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节课，相信大家对于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本书的文本特点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这节课我们进一步探究“修昔底德陷阱”这一概念背后的深层含义。

战争前夕，斯巴达与雅典及其同盟诸国，彼此指责对方破坏了之前的和约，对方而不是己方才是战争的罪魁。但修昔底德接着指出，这场战争背后的真正原因是雅典权势的增长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

对于修昔底德的这一洞见，哈佛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将其概括为“修昔底德陷阱”，即当一个崛起国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时，会不可避免地导致混乱，这一局面可以发生在任何领域，但在国际事务中最为危险。在艾利森看来，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那场旷日持久的灾难性战争正是“修昔底德陷阱”的最初实例。艾利森整理并分析了过去500年中大国崛起并威胁取代现有守成国的16个案例，其中有12次导致了战争，而在幸免于战争的4个案例中，挑战者与被挑战者作出了巨大且痛苦的调整。艾利森不无忧虑地指出，在当今世界，作为崛起国的中国与作为守成国的美国，似乎正在面临当年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类似的政治处境。他这样写道：“正如修昔底德陷阱最初的实例导致了一场让古希腊为之颤栗的战争一样，这一现象在几千年来一直困扰着外交领域。今天，它更是已经将世界两个最大的国家置于一条无人想要的、通往灾难的道路上，但最终它们可能会证明悲剧无法避免。”

悲剧能否避免？回答这个问题尚需时日，但“修昔底德陷阱”所揭示的权力与恐惧，正是我们理解政治世界动力机制的基本要素，权力以及权力的增长在各权力主体心理造成的恐惧与焦虑，正是政治生存时刻面临的基本事实。然而悖谬的事实却是，权力造成恐惧，而要消弭恐惧必须进一步强化权力，而权势的增长非但不会如预期的那样消除恐惧，反而会使恐惧不断增长。

雅典帝国事业的拓展

波斯战争期间，雅典城两次遭波斯侵略军蹂躏，田园荒芜，家园沦胥，神庙被付之一炬，雅典人被迫举家迁徙他国，寄人篱下。面对波斯大兵压境，希腊城邦各自为政，离心离德，许多城邦要么公开投敌，要么作壁上观，就连希腊世界的“龙头老大”斯巴达，也趁机从中谋取战略主动，斯巴达借助波斯入侵之机，遏制雅典的势力，诸如马拉松战役援兵迟迟不到，围绕海军指挥权对雅典百般挤兑刁难，萨拉米斯海战前夕斯巴达将军采取消极战略，一度准备放弃海上决战，坐视薛西斯大军大肆破坏雅典。对此，波斯战后的雅典人可谓心知肚明，雅典人从这场抵抗波斯入侵的战争中获得的最大政治教训在于：雅典只有自我强大，才能赢得自身的安全，避免受制于人。为此，雅典不遗余力想方设法克服斯巴达及其同盟国的阻挠，修筑要塞、城墙、军港，强化海军，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前493—前492年任执政官，力主扩建海军，前480年萨拉米海战中大败波斯舰队）施展各种外交手腕，不惜一切手段，强化雅典的自我防卫能力。

与此同时，雅典开始强化对同盟国的控制，无论是财政还是军事方面，雅典俨然成为提洛同盟的代名词，涉及同盟重大事务的决策几乎成为雅典的内政，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首场辩论发生地正是雅典公民大会，而决策本身牵涉的却是整个提洛同盟。公元前454年，伯里克利索性将同盟金库从提洛岛迁至雅典。而对于同盟国任何不服从甚至叛乱举动，雅典的军事镇压也是不遗余力：爱昂（Eion）、那克索斯（Naxos）、塔索斯（Thasos），雅典海军出兵占领麦加拉及其港口，将其整个麦加拉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攻打厄基那，最终迫使其投降，此外还远征埃及、塞浦路斯，进攻并征服尤卑亚（Euboea）全岛，征讨萨摩斯，迫使其交纳人质，拆毁城墙、改变政体、解除武装，缴付赔款。

▲帕特农神庙复原图

雅典在外交上变得日趋强硬，对待盟国咄咄逼人，这引起了包括斯巴达在内的许多希腊城邦的疑惧，波斯战后至伯罗奔尼撒战争初期，希腊世界一度流行“雅典威胁论”。修昔底德说，战争初期，希腊的舆论往往倾向于斯巴达，斯巴达被认为是“希腊的解放者”，而雅典被视为“希腊的压迫者”（页125）。面对希腊世界的普遍敌意，雅典人的不安全感非但未随着势力的增长有任何缓解，其焦虑不安反而与日俱增，希腊世界的这种“雅典威胁论”投射到雅典人的脑海中就是“威胁雅典论”，雅典人感到，自己尽管在波斯战争中为希腊人的自由事业付出巨大牺牲，非但未得到希腊诸邦的感激，反而在希腊世界遭遇普遍的敌意。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一卷，修昔底德透过一位普通雅典人在“斯巴达同盟代表大会”上的一大段发言，对战争前夕雅典人在上述政治处境中的心态，做了格外生动的呈现，我们这里不妨摘引一段这位雅典人的发言：

“……我们要提到波斯战争，提到你们大家都知道得很清楚的事件，纵或你们也许因为经常听到这个故事而感到厌倦了。在当时的战争中，我们为着共同的利益，冒着一切危险；你们也分享了这一切的利益；……我们在马拉松抵抗波斯人到底，我们是单独对付他们的。以后他们再来进攻，我们在陆地上不能抵抗他们的时候，我们和所有的人民都登上船舰，在萨拉米斯交战。就是这次战役阻止了波斯人，使他们不能航海来进攻伯罗奔尼撒，使他们不能一个一个城市地破坏；……对于我们在那个时候所表现的勇敢、毅力和能力，无疑地，希腊人是不应当把这样过分的敌视的态度来暴打我们的——特别是关于我们的帝国。……事物发展的实际过程迫使我们增加我们的实力，达到现在的程度：我们的主要目的是因为害怕波斯，虽然后来我们也考虑到我们自己的荣誉和利益。最后，我们的四周都有了敌人；我们已经镇压了一些暴动；你们对我们失去了过去的友好感情，反而起来反对我们，因而引起我们的疑心——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放弃我们的帝国，特别是当那些叛离我们的同盟者将跑到你们那一边去了的时候，那么，很明显地我们是不安全的。当一个人被卷入很大的危险中去了的时候，任何人也不能责备他，说他不应该只顾自己的利益。”（页58-64）

雅典人的帝国雄心

随着雅典势力不断增强，雅典人的安全感非但未相应提升，反而益发觉着自己遭到列强环伺，没有安全感，因此，他们对任何可能的威胁都异常敏感。权力与恐惧彼此投射，相互推涨，这正是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力图揭示的政治世界的基本原理，也是波斯战后雅典人帝国雄心的根本动力。

将雅典帝国事业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伯里克利一代雅典政治家的最高使命，也是他留给身后雅典政治家的政治遗产。在公元前431年冬发表的那篇著名的国葬演说中，伯里克利这样说道：“我们所遗留下来的帝国的标志和纪念物是巨大的。不但现代，而且后世也会对我们表示赞叹。我们不需要一个荷马的歌颂，也不需要任何他人的歌颂，……我们的冒险精神冲进了每个海洋和每个陆地；我们遗留了永久的纪念于后世。”（页145-155）

▲伯里克利像

战争第二年，斯巴达大军压境，雅典城内遭受严重瘟疫，人心浮动，雅典城内军心涣散，有人主张与斯巴达讲和。伯里克利认为这时候让步，对雅典长远来说在政治上将是灾难性的，他召集公民大会，目的在于鼓舞士气，凝聚人心，同时也在评估雅典帝国的处境，勾勒帝国事业的未来路线图景：“你们的祖先不仅用他们的辛勤和血汗取得了一个帝国，不是从别人手中接受过来的；而且能够保持它的安全，以传给你们，你们不要作你们祖先的不肖子孙。……你们应当维持雅典帝国的庄严。这是你们都可引以自豪的。你们如果不同时负担起帝国的责任来，你们就不能再享受这种特权了。……虽然也许有些在突然恐慌状况中，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 （页163-167）

公元前416年，即远征西西里前夕，雅典围攻弥罗斯，进而打通海上通道，修昔底德透过屠城之前雅典人与弥罗斯人之间的一场格外惊悚的对话，将政治世界赤裸裸的强权逻辑表达得淋漓尽致，这场辩论涉及的核心在于强权与正义之间的难题，而从雅典人的宣示性言论中，我们不难发现雅典人对帝国未来的期许：“……我们打败了波斯人，我们有维持我们帝国的权利……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今天我们到这里来是为着我们帝国的利益；……使你们加入我们这个帝国，……保持独立的国家是因为它们有力量，我们不去攻击它们是因为我们有所畏惧。所以征服了你们，我们不仅扩充了幅员，也增加了我们帝国的安全。……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的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老早就存在，我们将让它在后代永远存在。我们不过照这个规律行事，我们知道，无论你们，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们现有的力量，也会一模一样地行事。”（页463-473）

对于这篇对话，想必大多数人在道德上一下子难以接受，但这恰恰是修昔底德通过整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所力图揭示的政治世界的本相：政治世界的动力是权力，不是道德，政治不是经济、社会的衍生物或附属品。政治的原理涉及统治与被统治、权威与服从，政治的实践涉及强权与正义、手段与目的、权力与道德、表面与里面。政治的使命则在于：国家内部树立和平，国家之间缔造和平。

好的，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着重讲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民主与雅典帝国。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3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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