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2019-06-14·阅读时长7分钟

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学术团队,我是研究部的黄洁华,欢迎大家进入“发现毕加索”音频课,这一讲我们将继续上一节课的主题,走进《阿维尼翁的少女》这幅现代主义杰作的创作。

《自画像》
巴黎, 1906年秋
布面油画,65 x 54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 Succession Picasso 2019
1906年秋天,毕加索从戈索尔回到巴黎之后,继续他简化形式和空间的探索,不知不觉走上了一条即将彻底改变20世纪艺术的全新道路。正在UCCA当代艺术中心举办的毕加索大展海报上的作品《自画像》,便是毕加索此时创作的作品,它是毕加索为创作《拿着调色盘的自画像》准备的系列草稿之一。

《拿着调色盘的自画像》,毕加索,1906(图片来自WikiArt)
这幅《自画像》继承了粉色时期的肉粉色调与柔和氛围。然而与之前的作品相比,画中人僵硬而不自然的表情令人联想到古希腊的青年男子雕像。这一转变预示着毕加索创作的全新阶段——立体主义成型期或原始主义时期——的到来。
尽管这幅《自画像》在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艺术家的外貌与个性,其抽象的特征更接近于毕加索当时着迷的波利尼西亚与伊比利亚风格,尤其是人物粗大的脖颈、被放大的耳朵与眼睛、几何形状的鼻子与面具般的面孔。再加上以颜料厚涂出砂岩般色泽的身躯,整个人物形象不由得令人联想到一面插在基座上的古代面具。

匿名,毕加索15岁时的肖像
巴塞罗那,1896年 ©法国国家博物馆联盟
Anonymous, portrait of Picasso at age 15,
Barcelona, 1896 © RMN-Grand Palais
艺术史家柯尔克·凡内德认为,毕加索在这幅自画像中“为自己的面相重新赋予青春光彩”,因为这幅肖像与艺术家15岁时的一张照片有着奇异的相似之处。而且这幅作品与展览第二部分创作于1901年的超出年龄成熟度的《自画像》亦有显著不同。

《习作:自画像》,毕加索,1906(图片来自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
古代艺术的灵感与童年记忆在这幅《自画像》中交叠,预示着1907年艺术家创造力的爆发,他将绘制出革命性的作品:《阿维尼翁的少女》。
将身体部位简化为符号,这个原初的艺术语言的出现很大程度上和毕加索对原始文化、非洲和大洋洲艺术的兴趣有关,他自1907年起经常前往巴黎特罗卡德罗人种学博物馆参观这类作品。这也是毕加索对于塞尚艺术的遗产——将物体的体积几何化——的实践运用:“以圆柱体、球体、锥体来处理大自然,用透视法展现一切”。在这个毕加索的创作实验场里,他在绘画、雕塑和版画之间建立的实验关系开始发挥决定性的作用。

《阿维尼翁的少女》,毕加索,1907(图片来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1907年,立体主义的源起之作《阿维尼翁的少女》(现藏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终于诞生,《阿维尼翁的少女》被视为现代艺术史上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巨作,毕加索在创作这幅作品时年仅25岁。
当时的他不过是一名旅居巴黎的年轻西班牙艺术家,在蒙马特高地租用着一个狭小的工作室——日后被称为现代艺术摇篮的“洗衣船”工作室。为了准备这幅作品的创作,从1906年冬天起,毕加索绘制了上百幅素描和习作,直至第二年秋天才完成了最终的版本,其中《裸女坐像》是其中一幅重要的油画习作。

《裸女坐像》(《阿维尼翁的少女》习作)
毕加索,1906-1907(图片来自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画中女子的粗野形态极具视觉冲击力,她的身体轮廓坚硬粗犷,棱角分明,毫无传统人体绘画的柔美韵味,然而却富有几何张力。女子面具般的脸庞更是没有任何写实概念可言,体现了当时毕加索对当时所谓的“原始”艺术,尤其是非洲面具与木雕的强烈兴趣,他同时也将古代伊比利亚雕塑等多方面的影响融合其中,因此也有艺术史学家将毕加索这个阶段的创作称为“受非洲艺术影响的时期”。非洲雕刻艺术独特的造型语言,简化的块状构造,尖锐有力的平面,打开了毕加索的想象力,为他的作品注入几何化的力量。
《阿维尼翁的少女》取材于巴塞罗那一家毕加索早年经常光顾的妓院,他曾经将其称之为“我的妓院”。在《阿维尼翁的少女》这幅作品中,毕加索在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空间里展示了五位妓女。

《阿维尼翁的少女》的习作:拉窗帘的裸体女人
毕加索,1907(图片来自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五位赤身裸体的女子同时呈现在一幅画上,仿佛成为一个整体。尽管毕加索使用渐变色勾勒,但每一个形体的表现都各具风格,视角也不尽相同,每位女子都独立于其他人。画中的女人看起来咄咄逼人,大胆地盯着观众。这几个女性以截然不同的造型方式出现在画面上,体现了艺术家当时对于女性的复杂看法。正如艺术史家威廉·鲁宾的评论,《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图像语言有两种原型:其一为爱神厄洛斯,其二为死神塔纳托斯。

《阿维尼翁的少女》局部,毕加索,1907(图片来自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
画面正中的两个女人体为正面像,她们的身体较为完整,面孔类似伊比利亚风格的雕塑。这些人体体现着毕加索的古典审美。另外三位女子则带有非洲面具的风格,让人联想到毕加索常去的人种学博物馆中展示的雕塑作品。她们分离的躯体具有侵略性与暴力性。
展览中的这幅习作对应的是最终画作中右下方女子的头像。这一女子形象经常被认为体现了毕加索对女性的恐惧,她扭曲而不对称的面孔或许暗示着当时妓院中普遍流行的梅毒对皮肤的损害。这种恐惧同时也体现在画面中男性形象的缺失。《阿维尼翁的少女》的早期构图原本包括一名水手与医学生,本展区的展示的另一幅《男子头像》即是这个水手形象的习作。

《男子头像》,毕加索,1907(图片来自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毕加索这幅风格激进的作品在当时引起—片恶评。观众震惊的不是作品的妓女题材,而是其艺术风格。西方绘画中,女性裸体画是传统。这类作品大都追求展现人体之美,突出女性形体的曲线和肌肤。但是这幅画中的女性,毫无动人之处,身体全由生硬的直线和块面组成。
作品那惊世骇俗的现代性源于一系列大胆艺术策略的运用。人物身体与背景都简化为几何图形。画面几乎没有空间深度感,互不关联的散乱视点让人感觉不安,它打破了人们对于传统绘画的认知,强迫观众去发掘图像背后的意义。
当时的毕加索对所有的绘画法一概不顾。在深受原始土著艺术影响的情况下,毕加索故意对人物进行了变形处理。变形艺术对于他来说不仅意味着粗犷和活力,也让世人明白了绘画本身的思考和感知能力。
与《阿维尼翁的少女》同时期创作的还有作品《母与子》,也在展览中展出。这在毕加索当时往往以妓女、水手、酒神,以及性爱、死亡、归根返祖的创作主题中显得极为突出。

《母与子》
巴黎,1907年夏
布面油画
81 x 60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 Succession Picasso 2019
《母与子》这样的单纯主题在毕加索蓝色时期的创作中经常出现,这幅作品的蓝色色调更加强了这个关联性。画中蕴含了大量的宗教暗示与艺术史借鉴,从母亲光环般的发型,到她与圣母玛利亚相类似的蓝色服饰上。其含义非常明显:这是一幅耶稣与圣母的世俗肖像。
尽管《母与子》根植于欧洲绘画传统之中,却未曾脱离毕加索该时期受到非洲风格的影响。人物的面孔的笔触源自非洲中部的方族部落面具,以及《阿维尼翁的少女》中的女子形象。西方与非洲风格的碰撞,体现着毕加索试图融合与掌控不同创作灵感的努力。

《树下三人》
巴黎,1907年冬至1908年
布面油画
99 x 99 cm
国立巴黎毕加索美术馆
© Succession Picasso 2019
另外一幅作品《树下三人》则绘制于一块方形画布之上,这在毕加索的画作中很少见。在这个狂乱的构图中,我们可以辨认出三位女子与树干的剪影。所有的元素都以松散的轮廓与交叉的影线组成。三女子的构图可以追溯至古典艺术中女子野外沐浴或三女神的主题,其模糊的表情却更像是非洲面具。
在创作了《阿维尼翁的少女》之后,毕加索经常将感性与情感的元素排除在外,着力展示人体的体量与内在。有限的用色——赭色、橙色、灰色、蓝色——也进一步突显出构图结构,或者说画面的“骨骼”。在《树下三人》中,人物与风景相互融合,大腿变成巨石,头发变成树叶,面孔融入背景。这个技法上的创新源于保罗·塞尚,这是毕加索十分仰慕的一位画家。不过毕加索将更进一步,他对于形式探索的剧烈转向,将为立体主义的到来奠定基础。

《静物》,塞尚,1872(图片来自奥赛美术馆)
自1908年伊始,毕加索的创作进入了一个极富实验性的关键阶段,他试图在二维平面上拆解三维的物体,我们也将这一时期的创作称为“塞尚式立体主义”。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中断了的曲线破坏了构图的连续性,彩色的影线定义了空间的碎片化纹理,带有棱角和立体的结构突显出物体的体积感。
非西方艺术和民间传统的影响也在其间显露,例如影线的使用让人想起非洲面具的彩色条纹,以及反古典的人物身体比例。
毕加索在创作《阿维尼翁的少女》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与思考,奠定了他未来的艺术走向,并预示了立体主义的诞生。《阿维尼翁的少女》的出现令当时的人感到震惊,但更令人惊骇的是,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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