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下面我们来谈越窑的外销及影响。

越窑是中国古代陶瓷生产历史长河中早期阶段最重要的窑口，孕育越窑的宁绍平原又地处沿海地区，因此，越窑的外销在中国古代早期的海上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其外销的发展直接反映了中国早期对外贸易的兴衰。同时，越窑的外销对其本身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越窑外销发展的阶段性

根据现有的资料，中国古代瓷器的外销可以早至两晋南朝时期。这一阶段的外销以越窑为多，其它窑口都无法比拟。现在还没有文献证据证明中国陶瓷早期的外销，不过，从文献和考古材料上，可以看到中国早期对外交往的痕迹。《汉书》上较详细地记载了汉代远海航船从徐闻、合浦通往南海诸国的航路，表明这时中国的航船已经能够到达印度东南沿海和斯里兰卡，途径的主要地区是苏门达腊和爪哇岛。此外，三国吴时，曾派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扬帆出海，游历南海诸国，“所经过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归来之后，两人根据见闻撰写了《扶南异物志》等著作，加深和丰富了对从南中国海到东南亚，越阿拉伯海，以及波斯湾和红海港口的古代航线的认识。

从这些资料我们可以看到，秦汉至三国时期，中国的先民们就已经掌握了较为成熟的近海航行技术。这样的航行虽然零星，但持续不断，到唐代中期迎来了大发展时期。尽管这些近海航行并不是以贸易为主要目的，但部分陶瓷产品被带到了东南亚、朝鲜半岛等地，成为中国与这些地区早期交往的见证。

▲原州法泉里出土  南朝  越窑青瓷羊形器

越窑瓷器都去哪儿了？

考古材料证明，两晋南朝时期越窑瓷器外销到朝鲜半岛已经是不争的事实。朝鲜半岛发现的两晋南朝时期越窑遗物，集中分布在半岛西南的百济故地，如梦村土城发现的越窑青瓷盘口壶残片、传开城遗址出土的青瓷虎子以及韩国原州法泉里出土的越窑青瓷羊形器等，都是海外发现的典型南朝器物。

▲传开城遗址出土  南朝  青瓷虎子

同样，早期陶瓷器也在东南亚地区有所发现，遗憾的是，这个时期相关的考古资料还比较缺乏，我们只能从一些间接的材料中来寻找证据。印度尼西亚国立博物馆收藏有一些南朝时期的越窑瓷器，据报告该批瓷器都出土于爪哇岛，为一荷兰人指使爪哇民众盗挖。如果这些信息无误，则其应该是早期越窑瓷器输往东南亚的证据。朝鲜半岛和东南亚发现的早期中国瓷器数量都很少，但标志着这一时期中国与这两地有一定的人员往来，发现的陶瓷器或许并不是贸易用品，而是交流人员的日用品和少量贡赐品。或许也可以说，在朝鲜半岛，以越窑为代表的南朝陶瓷属于特权阶层的专有物，是政治权威的载体。

中国与日本的这种人员交往则相对较晚。文献记载，日本从隋代开始派遣遣唐使节前来中国，唐代时更是不断派遣遣唐使，两国的交往迅速发展。但目前在日本所见最早的中国瓷器是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盘口四系瓶，传为奈良法隆寺所藏，于明治十一年（1878年）献给王室，此器的时代为公元七世纪，根据《法隆寺伽蓝缘起并流记资财帐》记载，为日本船只从中国带回，原来是用于盛装香料的。

▲东京国立博物馆藏  唐代  越窑盘口四系瓶

晚唐时期，官方记载的对外交往以十分明确，而且开始有了关于航路的详细记载。这一点从贾耽关于唐朝后期对外交往路线的记载就可以清楚地看出。贾耽在其著作《皇华四达记》中记述了当时由唐朝境内四出的7条道路，其中“登州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与“广州通海夷道”是反映了唐朝海上交通的重要资料。关于前者，朝鲜半岛以及东北地区发现的越窑瓷器，应该是通过这条道路输送过去的。商船先从浙江沿海航行至胶东半岛，再沿海路到达朝鲜半岛（黄海道）。

在早期阶段，中国越窑瓷器主要经此路至朝鲜半岛，还可南下过济州海峡到达日本，后因新罗的阻隔，中日之间的联系改由扬州、明州直航日本（东海道）。中晚唐以来，东海道成为中日之间最重要的航线。而“广州通海夷道”，则应是从7世纪开始发展起来的，唐代中后期成为中国与南海诸国以及西亚、中东乃至非洲交往的主要路线。除此之外，杜佑《通典》中关于唐代大秦国情况的记载以及段成式《酉阳杂俎》中关于非洲诸国的记载，对于我们了解唐王朝的交流范围亦有重要的价值，为各地发现的越窑瓷器找到了文献上的证据。

高峰的到来

中国古代瓷器真正作为商品大规模的外销是与中国古代海上贸易的兴起同时的，即始于8世纪后半叶到9世纪初，在9-10世纪间达到了第一个高峰。在这一时期主要的外销产品被称为“四组合”，包括湖南长沙窑、浙江越窑、广东地区青瓷和北方地区白瓷。越窑在海上贸易从兴起到第一次高峰期间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越窑的外销也主要集中在晚唐到北宋初期的9-10世纪。不过，在9-10世纪间，越窑在外销中的地位有过重大变化，从一类从属性的产品变为最主要的产品，而这一过程正好伴随着越窑的复苏、发展与繁荣的过程，同时表明“四组合”在不同阶段也存在很大差异。

近年来，连续发现并发掘的沉船遗物，使我们对这个问题可以有比较清楚的认识。1998年在印尼勿里洞海域发现的黑石号沉船，经过一年的打捞，出水瓷器六万七千件，是唐代瓷器在海外最大的一次发现，资料也最齐备完整。根据出水的纪年瓷器，船货的年代应为唐宝历二年（826年）前后。出水的器物主要是湖南长沙窑的瓷器，另外还有一定数量的浙江越窑器物、北方地区的白瓷（包括巩县窑白釉绿彩器、邢窑白瓷）和广东地区的青瓷器，符合“四组合”的构成。黑石号出水器物中正式通过水下考古发掘登记在案的瓷器约六万七千余件。这些瓷器中绝大部分是长沙窑瓷器，越窑瓷器的数量约为200件。尽管有一些如多曲长杯、带刻划花的方盘、注壶、渣斗、穿带瓶、熏炉等精美的器物，但数量并不多，在六万多件出水瓷器中所占的比例仅为0.2％。

这实际上反映出当时在海上贸易中越窑的地位尚属于一类从属的、小规模输出的产品。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当时越窑本身尚处于复苏阶段，生产的规模尚不够大。此外，当时东南沿海地区最重要的外销港口是扬州港，通过长江水道运来的长沙窑瓷器和通过运河、长江运来的以巩县窑为主的北方瓷器占了更重要的地位。

▲黑石号沉船出水  唐  越窑刻划花方盘

1997年发现的位于雅加达以北150公里印坦油田附近的一条沉船，被学者们称为“印坦沉船”，这条船的时代根据出水银铤上的刻款和其它资料，发掘报告认为应是公元918-960年间的，并有可能晚到960年之后数年。德国学者杜希德和思鉴通过对沉船出水银锭产地的研究和对陶瓷的观察，认为其时代应为930-970年之间，即南汉王朝覆灭之前，比黑石号沉船晚了一百年。从出水瓷器判断，时代的确稍晚，大体可以将印坦沉船视为10世纪中叶的一批船货。

其中也出水了大批的中国瓷器，除去早期被打捞的器物，正式发掘登记的瓷器数量是7309件，但其中广东产的一种青黄釉小罐就有4855件，占66.4％，剩余的器物以越窑青瓷为主，还包括了少量青白瓷、白瓷、东南亚产的细陶器和中东产陶器。因此，越窑瓷器所占的比例约在20-30％之间。印坦沉船中越窑瓷器所占的比例已经大大增加了，根据发掘者的研究，这些越窑瓷器应该主要是供东南亚地区上层人士使用的，而广东产的小罐主要是供中上阶层人士使用的。从印坦沉船出水的大量银锭和铅币看，主要货物是从南汉控制的广州港装船的。印坦沉船还出水了一些安徽繁昌窑的产品及少量北方系的白瓷器，这些瓷器应该是通过长江水道经扬州出口的。这说明，在10世纪中叶，扬州港尽管已经衰落，但仍然在使用当中。当时最活跃的港口应该是分别被吴越国和南汉王朝掌控的明州港（今宁波）和广州港。

▲印坦沉船出水  10世纪中叶  鱼形榼

10世纪中叶开始，越窑瓷器开始在外销瓷中占据日益重要的地位，这主要得益于在五代十国割据局面下，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几个王国为了维持运行和强大自我所大力开展的海上贸易活动。吴越国对海上贸易更是不遗余力，五代中期钱佐时“航海所入，岁贡百万”，海外贸易收入丰厚，规模已相当可观。因此，越窑的繁荣正好与海上贸易的发达相始终。北宋建国后，统治者亦深刻认识到海上贸易对于财政收入的重要作用。宋神宗曾诏臣子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意为：海上贸易是东南地区十国政权能够生存的重要原因。能够有效地开展海上贸易也是吴越国和南汉国内足以自富、外足以抵抗中原强国的一个重要原因。北宋先后在广州、杭州、明州、泉州、密州等处建立市舶司，在秀州设市舶务。这使得海上的贸易活动持续开展，相延不断。

2003年至2005年10月，印度尼西亚的有关机构与西方的水下考古机构合作，按照水下考古规范对位于爪哇岛北岸井里汶外海一百海里处、54米深水下的井里汶沉船进行了发掘，出土遗物达到49万余件。从其中一只越窑刻花莲瓣碗上的“戊辰徐记烧”划刻铭款以及伴出的其它考古资料对比判断，我们大致可以将这批出水瓷器的年代定在10世纪的中后期，即968年前后。

在这些船货中最重要的当属多达三十余万件的中国瓷器，尽管我们目前还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根据打捞公司的报告，在出水的49万多件（片）器物中中国瓷器占了75%，其中除了少量白瓷器以外，绝大部分是越窑青瓷器，数量应该在30万件以上。试想，仅仅在一条前往爪哇东部诃陵国的商船上，就出水了多达三十余万件越窑瓷器，而且其中包括了碗、盘、托盏、杯、瓶、罐、盒、炉等多种器型，包括以前主要在北方窑口发现的鸡冠壶和仿金银器造型的器物，划、刻、印、镂、贴塑等我们今天所知的10世纪越窑所拥有的所有装饰技法应有尽有，装饰纹样更是丰富多彩，许多纹样超过了我们今天对北宋初期越窑纹样的认识。井里汶沉船出水的大量越窑瓷器成为诠释10世纪后半叶越窑生产规模的最有力证据，表明在10世纪后半叶越窑的外销达到了极大的规模，也证明了此时是越窑本身产量的最高峰。

▲井里汶沉船出水  10世纪中后期  越窑摩羯形酒船

▲井里汶沉船出水  10世纪中后期  越窑鹿形盒

越窑为何辉煌不再？

晚唐以来，中国瓷器外销的“四组合”包括了长沙窑和越窑生产的青瓷。9世纪时，长沙窑瓷器是最主要的外销品，10世纪越窑成为最重要的外贸船货，并在10世纪后半叶达到了外销的高峰。在此之后的10世纪末至11世纪初，越窑的瓷器持续外销，但数量逐渐减少，这种现象值得注意，从中可以看到，北宋中后期到南宋初期尽管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在持续进行，但是总体上是海上贸易的一个低潮时期，尽管还有少量中国瓷器发现，但规模和数量却很小，一些零星的资料甚至不能支持大规模海上贸易的水平。这种现象很可能与占据马六甲海峡的三佛齐王国从公元990年开始先后与爪哇岛的马打兰王国和位于印度的注辇王国的战争有关，这些战争使沟通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咽喉水道马六甲海峡处于交通不畅的状态，从而阻滞了当时环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特别是阻滞了中国瓷器的输出。少量输往印度洋地区的瓷器很有可能是穿过中南半岛的克拉地峡，从吉达港放洋的。

从内在的因素说，北宋王朝是一个经济高度发达的时期，对海上贸易的依赖相对微弱，当时社会起主导作用的士大夫阶层所追求的是精致清雅的生活，而非奢侈的享受，对舶来品的需求也不如唐代强烈。由于当地经济发展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越窑本身也开始衰落了。在此影响之下，越窑瓷器逐渐退出了外销的行列。12世纪中期以后再次发展起来的海上贸易的主要输出品已经变成了景德镇的青白瓷和龙泉窑青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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