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

北宋的第二个阶段是北宋中期及以后，是越窑瓷器生产由盛转衰的转折期。本阶段时代相当于宋仁宗天圣元年至宋神宗熙宁十年（1023-1077）。根据现有的考古资料，此期越窑的生产规模较前一阶段明显缩小，窑址主要集于慈溪上林湖和古银锭湖、杜湖一带。

与前一阶段相比，这一时期器物种类明显减少，仍以饮食器具为大宗，而香具、文房用具等精品雅玩器物则不多见，器类主要有碗、盘口长颈瓶、八棱长瓶、盖罐、唾盂、执壶、盒、碟、盏托、砚等。器物总体质量明显下降。器物的制作一改晚唐五代及北宋早期的精工细做，而逐渐趋向粗放。          

胎釉较之前没有多大变化，但是由于装烧方法的变化，釉色纯净度降低，釉色开始偏青灰色，多数缺少莹润光泽，质量下降。

▲江西瑞昌天圣三年墓出土 北宋 越窑青瓷盘口瓶

装饰方面，早期严谨规整的细线划花工艺趋于懈怠与简化。细线划花虽在该期得以继续沿用，但题材始终不及北宋早期多样，并了无新意。器物纹样种类较之前减少，图案趋于简化，莲蓬纹、龙纹、孔雀纹、飞雁纹、喜鹊花卉纹、对蝶纹、翔鹤纹等寓意丰富的纹样题材消失不见。需要注意的是，粗线刻划花装饰的出现和盛行是该期最显著的特征，也是制作粗率的一种表现。

装烧方法上，此期较早阶段少数质量较高的产品仍用匣钵单件装烧，垫圈间隔垫烧，器物制作较为精细。此期晚段，为提高产量而大多采用明火叠烧，且在碗、盘等器物的内底还留有支垫的泥圈，影响了器物的美感和实用性。

从生产规模来看，北宋中期伊始，越窑瓷器的生产开始呈现出衰落的迹象。据统计，该期各地共发现越窑瓷器仅18件，分布在10处地点，可见这一时期越窑瓷器的流布范围进一步缩小，说明越窑瓷器主要在本地使用，极少作为精品运往其它地区。但是，与前一阶段相似，这一时期辽境仍然是越窑瓷器的主要出土地，另外在窑址附近、运河沿线、都城周围地区也有少量发现。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辽境内出土单位亦均为高等级契丹贵族墓，都城周围地区出土单位为高等级的官员墓葬，窑址附近及运河沿线地区的出土单位为一般平民墓葬。越窑瓷器出土数量的减少以及在境内流布范围的缩小应该是与北宋中期以来越窑瓷业生产开始走向衰落息息相关的。

▲北宋冯京墓平面图

北宋中期的内忧外患

越窑的兴盛与衰落，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北宋中期越窑的衰落是与来自国内其它窑场产品的竞争和越窑瓷业自身的问题有关，大体可以归为内因和外因两个方面：

第一，内因主要是基于越窑窑业本身。考古资料显示，工艺创新因素是促使越窑急剧兴盛、也是促使越窑急剧衰落的重要原因。据目前的考古发现与研究，至迟在唐代中期越窑已经开始普遍使用匣钵，尽管匣钵的使用并非越窑首创，但是在唐代中期越窑恢复发展的关键时期起到了重要作用，因为相较于之前的明火裸烧，匣钵装烧大大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唐代晚期，越窑在唐代中期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更新了匣钵，首创釉封匣钵，甚至使用瓷质匣钵，极大地提高了越窑产品的质量，更是在这一时期引起了朝廷对其产品的关注，为越窑瓷器打开了官方市场。尽管这种釉封瓷质匣钵的制作成本很高，但是在越窑确定其地位的过程中却发挥了重要作用。因而可以说，在越窑生产由唐代早期的低落到唐代晚期走向兴盛的道路上，匣钵的使用功不可没。但也有学者认为北宋时期瓷器普遍流行花纹装饰，此时越窑盲目地将生产的重点转向刻划花青瓷，放弃了素面青瓷特色，而其刻划花青瓷又质量平平，使得产品逐渐失去了市场竞争力，丧失了生存的基础。此外，胎釉配方的墨守成规、不思改进也是导致越瓷衰落的重要因素。

▲北宋时期越窑的刻划花装饰

第二，作为外部因素之一的土贡制度也与越窑的兴衰密切相关。在越窑自身产品竞争力下降的前提下，来自其它窑场的竞争压力不断提高，继而导致贡御地位的逐渐丧失，是越窑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随着北宋东西两京开封、洛阳周边地区窑业的发展，以及北方地区贡御窑场定窑、耀州窑的发展，使得越窑逐渐失去了贡御的优势，特别是北宋末期在都城附近建立的北宋官窑和汝窑，彻底地将越窑挤出了贡御的行列。尽管在北宋皇陵区还没有清理过北宋中期以后的陵墓，但考古试掘的宋真宗时期的永定禅院和神宗时建立的宁神禅院中都没有越窑瓷器的出土。也就是说，北宋中期以来，明确为越窑贡瓷的产品再也没有被发现。证明越窑从北宋中期就不再贡御了。

第三，作为外部因素之二的海上贸易，从另一方面冲击了越窑的发展进程。中国陶瓷通过海路的大规模外销始于8世纪中叶，在9-10世纪迅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时期。但从北宋中后期到南宋末期，尽管从南中国海到印度洋地区的贸易始终在持续进行，但是总体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低潮时期，尽管在海外还有少量的发现，但规模很小、数量很少，这些零星的资料甚至不能支持大规模海上贸易的水平。这种现象很可能与占据马六甲海峡的三佛齐王国先后与爪哇岛的马打兰王国和位于印度的注辇王国的战争有关，这些战争使沟通南中国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处于交通不畅的状态，从而阻滞了当时环印度洋的海上贸易，特别是阻滞了中国瓷器的输出。

▲9-10世纪广州至室利佛逝航线图

所以，官方和皇室的高端市场和广阔的海外市场的丧失，导致国内、国外市场的普遍萎缩，使越窑迅速失去了扩大生产和提高产品质量的动力。 

最后的余晖

宋代的最后一个阶段是南宋早期，这是越窑瓷器的最后烧造时期。根据目前窑址考古调查与发掘的资料，南宋早期越窑仍有生产。学者们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关注南宋时期越窑的生产状况，并在慈溪古银锭湖低岭头窑址进行了考古调查与试掘，后来学者根据文献的记载指出南宋初越窑生产的官方性质。1998年在寺龙口窑址的发掘中发现了南宋早期的地层，使我们初步了解了越窑南宋早期的产品面貌，其中亦不乏令人惊叹的精品。该期越窑的生产虽然出于政治因素迎来了一个短暂的小规模复苏，但越窑“停烧”的命运却没能得以改变。

从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对寺龙口窑址发掘出土的瓷器产品看，南宋时期不仅在器物种类上较北宋晚期丰富，而且器物的胎釉质量、装烧方式也因器类、功用等因素存在高低差异。按照釉色的差异，该期产品分为青色釉和天青色釉两类。其中越窑传统的青色釉瓷器又可以分为精、粗两种，粗品占绝大多数，刻划花装饰潦草粗率，明火叠烧，质量低劣。精品较少，制作较为精细，垫圈支烧。

▲寺龙口越窑出土 南宋 天青釉器

天青色釉器物数量更少。器物种类有碗、盘、觚、洗、唾盂、花盆、香炉等。瓷器胎质细腻，呈浅灰色，胎壁较薄。釉色多为月白、天青色，釉面滋润而含蓄，呈半失透状，极少有纹饰。装烧方法采用匣钵装烧，以锯齿形垫圈和垫饼间隔。这类窑具在北宋末期的汝窑广泛使用，说明工艺受到了汝窑的影响。这类瓷器器类多为祭器和陈设瓷，器物造型优美大方，釉面匀净典雅，纹饰极少。这与越窑北宋以来以生产日用瓷器为主、盛行刻划花装饰、釉层清澈透明、釉色呈青绿或青泛灰的传统风格截然不同，而与北宋汝窑御用瓷风格相近，也与其后创烧的南宋修内司官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被学者称为“低岭头上层类型官窑型产品”或“余姚官窑”。

▲低岭头窑址出土 南宋 “官窑型产品”

南宋越窑瓷器流布范围已经变为仅限于以杭州为中心的一小块区域。这一时期都城所在地的杭州成为越窑瓷器主要出土地，主要为南宋皇家建筑遗址，如太庙遗址、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御街遗址、三省六部遗址等，说明南宋早期越窑确曾在短时期为官方生产瓷器。

在经历了短暂的烧造御用瓷器之后，最迟到孝宗时期（1163年），越窑便在历史舞台上消失了。

▲南宋《皇城图》

政策与市场的博弈

南宋早期，越窑生产有了短暂的繁荣时期，应该说主要得益于政府的特殊政策。南宋官方文书《中兴礼书》卷五九《明堂祭器》：“（绍兴元年）四月三日，太常寺言，条具到明堂合行事件下项：一、祀天并配位用匏爵陶器，乞令太常寺具数下越州制造，仍乞依见今竹木器祭样制烧造”；“（绍兴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工部言，据太常寺申，契勘今来明堂大礼，正配四位合用陶器，已降指挥下绍兴府余姚县烧造”。文献说明，为了获得宫廷所需的祭器，南宋朝廷在建立之初，特别是将行在所定为杭州以前的八年时间，曾命令越州和余姚县烧造祭祀用瓷。此外，考古工作者在余姚地区的低岭头、张家地、开刀山、寺龙口等几个地点的调查中都发现了南宋早期越窑产品。也就是说，如若没有南宋朝廷的用瓷需求和政策扶持，越窑在南宋初的短暂复苏是不可能发生的。

对于越窑生产的衰落原因，学术界有多种观点。我本人所持的观点是“不同部门竞争”说，这种观点认为，北宋以来宁绍一带农业高度发达，成为全国粮食亩产最高的地区。农业的发展使得制瓷原料短缺，制瓷成本上升，而农业生产成本低、获利高，使得越窑的制瓷工匠纷纷改行或前往龙泉山区等地烧瓷。相似的观点认为，浙东地区入宋以后经济高度发达，宋代太湖流域的农业生产在全国最为发达，纺织、印刷、酿酒等手工业也随之繁荣。而制瓷业则需要较大的场地和宏大的规模，作为劳动密集的产业，便淡出经济发达地区，转而在“多山少田”的处州地区发展，这样更有利于集中当地的人力、物力资源，采用相对集约式的途径发展制瓷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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