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

龙泉青瓷的外销及影响

龙泉窑的发展和外销息息相关。龙泉窑之所以能够在宋元时期从一个产品只供应周边地区的地方小窑，迅速发展为一个窑场众多、遍布整个瓯江流域的庞大窑区，除了得益于其自身优越的自然条件及不断提高的制瓷技术外，其在海上贸易的发展中深度的介入，产品被大量销往海外，这是推动龙泉瓷业迅猛发展的一个强大动力。宋元明时期海上贸易的发展给龙泉窑带来了勃勃生机。

龙泉青瓷的外销大体肇始于其创烧时期。9-10世纪是中国古代瓷器外销的滥觞之始，但就在这一时段内，瓷器外销亦迅速达到了第一个高峰。这得益于五代十国割据局面下，位于东南沿海地区的几个王国为了维持运行和强大自己的王国所大力开展的海上贸易活动。北宋建国后，统治者亦深刻认识到海上贸易对于财政收入的重要作用。宋神宗曾诏臣子曰：“东南利国之大，舶商亦居其一焉。昔钱、刘窃据浙、广，内足自富、外足抗中国者，亦由笼海商得术也”。北宋时期海上的贸易活动持续开展，相延不断。新的考古材料证明，晚唐时期的9世纪瓷器外销主要是以长沙窑生产的青瓷为主，越窑外销的数量很少；10世纪越窑则成为最重要的外贸船货。但10世纪末到11世纪，正是北宋经济迅猛发展，对海上贸易甚少依赖的时期；同时，中国瓷器输往印度洋地区的咽喉要道马六甲海峡一带又陷入战乱。因此，11、12世纪是中国古代瓷器通过海路外销的低谷时期。因此，直到北宋晚期，龙泉青瓷只有极少量运销到境外。从目前收集到的资料来看，东亚地区的朝鲜半岛和日本出土过一些早期龙泉窑瓷器，东南亚地区亦零星发现有龙泉青瓷。

▲日本鸿胪馆遗址出土  9世纪后期  越窑青瓷碗

宋室南迁以后，国土日蹙，而养兵日多，经济上更为倚赖海上贸易。《宋会要辑稿》记录有宋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年）诏令：“市舶之利，颇助国用，宜徇旧法，以招徕远人阜通货贿”。《元史》也有记载，宁宗嘉定十二年（1219）“臣僚言以金银博买，泄之远夷为可惜。乃命有司止以绢帛、锦绮、瓷漆之属博易……”。龙泉窑生产工艺的成熟，使其成为当时最适合海上贸易的船货。同时，南宋政府鼓励瓷器出口的政策，也直接促进了龙泉窑的发展。龙泉窑产品从南宋时期开始大量外销，南宋中后期已成为最为重要且较高档的输出品。南宋后期赵汝适《诸蕃志》中提到的瓷器外销国家包括：越南、柬埔寨、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斯里兰卡、印度、坦桑尼亚等地。

南宋时期，龙泉窑瓷器被较多地输往东亚的日本和朝鲜半岛，在东南亚地区也有发现。如在印尼爪哇海发现的时代为12世纪的惹巴拉沉船（Jepara Wreck），就出水了一定数量的龙泉窑瓷器。特别值得关注的是，从南宋后期开始，龙泉窑瓷器大规模地输往中东和非洲地区。开罗美国大学在对埃及福斯塔特遗址（Fustat）的发掘中，发现在相当于南宋中后期的阿尤布王朝（Ayyubid，在埃及的统治时间是1169-1250年）时期地层中，龙泉窑瓷片有较大量的出土，这被主持发掘的斯坎伦教授（George T. Scanlon）形容为“（龙泉青瓷）像洪水一般涌入埃及”。

▲埃及福斯塔特遗址出土 南宋龙泉青瓷片

元代虽数次禁商泛海，但每次海禁持续时间都不长。总体看来元朝政府推行了鼓励海外贸易的政策，并在广州、泉州、庆元（浙江宁波）、澉浦、杭州、温州等地设立市舶司。元代与中国贸易往来的地区大为增加，瓷器贸易也有所扩大，龙泉青瓷的外销则达到了鼎盛。汪大渊《岛夷志略》中明确提到以“处州磁器”、“青白处州磁器”、“处州磁”、“处器”、“处瓷”、“处瓷器”、“青处器”（均指龙泉瓷器）等博买的地区有琉球（今日本冲绳）、无枝拔（今马六甲）、麻里鲁（今马尼拉或波利略）、苏禄（今菲律宾苏禄群岛或专指和乐岛）、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龙牙门（今新加坡南岸偏西之海峡石叻门，今名克佩尔港）、花面（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北部）等地。元代时输往西亚中东乃至东非地区的龙泉窑产品比较多，部分器物的质量相当高，这或许与带有官方性质的贸易有关。

▲肯尼亚格迪古城遗址出土  元代龙泉青瓷器盖

从元代开始，龙泉窑开始有意识地根据海外不同地区人们的生活习惯和偏好来生产瓷器，如上文提到的行销到中东地区形体硕大的盘、碗，流行于东南亚地区小巧玲珑的罐、瓶类产品等等。前者是为了适应中东地区多人围坐就餐的习俗，而后者则主要用于随葬，都是根据当地的需求而生产的。这有可能表明龙泉窑当时已经进入了为使用地点生产定制瓷器的阶段，从一般产品中选择外销器物到根据商家要求定制器物，这是海上贸易发展的一个重要的阶段，生产者要承担更多的风险，同时也会获得更大的利润。元代龙泉窑已成为当时输出瓷器数量最多的一个窑场，在瓷器外销中占据了最重要的地位。根据我们对从南中国海到环印度洋沿线的一些重要古代遗址出土中国瓷器的调查统计，在环印度洋地区，元代中后期到明初，龙泉窑瓷器在出土的中国瓷器中所占的比例在80%以上，而在东南亚和东亚地区，所占比例在60%以上。说明龙泉窑是外销瓷中最重要的产品。

曾经的误解

明代初年，中国出现了由政府主导的大规模航海活动——郑和下西洋。这段时间也是海上贸易十分活跃的时期。然而人们在检讨考古发现的资料后曾一度认为，在环印度洋地区发现的明初中国外销瓷资料十分稀少。因此，也引起人们对郑和下西洋性质的认识和当时实际贸易规模是否足够大的质疑。经过近些年的研究和考古新发现的资料，人们逐渐发现，在元末到明初这一时段中国瓷器的外销其实并不稀少，龙泉窑瓷器在外销中扮演了主角。造成上述误解的原因在于，过去一段时间里学界对龙泉窑元代后期和明初的产品尚不能很好的区分，因此将大量明初的资料断代为元代，甚至南宋，从而混淆了事实的真相。

▲肯尼亚格迪古城遗址出土  明代早期龙泉青瓷盘

其实，相似的错误观点在学界由来已久。1958年英国学者汤姆·哈里森（Tom Harrisson）指出，在加里曼丹岛西南至东北上百英里的海岸线范围内，没有发现任何明代时人们在当地活动的痕迹，连破碎的明代瓷器也没有，但是却有上百万片他们认为是宋元时期的瓷片。基于此，他提出“明代间隔期（Ming Gap）”这个概念。2004年，曼谷大学东南亚陶瓷博物馆馆长布朗（Roxanna Brown）在她的博士论文中肯定了“Ming Gap”的存在。她通过梳理东南亚水域发现的15艘沉船出水的瓷器，指出明朝政府的海禁导致中国结束对海上陶瓷贸易的长期垄断。布朗博士根据沉船出水的陶瓷提出两个重要观点：① 在1325年至1380年之间外销瓷有一段考古上的缺口；② 1352-1487年的一百余年没有外销的青花瓷。布朗博士的观点在学界迅速引起反响，“Ming Gap”一词甚至成为明初中国瓷器外销状况的通识，被西方学者广泛接受，并认为这种现象是由于明统治者的海禁政策所致，并且在与东南亚的越南、泰国等地生产的瓷器的竞争中处于下风。

北京大学考古队在2010-2013年间在东非肯尼亚共和国调查了该国沿海地区遗址中出土的中国瓷器。我们看到，元末到明初青花瓷器很少的现象在东非沿海地区部分得到了印证。最新的研究成果证明，在宣德后期以前，景德镇民窑的青花瓷器生产基本是一片空白，作为外销主力的民窑根本还没有生产青花瓷器，海外自然就不会发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个时期也是外销瓷器的空白时期。布朗博士主要基于东南亚水域发现的沉船所得出的结论实际上并不十分准确。毕竟水下考古所发现的资料很难做到连续性，如果真正想得出中国瓷器按时代输出的规模，对有连续堆积的古代贸易遗址的考古发掘更能说明问题。外国学者所没有注意到的是，目前发现的明代初期龙泉窑瓷器的数量实际上是相当大的，只是景德镇瓷器少有发现而已。

现以肯尼亚马林迪市附近著名的格迪古城（Gedi Ruin）遗址出土的中国瓷器的统计数字来看元末到明初中国瓷器销往非洲的实际情况。格迪古城位于肯尼亚沿海地区中部马林迪（Malindi）市西南约15公里处，是肯尼亚滨海地区最大、最重要的古代聚落遗址之一。根据现存的遗迹规模，学者们认为其应为一个有3000左右人口的聚落，兴建于12或13世纪，逐渐成为一个繁荣的聚落，并持续到16世纪，16世纪末期突然被遗弃了。从1948年开始，由英国学者詹姆斯•柯克曼（James Kirkman）负责，对这个遗址进行了十多年的考古发掘及研究工作。是肯尼亚沿海地区考古工作开展最充分的遗址。我们对古城发掘出土的全部中国瓷器进行了调研，共计调查中国古代瓷器1257件（片），对这些瓷器进行了产地和时代分析，下面介绍不同时期龙泉窑瓷器的占比情况：

在总计1257件出土中国瓷器标本中，有6件不明窑口和时代，在剩下1251件可断代的瓷器中，南宋瓷器共计2件，均为景德镇窑青白瓷，占总数的0.16%。元代早中期的瓷器共计289件，占总数的23.1%。其中龙泉窑瓷器257件，占该期总数的88.9%。元代末期到明代初期（主要指目前还难以准确区分是元代还是明代的瓷片）总计有218片，占总数的17.34%。其中龙泉窑（含龙泉窑系）瓷器182件，占该期总数的83.48%。明代早期瓷器（洪武到宣德，1368-1435年）共计218件，占总数的23.38%。说明在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瓷器数量还是相当大的，其中龙泉窑瓷器294件，占明初瓷器总数的99.32%。明代中期（成化到正德）瓷器101件，约占总数的8.03%，景德镇窑的青花瓷器占了绝对多数，占该期总数的90.09%；龙泉窑瓷器4件，占该期总数的3.96%，可见到明代中期龙泉窑的外销就急剧减少了。

▲肯尼亚格迪古城遗址出土  明代早期龙泉窑青瓷碗残片

通过格迪古城出土的中国瓷器，特别是元末明初瓷器的统计数字可以说明，这时期龙泉窑的外销规模远远大于景德镇。所谓“Ming Gap”的问题，实际上与对龙泉窑瓷器的认知有关，明初所谓中国瓷器外销的缺环，实际上是因为西方学者过去把大量明初的龙泉窑瓷器断代为元代，甚至南宋，因此才有这样的缺环的认识。实际情况是，明初中国瓷器的外销规模并不小，但是以龙泉窑瓷器为主的。

从朝贡贸易到“片甲不能下海”

我们在非洲肯尼亚的调研中发现了一些明代初年龙泉窑生产的官用瓷器。我们在2006年大窑枫洞岩窑址的发掘结束以后，对国内出土的明初龙泉窑资料进行了调研，发现在明初的数百件出土的龙泉窑瓷器中，即便在明朝一些最重要的功臣墓葬中，如徐达家族、沐英家族以及其他一些王侯墓葬，都几乎没有这类龙泉官器出土。这证明了其供宫庭使用的专一性质。而在海外的一些重要遗存中，如肯尼亚沿海地区遗址、土耳其奥斯曼帝国托普卡比皇宫博物馆等，都有龙泉官器的发现。这表明明代初年龙泉窑的官用瓷器有一部分可能是专门用于出口的。由于这类官器是由政府下样，《大明会典》卷一百九十四《工部十四》，“陶器”条记载：“洪武二十六年定，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计算人工物料，如果数多，起取人匠赴京置窑兴工，或数少，行移饶、处等府烧造”，表明这一时期承造官府订货的是景德镇窑（饶州）和龙泉窑（处州），说明这类官器是由工部组织生产，结合明初大规模的航海活动，我们可以初步判定，龙泉生产的官器是由工部委派烧造的，部分产品可能用于官方的活动和赏赐。永乐时期龙泉官器中特别流行的大盘子，至少有一部分是为郑和航海制造的用于赏赐航海所到之处的各地统治者。

▲肯尼亚乌瓜纳（Ungwana）遗址出土  明代  龙泉青瓷官器

明代宣德后期以后明政府长期推行海禁政策，但以朝贡贸易和走私贸易为途径的瓷器输出一直没有停止过。明代中期以后龙泉窑逐渐衰落，在文献中的反映为“化治以后，质粗色恶”。但直到明末，龙泉青瓷还有一定数量的外销。《龙泉县志》记载“崇祯十四年七月，由福州运往日本瓷器27000件，同年10月有大、小97艘船舶运出龙泉青瓷30000件，在日本长崎上岸”。然而随着明代正统以后景德镇青花瓷生产的成熟及其在海外的认同，龙泉窑的输出份额被大幅挤占，在外销中逐渐降为次要地位。而龙泉窑外销的衰落也直接导致了龙泉窑整体生产的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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