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 绘画革命前夕的忧郁青年（下）
作者：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2019-06-14·阅读时长6分钟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学术团队，我是研究部的黄洁华，欢迎大家进入“发现毕加索”音频课，这一讲我们将进入粉色时期的毕加索。
《杂技演员和年轻的丑角》，毕加索，1905（图片来自Wikipedia）
毕加索似乎对于歌剧和戏剧这样的正统表演艺术不太感兴趣，倒反是对蒙马特的马戏团和舞厅里的表演很感兴趣，尤其是在他“洗衣船”工作室附近的美达诺马戏团，他经常去那里看表演，在酒吧和这些艺人聊天。他对这些流浪艺人的生活很感兴趣，对他们既带着崇敬也有同情之心。在他看来，这是一个充满了面具、表演和装饰，同时被边缘化的世界。
他的绘画中开始大量出现这些艺人的形象，调色盘也逐渐丰富起来，宣告了他新的创作时期——粉色时期的到来。这个时期又被称作“杂耍艺人时期”，因为大部分的作品都在表现这些人物。不过粉色时期也不是与蓝色时期的彻底割裂，毕加索除了延续此前身体造型的变形扭曲之外，他对边缘人物的关注也持续地渗透其中。
《拿着花篮的女孩》，毕加索，1905（图片来自Wikipedia）
很多人也许对粉色时期的作品也比较熟悉，这个时期的作品也获得了很重要的商业成功，大家可能还记得前两年洛克菲勒收藏的一幅《拿着花篮的女孩》创下了7.32亿人民币的拍卖成绩。
《踏着圆球的女孩子》正是这样的一幅代表作，画面刻画的是两个杂技演员，尽管画面中也有蓝色调的点缀，但整个画面还是以柔和的粉色系为主。这幅作品最有意思的地方，是整个画面都建立于一个对比之中，后景是纤细灵活的女杂技演员，前景则是健壮结识的体操男子：男性与女性，圆形与方形，轻与重，动与静，都融合在画面的这个对比的游戏之中，体现了毕加索在作品中融入的艺术技巧探索。这个对比同时也是一个比喻，暗喻着作为一个艺术家，要在技巧上拥有灵活性，同时掌握传统的造型技巧。
《踏着圆球的女孩子》，毕加索，1905（图片来自WikiArt）
值得一提的是，这幅藏在俄罗斯莫斯科普希金博物馆的杰作，还与中国有一段有趣的缘分。
1945年3月18日的《解放日报》，曾经登载了庆祝毕加索加入法国共产党的消息，同一个版面也发表了一篇关于这幅作品的介绍，赞扬这幅作品中体现的对边缘阶级的同情与关怀。更有意思的是，这个评论引起了读者的热烈讨论，之后还有一位读者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提出不同的意见，认为毕加索在这幅作品中表现的不是阶级问题，而是侧重于探索两种不同类型的物体的对照，一个是壮阔、平实稳定的男体，一个是纤细、苗条、轻盈的女体，一静一动，颜色也是冷暖色对立，展现了毕加索的美学趣味。在这之后原文章的作者胡蛮还写文章答复了这个意见。在本次课程之后的《毕加索与中国》研讨会专题中，会进一步讨论毕加索与中国的缘分。
《杂耍艺人一家》，毕加索，1905（图片来自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很遗憾的是，大部分的粉色时期的著名画作，因为排期的原因，没有能够来到北京此次的展览，不过我们此次也展出了一系列的素描习作，例如《杂耍艺人一家》的纸本作品，这幅素描可以说宣告了粉色时期的到来。
这个时期，毕加索在雕塑领域同样继续着自己的创作试验。《疯子》这件雕塑作品创作于1905年，刻画了一个生动的小丑形象。据说毕加索在创作这件作品前的几天，刚和诗人马克斯·雅各布一起去了美达拉诺马戏团观看演出，小丑的脸据说也是根据诗人的形象塑造的。这标志着他在这个时期绘画中大量出现的杂耍艺人形象，渗透到了雕塑创作之中。
《疯子》
巴黎，1905
青铜雕塑
41.5×37×22.8cm
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 Succession Picasso 2019
作品中的小丑带着调皮的微笑，戴着一顶极具几何造型感的帽子。他的面部肌理生动连贯，仿佛刚刚被毕加索的手捏造成形，由此带来了丰富的光影效果，体现了毕加索日趋精湛的雕塑技艺。这种极富动感和表现力的造型方式也明显受到了著名雕塑家罗丹的影响。
除了马克斯·雅各布之外，毕加索还有另一位关系亲密的诗人朋友，那就是阿波里奈尔，毕加索也经常和他一起去看各种马戏表演。在阿波里奈尔的笔下，为毕加索留下了最优美的艺术评论，同时这位诗人也以各种形象出现在毕加索的画中。这次的展览就展示了这样的一幅素描，毕加索把自己的好朋友画成丑角阿尔列金的模样。
《习作：丑角阿尔列金，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和亨利·德洛梅的夸张肖像》
毕加索，1905（图片来自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这一时期，新的艺术影响也开始出现在毕加索的作品之中，这和他这段时期的旅行与参观的展览都有关系。前一年冬天，毕加索在卢浮宫展览上看到了中世纪的罗曼雕塑和伊比利亚艺术，与这些作品的接触让他开始回归本源，更激发了他对保罗·高更作品的兴趣。与此同时，新生的古典主义风格也渗透到他的作品中。
《戈索尔概貌》，摄影：约瑟普·帕劳·法布里，1963（图片来自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1906年5月至8月的戈索尔之旅，进一步明确了他这个时期的风格转向。毕加索在一位雕塑家朋友的推荐下，决定和女友费尔南德前往戈索尔。这是一座似乎被时间所遗忘的村庄，只有骑着驴才能到达。它坐落于加泰罗尼亚的比利牛斯山脉，这里只有300多位居民，现代社会的变革似乎与他们无关。
毕加索在戈索尔停留的几个星期间，他的创作与这里的壮丽景色发生了一场独特的相遇，他在这里过着极为朴素的乡村生活，创造力极为旺盛，在这期间创作了300多件作品，其中大部分是绘画作品。
《女子半身像（费尔南德）》
戈索尔，1906 年夏
黄杨木雕，带有红色颜料痕迹和黑色颜料线条
77×17×16cm
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 Succession Picasso 2019
他在这里首次开始尝试创作木雕。在当时，已经很少有艺术家使用木头这么传统而古老的材料来制作雕塑，戈索尔的古朴风俗无疑激发了毕加索在艺术创作上“回归本源”的探索。
他凭借手头仅有的简陋工具，雕凿出自己的第一件木雕作品《女子半身像》。这尊雕塑保留了黄杨木的原材质效果，下半部分几乎呈方形，我们能依稀地辨认出手臂，以及女子隆起的胸部与臀部。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女子的脸部经过了刻刀的精心雕凿，她的发型应该是以费尔南德为模板雕刻的，五官的风格则明显受到中世纪的木雕《戈索尔圣母子像》的启发。
在戈索尔的生活同样也影响了毕加索粉色时期的绘画色调，画面的粉色逐渐转为赭色，这也和戈索尔当地的地理环境和风景特点有关。
《兄弟俩》
戈索尔，1906年夏
纸板水粉画
80 x 59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 Succession Picasso 2019
与蓝色时期瘦弱的人物相比，毕加索在戈索尔创作的人物更具有光线感，人体也更健壮。我们从展览中的《兄弟俩》这幅作品中就可以看出，尽管这幅作品不是该时期常见的杂耍艺人的主题，依然延续了他对社会边缘人物的关注。画中的两兄弟俩带着沮丧的面容，站在一片贫瘠的背景之前，整个画面都散发着忧郁的气息。画中年长的哥哥摆出对立平衡的站姿，体现了古典传统的影响，我们在艺术家这个时期的其他画作里也能看到新生的古典主义风格的影响。
其实古典的根基一直贯穿毕加索的艺术生涯，他1910年代下半叶的作品中尤其能体现这一点。哥哥修长的身体线条则明显受到安格尔这位新古典主义大师风格的影响。毕加索在1905年的秋季沙龙中看到了安格尔创作的名作《土耳其浴室》。
《〈后宫〉习作：梳妆女子》，毕加索，1906（图片来自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观众们在这个展区里的另一幅作品《〈后宫〉习作：梳妆女子》中可以更直接地感受到安格尔的影响。不过在这幅习作中的女子形象，更像是一个乡下女子，而不是安格尔的作品中，中东后宫妃子的精致奢华感。
蓝色和粉色时期作为毕加索最早确立的个人风格，象征了毕加索对现代艺术留下的巨大遗产，这也是为什么艺术史家们常常将毕加索称为“19世纪的孩子”。在之后的章节中，我们将继续探索毕加索为当代艺术带来的革命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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