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

器走天下——龙泉窑瓷器生产的繁荣时期

元代中后期，龙泉窑进入了高度繁荣时期或曰生产的顶峰时期。大一统的元王朝使龙泉窑瓷器流布全国，特别是北方的广大地区。元朝的河漕和海漕都十分发达，都城大都的粮食供给大量依赖南方。在粮食北运的同时，瓷器也被成批运往北方，其规模之大是前所未有的。内蒙古集宁路古城遗址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它位于中原地区通往漠北的交通要道上，是草原丝绸之路东端的一个重要起点。这里发现的38处窖藏，出土了大量龙泉青瓷。

▲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 元代 贴花团菊纹菊瓣式大碗

同时，分布在欧亚大陆广大地区的各个汗国与中央汗国之间的密切联系，使得元朝成为一个更具有世界眼光的政权。而此时，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的贸易圈也已进入高度发达的时期。元代政府十分注重海上贸易，先后在广州、泉州、庆元（浙江宁波）、澉浦设立市舶司，将海上贸易作为国家的重要政务。元代对海、陆交通的大力经营以及海运能力的极大提高，使龙泉窑瓷器以更大的规模输往海外。根据国外的考古发现可见，龙泉青瓷是元代外销瓷的主力之一。海内外的巨量需求成就了龙泉窑空前的发展和生产规模的急剧扩大。

龙泉窑在窑场的数量和个体窑场的规模等方面都有了巨大的发展。作为制瓷中心的大窑窑区就有五十多处瓷窑。同时，窑业迅速向交通更为便利的瓯江和松溪两岸扩展，窑址遍及龙泉东部至丽水市莲都区的瓯江两岸及支流区域，并扩展到钱塘江上游的乌溪江流域、闽江上游的竹口溪一带。根据文物普查资料，除了龙泉的各窑区，遂昌、缙云、丽水莲都区等地都有瓷窑分布；景宁、武义、永嘉等县也新建瓷窑生产龙泉类型的青瓷。这些窑场多数蜿蜒数里，形成大规模的窑业生产区。整个龙泉窑产区瓷窑林立，烟火相望，一派繁荣景象。

▲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  元代  露胎贴花双鱼纹盅

元代后期龙泉窑的产品种类最为丰富，除了各式各样用作食具和茶、酒器的碗、盘、托盏、注壶类器物；还有数量众多的花瓶、花盆等各式花器；香炉、箸瓶等香具和笔山、砚台、砚滴等文具。特别是大量出现了大型盘、碗，这是为了适应伊斯兰地区的饮食习惯，主要销往中东地区。盘的口径往往在30厘米以上，最大可达60—70厘米；大碗的口径在20厘米以上，龙泉安仁口岭脚瓷窑生产的大碗口径达42厘米；这时，还出现了高近1米的大瓶。这些都是外销西亚、中东地区的重要器物，带有强烈的伊斯兰文明的因素。大件器物的出现，也反映出元代制瓷技术的进步。此外，龙泉窑的各式小罐、小瓶在东南亚诸国，特别是岛屿国家大量出土，这些器物往往成组地用于墓葬中，似乎专门用作随葬品；同时它们还应用于当地的某些礼仪活动中。在中东到非洲的伊斯兰地区，龙泉窑瓷器也被广泛地用于装饰居室的墙面和墓葬的外壁。江西景德镇和福建地区也生产并出口这类器物，数量众多的这类小型器物在东南亚地区的广泛发现表明，中国古代外销瓷器的使用功能，从相对单纯的日用饮食器皿，向随葬和礼仪活动中的特殊用品、陈设品和装饰品等涉及意识形态的用品扩展。

▲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 元代小罐

元代中后期瓷胎的白度有所提高，但厚度逐渐增加，表明制瓷原料有所变化。整体器型厚重高大。青釉中氧化钙含量逐渐降低，而氧化钾和氧化钠的含量提高，增加了釉的高温熔融范围。釉层厚薄不一，釉色以豆青、青绿、梅子青为主，釉质大多比较滋润光洁。装饰方法多样，包括刻划花、模印花、贴花、镂空、堆塑、褐色点彩等各种工艺。戳印装饰出现并流行，成为元代中期以后龙泉窑最具特色的装饰，纹样题材主要有双鱼纹、凤纹、牡丹纹、荷花纹、茶花纹、金刚杵纹、吉祥语、八思巴文等。此外，部分瓷器上还刻印文字，如“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百花朝王”、“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福、禄、寿、富、大吉”等。

▲大窑枫洞岩出土  元代 贴花牡丹纹樽式炉

皇帝也爱龙泉窑

明代初年，龙泉窑延续了元代中后期的繁荣，并且在全国制瓷业中所处的地位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顶峰。元末战乱给包括景德镇窑在内的中原和南方许多地方的窑业生产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然而，龙泉地处浙南的深山当中，元末农民大起义对当地的影响较小。《乾隆龙泉县志》卷之八《人物志》“经济”条章溢传记载，在传说中的生二章的后人章溢知处州时，“处（州）多山而少田，军需恒不足，胡深为奏免，惟输琉甆、白藤于朝，而行省复有所科，溢奏罢之”。即因为龙泉地区地少粮少，难以向吴王朝政府缴纳作战用军粮，因此用琉田所产的瓷器和另一土产白藤代替。这条记载说明在明朝建立之前至建立之初，龙泉就向官府贡纳瓷器，这为后来龙泉被指定为贡窑奠定了基础。洪武年间，龙泉窑因其在元代宏大的生产规模和精美的产品，开始正式向官府贡瓷，成为明代初年重要的官府或皇家用品，其贡御时间一直延续到天顺末年。因此，此时龙泉窑跻身于向官府和宫庭贡用瓷器的明初四大贡御窑场之列。官用瓷器生产的高水平要求，使龙泉窑在明代初年的一段时间内保持了生产的繁荣。这一阶段也是龙泉窑生产历史上有官方文献明确记载的向官府贡瓷的时期。

▲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  明洪武  刻花云龙纹敞口盘

明代初期的龙泉窑尽管保持了元代后期的制作水平，并且有所发展，但生产规模已开始收缩。此时龙泉窑的核心生产区域在大窑的岙底一带，但邻近的金村、高际头、垟岙头、石隆、溪口等片区已停止烧造。烧制区域向龙泉溪的下游扩展。龙泉东区的安福、安仁口、坑口、山石坑、道太、蛤湖、前濑、源口、王庄等地的窑场则继续生产，许多地点达到了当地瓷器生产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庆元、云和、丽水莲都区、遂昌、松阳等地的部分窑场也继续生产。此期各地窑场的总数达到212处。不过，除了岙底地区以外，其它地点都以烧制普通的日用瓷器为主，不少产品用于外销，产品质量大体与元代后期持平，并有所下降。

明代前期器物的种类明显减少，大体不出元代已有的器类，但不如元代的形式丰富。瓷器的造型在元代基础上进一步变得雄浑厚重，胎体较厚，器物的转折、棱角处显得圆钝而强硬，整体的曲线不够圆润优美。胎料的加工在不同窑场有较大的差异，除大窑片区的产品外，大多数窑场产品的胎质并不十分细腻。器物釉层较厚，精品仍采用多次上釉的工艺，釉色以青绿、豆绿为主色调。器物的釉色差异很大，色调丰富多样，很难用一种或几种特定的釉色来描述和概括。器物大多带有装饰，装饰手法主要包括模印、戳印、刻花、剔地刻花、雕塑、镂空等。刻划花图案往往显得疏朗而稍凌乱，风格略显潦草。戳印花装饰依然是本时期最为流行的装饰技法，纹样也非常丰富，题材大体与元代后期相同并有所发展；包括有牡丹纹、葵花纹、荷花纹、折枝莲等各种花卉纹，双鱼、团凤、飞马海涛、鹿等祥瑞动物纹样等。剔地刻花装饰多见于大型的盖罐、凤尾尊和炉，剔除地子后，牡丹、菊花等主题图案便产生了浅浮雕的效果。

▲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  “永乐九年十一月廿九日立毛字记号”刻铭菊花纹印模

明代早中期处州部分烧瓷水平较高的窑址为宫廷烧制“官用”器物，这不仅有文献的记载，也有考古实物的发现。2006年浙江省考古所和北京大学联合发掘的龙泉市大窑村枫洞岩窑址，发现了生产洪武、永乐官器的地点和地层。这些器物采用工部统一下达的样式，很多图案、造型和景德镇明代御器厂生产的产品十分相似，如菱口折沿大盘、平折沿盘、大墩碗、莲子碗、长曲流的执壶、玉壶春瓶、梅瓶等。特别流行个体巨大的盘、碗、瓶和执壶。器物制作一丝不苟，造型规整，胎体大多厚重而敦实。釉色匀净典雅且相当的一致，呈明快的豆绿色，釉层稍厚，匀净莹润，少见开片。多数器物带有装饰，以刻划花为主，纹样严谨而繁密，许多与景德镇明初官窑青花瓷器的纹样相似，即母题和布局都相同，但具体画工还有差异，应该是参照了由官府下发的相同粉本。

▲大窑枫洞岩窑址出土  明洪武  刻花牡丹纹菱口折沿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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