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2019-06-14·阅读时长5分钟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学术团队,我是研究部的黄洁华,欢迎大家进入“发现毕加索”音频课,这一讲我们将进入毕加索继蓝色和粉色时期之后全新的创作阶段。
随着时间迈入20世纪,谁也没有料到在世纪交替、新千年伊始,两个年轻人既将各自发动一场革命,从物质和精神层面颠覆人们对世界固有的认知。如果说爱因斯坦开创了物理学的新纪元、颠覆了世人对物质世界的认知,那么在同一时期的西班牙,毕加索即将发动一场纸上二维到三维的革命,从精神层面颠覆世人对艺术审美的认知。
这位目光深邃的西班牙人以一幅名为《阿维尼翁的少女》的作品宣告与传统决裂,自此踏上开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立体主义之路。

《阿维尼翁的少女》,毕加索,1907(图片来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这位年轻人在震惊世界之前,却因其好友卡洛斯·卡萨吉玛斯自杀身亡,沉沦于“蓝色”的哀伤之中无法自拔。之后随着心情的逐渐好转,笔下的色彩由蓝转粉,变得明亮鲜艳起来。
法国的《羽笔》杂志,1905年5月15日刊曾这样评价当时的毕加索:
“这位西班牙人和其他诗人、雕塑家和画家相比, 有着更为冷酷决绝的杀伤力。他的思考暴露在沉默之中。”
但在发动革命之前,毕加索首先成为了一名“驱魔人”。
当时,随着欧洲海外殖民主义的扩张,艺术创作的主题也开始发生了变化。随着殖民地拍摄到的大量实景照片和报告的出现,对现实异常敏感的艺术家们开始对殖民地区的原始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画家高更最早提出了原始主义或野蛮主义的概念,这与许多原始社会部落的神话故事的奇幻和怪异相契合。

高更在南太平洋小岛塔希提(图片来自Smithsonian.com)
众多艺术家受到原始社会部落文化的荒诞和奇幻色彩的吸引,他们或是选择去原始部落旅行,切身处地感受当地文化,或许选择去相关的博物馆或历史资料馆参观展览或查阅资料。如毕加索就常去巴黎的特罗卡德罗博物馆、还有德国德累斯顿的和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等。

巴黎特罗卡德罗博物馆(图片来自Wikipedia)
这些具有东方文化和非洲文化代表性的面具和雕塑令艺术家们感到赞叹,成为原始主义流派艺术家的临摹样本,为原始主义流派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和主题,原始主义流派的作品往往参考远古的东方文化元素和非洲、大洋洲等原始文化,他们将这些原始部落的文化元素简单化、形式化、抽象化,并赋予其新的生命。
毕加索对此曾说道:
“那个时候,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非洲面具不过是一个民族学物品……我强迫自己留下来研究这些面具。人们为了神圣与魔法的目的制作这些物品,让它们在人类与不可知的敌对力量之间斡旋,通过这个方式,赋予其颜色与形状,从而克服自身的恐惧感。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就是绘画的意义。绘画不是一个美学过程,而是介于这些力量与我们之间的一种魔法,一种获取权力的方式,它凌驾于我们的恐惧与欲望之上。当我理解这一点的时候,我知道自己找到了前进的方向。”

19世纪非洲木雕面具(图片来自Wikipedia)
毕加索所说的非洲面具,是非洲雕刻艺术的典型代表。从造型上来说,它们并不刻意追求形象的逼真而是用整体写意的手法。脸上的两只眼睛是随意戳上的小洞,嘴似不经意拉出的一条开口,鼻子则概括成简略的几何形。这些作品不求外形的逼真,不重细节的刻划,局部看,显得十分随意简单;整体看,却透露出一种活泼鲜跳的内在生命。
从题材上来说,非洲的木雕试图展现一种自然的本性,存在着一种感人至深的纯朴、稚拙、粗犷,并富有纪念性和节奏感。原始部族大多认为有一个万能之源的神,他能使一切生命运转。人们借助宗教祭祀仪式,让这些神灵降临到雕塑里,并从它们那里获取神灵的庇护和智慧。死亡不是生存的终结,而是生命的另一种转移。
他们强烈崇拜死者,认为死者永远存在于活人中间,相信他们有超自然的力量,但灵魂需要一个新的躲避场所——就像人的躯体一样,在那里灵魂才能继续生存。于是他们创造雕像来容纳死者的灵魂;雕刻作品被看作具有魔力的神物。雕像是否酷似人像无关紧要,主要是给灵魂制造一个栖身之所。他们认为宗教仪式用的小雕像是祖先灵魂、大自然的灵魂、神祇灵魂的化身,认为小雕像附着灵魂的本性。

《〈阿维尼翁的少女〉习作:蹲下的女子头像》
巴黎,1907年6月至7月
纸上水粉画
63 x 4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 Succession Picasso 2019
毕加索似乎在对原始文化的探寻中重新发现了绘画的意义,这时的绘画对他来说已经并不是一种诠释世界的表达,还具有了类似于“驱魔”的功能性。毕加索说:
“所有巫术崇拜物的功能都一样。它们是帮助人们不再服从于鬼神的武器,让人们变得独立。它们是工具。如果我们赋予鬼神以形状,我们就可以获得独立。鬼神、无意识(人们过去很少讨论到这一点)和感情,都是一样的东西。我明白为什么我是画家了。”

《形体》
巴黎,1908
橡木雕塑,带有颜料修饰
80.5 x 24 x 20.8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 Succession Picasso 2019
在1906年接触到非洲和伊比利亚传统雕塑之后,毕加索创作出一系列被称为“非洲影响时期”的作品,其名为《形体》的木雕则是该时期的颠峰之作。
作品由橡木雕刻而成,以颜料绘制高光,造型也呼应了毕加索同年以水彩和水粉创作的一幅画稿。这尊裸体像一腿向前,摆着显著的对立平衡站姿,这是西方雕塑的经典站姿。然而,人物举起的手臂却体现了原始图腾的风格,呼应着非洲雕刻的萨满特征。几何化的表面与未经处理的质感不仅传递着跳脱西方古典美学范式的愿望,也体现了艺术家对木头原材质的欣赏。作品将两种人像雕塑的传统融合在一起,极富动感,同时也体现出他的艺术野心。我们在其中既可以看到多种文化和艺术影响,也可以感受到毕加索独特而叛逆的创作视野。

《戈索尔》,毕加索,1906(图片来自arthive.com)
除了来自非洲与大洋洲的原始主义艺术的影响,法国后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也对毕加索这个时期的创作产生了深厚的影响。
高更同塞尚、梵高并称为法国后印象主义的三大画家,尽管他们各自走上自己独立的人生和艺术道路。保罗·高更厌倦欧洲文明和工业化的社会,对传统艺术的优美典雅也相当反感,他开始向往原始和自然的生活。

《两个塔希提女人》,高更,1899(图片来自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保罗·高更希望在原始民族、东方艺术和黑人艺术中寻找一种单纯率真的画风,创造出既有原始神秘意味又有象征意义的艺术。保罗·高更在对原始和土著民族的艺术作了一番研究之后,开始将对象的轮廓形体加以简化,使用强烈鲜明的大色块,采用单线平涂的手法,形成了一种平面的具有原始意味的艺术风格。
受原始文化和高更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毕加索的作品中,对形式和空间的粗糙简化,预示着一场即将到来的造型革命——《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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