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筱岭）

威尼斯的温德拉米宫

瓦格纳与威尼斯颇有渊源，1858年到1883年间，他来过六次。坐落在亚得里亚海滨的威尼斯，不仅与《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纽伦堡的名歌手》有关系，而且是瓦格纳去世的地方，这是不寻常的。南方世界、天主教区、意大利艺术等经历，在瓦格纳的心中引发了对立的精神世界：德国诗歌、北方的地域、一个自由的帝国城市精神、路德赞美诗。

一

1858年8月，瓦格纳与第一任妻子明娜闹翻后，前往威尼斯。威尼斯的“宏伟、美丽和腐朽”，与瓦格纳的忧郁心情恰好一拍即合。他在居斯蒂尼安尼旅馆（Palazzo Giustiniani）租了几间略经装潢、可以俯瞰大运河的房间。现在他不再受到社会外务干扰，而且终于能拥有重拾《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所需的平静与孤独。

不幸的是，除了挥之不去的健康问题之外，瓦格纳很快发现1848年的革命后遗症也跟着他到了意大利。虽然威尼斯并非德意志邦联的一分子，但仍在奥地利帝国的版图之内，因此也属于维也纳的管辖区。奥地利警察总长肯彭·冯·菲坦斯丹（Kempen von Fichtenstamm）立刻通知外交部，有一位不受欢迎的政治流亡者居留在奥地利境内。

不过，虽然萨克森政府极力抗议，外交部仍只下令要求警方严密监视瓦格纳的行踪。呈给维也纳方面的定期报告，是由一位名叫安吉罗，克瑞斯比（Angelo Crespi）的当地警官负责撰写，他安抚当局的手法颇为高明，因此瓦格纳才得以缓了一口气，开始谱写《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

作曲期间，威尼斯的独特魅力对瓦格纳的想象力投下一层诱惑。从他所住的公寓，可以听到窗下运河生气蓬勃的喧闹声。到了夜晚，只有在船划过窗下时，那一片静谧才会被船夫的哀伤歌声所打破，那是像这座城市本身一样久远、一样不知始终的歌声。1859年3月18日完成《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第二幕总谱，瓦格纳立刻发觉这是“我的艺术空前的高峰”。由于奥地利军队与意大利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对峙越演越烈，瓦格纳于是在3月24日离开威尼斯，前往琉森（Lucerne）。

二

1862年2月14日，瓦格纳在给明娜的信中写道：“有朝一日，当人们纵观我的一生时，会羞愧地发现让我不断陷入焦虑不安、生活无保障的境地，是多么轻率，而我居然在这样的逆境中，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尤其是创作出我当前这样一部作品，是一个怎样的奇迹啊！但是，只要这种状况持续下去，每个人都会想到自己，并把他可能遇到的不愉快视为最重要的事情。”

他当时正在创作的这部作品，就是《纽伦堡的名歌手》。《纽伦堡的名歌手》的总谱虽然是在特里布申完成的，但脚本的写作和音乐核心部分的构思，却是他在一生中最困难时期的产物。此时瓦格纳与第一任妻子的婚姻早已破裂，个人生活也陷入拮据。虽然此时他已经得到大赦，可以返回德国，但瓦格纳依然无家可归。1845年瓦格纳曾经放弃过这部作品的构思，那时，瓦格纳已经是个虽然不满意，却居有定所，收入丰厚的萨克森乐队指挥。这一次，陷入困境的瓦格纳似乎更加不可能完成当初的构想。1861年至1862年，瓦格纳遭到接二连三的打击，尤其是《汤豪舍》在巴黎失败。不过，从《汤豪舍》的创作过程来看，瓦格纳经历了1839年到1842年的巴黎饥饿岁月，在图林根景色的激发下完成了这部杰作，也许这种困境对瓦格纳创作《纽伦堡的名歌手》是一种激发力量。

在《我的生平》里，瓦格纳描述了他在《汤豪舍》失败之后，1861年1月在威尼斯决定创作这部重要的新作品。“为了使我开心，魏森冬克一家邀我去威尼斯小聚，当时他们正在那里进行消遣性郊游。天晓得我是怎样想的，凭着大致差不多的估计，我便在灰蒙蒙的11月真的登上了火车，首先去特里斯特，再从那里搭乘令我感到很不舒服的轮船抵达威尼斯，并住进了达尼埃丽饭店一个小房间。我幸运地通过关系找到了我的朋友们，他们正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绘画，仿佛故意让我参与同样的欣赏，消除我的烦闷。他们似乎丝毫不想理解我在维也纳的处境，就像我怀着美丽的希望在巴黎从事的事情遭到可怕的诋毁以后，我的多数朋友都劝我悄悄放弃未来成功的希望一样……。我决定完成《纽伦堡的名歌手》。”

三

《帕西法尔》的筹备工作让瓦格纳的健康大受损伤，过度劳累使得他的胸痛症状更加恶化。由于需要再多晒晒意大利的阳光，瓦格纳在那年9月举家移往威尼斯，在俯瞰大运河的温德拉米宫（Palazzo Vendramin）。

威尼斯大运河沿岸之屋昔日均为贵族居所，各以贵族之家族命名为某某“宫”（Palazzo）。随着时代变迁，威尼斯不复昔日商业、政治中心的威风，许多人纷纷搬离，而将原有房产出售或出租给观光客，如瓦格纳等人。瓦格纳租下一整层楼，共有18个房间，足够安顿他的家人和随从，包括妻子科西玛、四个孩子（丹尼埃拉、伊索尔德、伊娃、齐格弗里德）、管家、家庭教师、厨师、女仆、男仆、信差、船夫。

亨利·珀尔（Henry Perl）在瓦格纳去世后两个月，发表了一本传记，记录了瓦格纳最后的生活。“瓦格纳的卧室，一切物品都制造着神秘的气氛，就像梦幻中一样。灯光很怪异，仿佛是日光，却有散发着让人愉快的光芒，墙上铺着浅粉和水绿色的缎布……窗户隐藏在六层窗帘后面，窗帘的色彩从深蓝到浅粉和浅绿，几乎能把所有外面的亮光挡在窗外。室内能更换不同的情调和各种灯光效果，即使在白天，这个人造伊甸园也丝毫不受干扰。”

李斯特在11月也来到温德拉米宫住了两个月，写了一首悲伤的钢琴曲《悲伤的冈多拉》（La Lugubre Gondola），并且和瓦格纳谈起以后的交响曲计划。这项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不过瓦格纳心中再度被唤醒的纯管弦乐热情，终于在1882年的圣诞夜得以宣泄。为了庆祝科西玛的生日，他一手筹备并指挥演出C大调交响曲：一首他在50年前写于莱比锡的旧作。

1883年2月12日，瓦格纳一边坐着看书，一边让朱可夫斯基画了一张他的脸部素描。那天瓦格纳在其他人都回房后还未休息，他以在钢琴上弹奏《莱茵的黄金》自娱。第二天早上，起床后就在书房继续写一篇已经写了数天的文稿《关于人类中的女性》，他在文中详述他对爱情、婚姻与性别平等的看法。

画家保罗·冯·朱可夫斯基（《帕西法尔》的舞台设计）在两点左右过来午餐，他发现科西玛泪流满面（可能因为和瓦格纳稍早曾发生争吵），坐在钢琴前弹奏舒伯特的《泪颂》（Lob der Tranen）。

瓦格纳请人传话说他不舒服，不想吃午餐。不久，女仆就听到他的房里传出呻吟声，发现他痛苦地坐在书桌旁。科西玛立刻过来探视并请来医生，不过已回天乏术。他的心脏病严重发作，当天下午3点30分左右，他终于在科西玛的怀中去世。朱可夫斯基曾回忆道“他在三点左右去世，死在妻子的怀里，没有任何痛苦地睡着了。脸上带着高贵平和的表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幕。”他的写字台上还着未完成的手稿《论人性中的女性》，他原来打算用它作为《论宗教与艺术》系列论文的结尾。瓦格纳所写的最后几句话，又回到了自己的开端，回到了青年德意志的感官性和妇女解放的世界。关于《禁恋》他写道：“妇女解放的过程仍然在狂喜的震颤中进行着。爱情——悲剧。”第二天，雕塑家奥古斯多·班文努蒂（Augusto Benvenuti）制作了瓦格纳遗体的脸部模型。

2月16日，瓦格纳的遗体由冈多拉小船载往火车站，转运回拜罗伊特。科西玛一整天都紧抱着丈夫的尸体不放，哀恸加上整日未进饮食，使她一度也虚脱到生命堪虑的地步。无数悼文与唁电自全欧各地涌向拜罗伊特，证明瓦格纳的艺术对本世纪的创造力具有难以估计的影响力。路德维希国王的特使在巴伐利亚边境迎接了送葬的队伍，还献上了国王的花圈。在慕尼黑也有一个巨大的人群等候在那里，国王没有到场。护送遗体的队伍在拜罗伊特受到迎接，并护送到旺弗里德，孩子们在那里等着灵枢。

2月18日清晨，送葬队伍穿过两旁挤满人群的街道，来到瓦格纳的永眠之处。在一场只有科西玛和少数几位至交在场的私人仪式中，他的遗体被安置在位于旺弗里德花园的墓穴之中，他终于摆脱了一切梦幻，获得最终的宁静。瓦格纳的葬礼

今日前往威尼斯，乘船经大运河时，仔细观看河边房屋，可以看到有一处屋外有瓦格纳像，即是瓦格纳去世之所。从1945年开始，这座宫殿已经改为威尼斯赌场（Casino di Venezia）。一层保留为瓦格纳故居，二层有家豪华的瓦格纳餐厅。瓦格纳去世后，科西玛把威尼斯公寓的物品全都运回拜罗伊特，安置在旺弗里德庄园。瓦格纳入住威尼斯后，观众强烈要求在风凰歌剧院（Teatro la Fenice）演出他的史诗般的歌剧《尼伯龙根的指环》（Der Ring des Nibelungen），但瓦格纳一直对于演出的设施不是很满意，等大师最终同意上演时，不久便永远地阖上了双眼，没能亲历首演现场。四联剧最终《众神的黄昏》结束后，全体乐手在船上又重新搭起乐队，在大运河上演出了一场纪念音乐会以安大师在天之灵。

瓦格纳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