请”。瓦格纳希望在柏林演出成功，甚至谋得一官半职的期望也就此破灭。于是他坚信，只要现存的德意志社会体制与政治气候持续下去，他的作品就永远不会获得承认。他在《我的一生》中写道：“在我与妻子返家的路上，荒凉的马克河景象，让我感觉到一阵深沉的失望，体验到一种终此一生，我再也不能忍受的情绪。”

《汤豪舍》上演之后，瓦格纳花了三个月的时间写了一份名为《论皇家管弦乐团》的报告，上面列举了有助强化乐团的几项改善计划。瓦格纳在1846年3月将报告呈送给卢蒂浩过目。然而，虽然内容包含许多合理、实际的建议，这份报告却在一年后被退回，原因可能是有很多人觉得他提议的改革对他们造成威胁。1848年5月，瓦格纳又写了一份剧院改革方案《萨克森王国德意志国家剧院组织提案》，但同样也被宫廷退回。这些经验增强了瓦格纳日渐滋生的政治不满情绪，而且与他因艺术计划不断遭受阻碍所产生的挫折感已混为一谈，难以区分。当时的音乐体制如此执著于传统风格，以至于瓦格纳开始相信，只有改变社会的反动本质，他的艺术目标才能得以实现。在无情的债主、心胸狭隘的评论家和愚钝的宫廷官员四面夹攻之下，瓦格纳逐渐认为只有颠覆性的政治变动，才是达成改革的唯一途径。到了1848年，他已准备就绪，决心要拥抱即将爆发的德意志革命浪潮。

1848年，瓦格纳参加了德累斯顿革命活动。起初他只是希望改革德累斯顿的音乐结构。他还希望创立一种新歌剧形式，于是开始根据尼伯龙根传说写剧本。德累斯顿宫廷乐团建立300周年时，瓦格纳赞美乐团是最有价值、最完美的乐团。最后，瓦格纳越来越多地介入到政治活动中。他在德累斯顿报纸上发表了不少文章，呼吁政治革命。在5月6日到8日的巷战中，茨温格宫殿旁边的巴罗克歌剧院起火。就在4月1日，瓦格纳还在这里指挥星期天音乐会，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由瓦格纳开始的这一传统一直保留至今。瓦格纳在德累斯顿的最大成就，或许就是在1846年4月5日棕榈主日（Palm Sunday）由他指挥演出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这项活动是他不顾管弦乐团管理部门和团员的极力反对，一手筹备而成。

革命失败后，瓦格纳被通缉，他从森帕逃往瑞士。此后13年，瓦格纳无法回到萨克森。直到1862年3月28日，他才被赦免，并于当年11月3日，瓦格纳回到德累斯顿。这次瓦格纳最终与第一任妻子明娜分道扬镳，打算与科西玛结婚。1871年、1873年、1881年，瓦格纳与科西玛几次访问德累斯顿，住在Bellevue饭店，当时就在森帕歌剧院旁边。瓦格纳领着科西玛拜访了在他职业生涯中重要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