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雅典为何被称为帝国？

这个帝国不是指雅典的政体，雅典是民主政体，说它是一个帝国，主要是从它的影响范围、控制范围而言的。

最初提洛同盟是针对波斯帝国的，后来提洛同盟由雅典占据主导。同盟的金库在提洛岛，所以称为提洛同盟。在公元前454年左右，伯里克利把同盟的金库迁到雅典，据说帕特农神庙就成为同盟金库的所在地，这就可以看出雅典的控制范围。所以说雅典是一个帝国，是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的。它在外交上，在影响范围上是一个帝国。它对同盟国有控制，定期提供捐款给同盟国，还有的通过提供舰船，有的提供兵源等等，有着不同的控制方式。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雅典它是一个帝国。

大家看一下希腊的地图，《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的彩色地图，其中东地中海，尤其是爱琴海，几乎成为雅典的一个内湖。说它是一个帝国，就在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而不是指雅典内部治理的政体。

2. 希罗多德《历史》与孔子《春秋》蕴含思想的异同？

首先我们从孔子《春秋》来看，它主要是讲内政、外交，这和希罗多德的《历史》有某些相似的地方。《春秋》是孔子编订的，背后有儒家的传统贯穿在其中。有关的政治事件，大多数情况下背后都有君子曰，君子曰就涉及到对政治事件的评价，政治家是否应该这么做。这是《春秋》所呈现的中国传统政治与道德之间的内在关系，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嵌入的。可以说在中国政治传统里，政治有很强的道德主义，包括修齐治平，内圣外王，从儒家士大夫内在的德行的教育，最后到统治，道德和政治是一贯的。所以一直到现代，中国人对政治都有很强的道德主义的色彩，包括现在我们政府、单位的领导，不仅对他有职业的要求，专业技能的要求，而且对他个人的道德也有比较高的要求，比如先锋模范带头作用等等，这就涉及到中国的传统。

《历史》里边所呈现的关于西方的历史，我们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来看，最终带有很强的对政治的关注，尤其是修昔底德。希罗多德对道德有关注，但他的文本给我们的印象是：道德的，包括神的这种约束，都越来越处于式微的状态。尤其是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的转变，非常强调力量、霸道，也就是权力的作用。他发现无论是道德还是信仰，这些对政治家的约束都是非常靠不住的，尤其是修昔底德的文本里面非常突出这一点。

从《历史》的文本里也能看出来，神的力量已经开始遭到怀疑，但是希罗多德通过文本还在强调报应、神的潜在的影响，比如说人不会长期交好运的，君王在顺利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节制。但是希罗多德的《历史》总给我们呈现出来历史的循环，人的理性力量的局限性，还有外在的神力、报应，对人外在的约束也是靠不住的。

这也体现在后来西方大传统里，与哲学传统相对应的政治传统非常强调力量。一直到后来15、16世纪，马基亚维利和霍布斯对政治的认识，达到了一个让中国人在道德主义的层面上很难接受的层面，即非常强调权术政治背后赤裸裸的权力、霸道等等。

3. 《历史》与司马迁《史记》的地位如何比较？

当然你可以说司马迁《史记》在中国的史学传统地位，与希罗多德《历史》在西方的著述传统、思想传统中的地位可以对应。但是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司马迁《史记》有官修史书的成分，而西方的历史，从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到罗马历史，罗马历史和官方的关系更加密切，但是它依然没有建制性的官修史书的部分。

在中国传统里，历史始终是政治的一部分。“经”和“史”，“经”对应的是西方的哲学，而中国“史“的传统，是和“经”互为表里的。它一方面强调政治的实践，另一方面又讲究历史的实践背后蕴含着怎样的道理。而且很多“经”必须是不变的，无论是君王还是士大夫都需要遵守的。

而在西方传统里，没有一个很强的官修史书的传统。尤其是经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政治和哲学最后分道扬镳。后来到古典晚期，信仰与政治，凯撒与基督教之间对立。所以在西方，从古典的政治与哲学之间的对立，到后来上帝与凯撒之间的对立，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也就是说它们内部存在着非常紧张的关系。

在中国传统里，这两者之间始终是一个相互嵌入的关系。政治和哲学，在中国古代对应的“经和史”，它们是互为一体的。另外是对君子的教育，君子最后要从政，在中国传统里边政治和哲学是相互嵌入的，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到后来像梁漱溟先生讲的，中国传统始终是政教合一的，相对西方基督教意义上的“教”，中国的“教”是教化的意思，也就是说教化和政治始终是连在一起的。而且几千年中国传统到现在，还没有一个根本的结构性的改变。

4. 历史的动荡对人们的心理有何影响？

这个问题有点模糊，但是我大概感觉你的意思是人心的秩序和政治的秩序之间的关系。这在后来柏拉图《理想国》里有非常仔细的讨论，包括亚里士多德也是。伦理学和政治学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人心的秩序对政治很重要。人心开始乱的话，最后会推动政治秩序走向乱局。而政治秩序的紊乱，包括一个城邦内部的党争等等，不遗余力地争权夺利，背后折射出来的也是人心的紊乱。所以中国传统里面非常强调安顿人心，无论是教育，还是统治者，都是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安顿人心。

在西方传统中，宗教包括早期的非基督教，异教、多神教，都有安顿人心的成分，在古代的传统里认为这是政治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对人性的安顿、对人心的教化，都是政治意义的部分，在柏拉图那里叫教育，是政治的一部分，从属于大政治的概念。我们现在理解的政治是非常狭义的，主要涉及到政府的公共政策、权力等等；但在古代，几乎所有的方面都和城邦、国家、政治连在一起。

5. 民主制与帝国主义矛盾吗？

是矛盾的。雅典要经营帝国事业，但是外部面对斯巴达威胁，尤其是迫在眉睫的战争，雅典内部的民主制恰恰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所有的东西都要经过公民大会的讨论，而且公民大会经常会成为党派意见的秀场，大家都在争夺民意，所以很难形成一个独立的决策机制。这在修昔底德的书里有非常详细的描绘。

我在《伯罗奔撒战争史》一讲里面讲到，民主与帝国、内政与外交之间的矛盾其实在伯里克利时代已经显露出来了，这在修昔底德书的前两卷已经呈现出来。在伯里克利去世之前，这种民主制，群情激奋，民意的波涛汹涌，以及对外迫在眉睫的战争，即斯巴达的威胁等等，处在两者之间，让伯里克利疲于应付。伯里克利去世之后，雅典的政坛陷入泥潭，党争非常激烈，大家听《伯罗奔撒战争史》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

6. 寡头制、君主制、民主制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这涉及到几个概念，对此我们讲《理想国》的时候会展开。《理想国》讲到君主制或者贵族制，即最优秀的那些人，一个人或者是两个以上的人做统治者，柏拉图认为这是最理想的政体。而君主制或者贵族制，在柏拉图当时所处的时代已经不存在了。留下的政体，柏拉图说只有四种，都是比较差的：一个是斯巴达政体，接下来是寡头政体，民主政体，最差的是僭主政体。每一种政体为什么差？他都有非常仔细的比较，大家可以留意我们后面讲的《理想国》。

到亚里士多德《政治学》里边，他把政体分为六种。他根据的是什么标准呢？一是根据统治人数来区分政体类型：一个人统治叫君主制，少数人统治叫贵族制，而多数人统治叫民主制，这是三种政体。

亚里士多德的第二个标准是，如果这个政体统治的目标是一部分人的利益，无论是一个人的利益，少数人的利益，还是多数的利益，都是城邦一部分人的利益，这种政体就是一个变态政体，不是一个正态政体。比如说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这是正态政体。而变态政体是统治者为了私利来统治的，与君主制对应的是僭主政体，与贵族制对应的是寡头政体，与民主制对应的是暴民政体，三正三变。

在希罗多德《历史》里，有一个关于政体的辩论，即在波斯宫廷里大流士篡权之后关于政体的辩论，就是政体类型学的一个翻版。这是希罗多德把希腊人关于政体问题的分类挪用在波斯宫廷里边，我们当时说这有很强的对希腊本身的观照。当然希罗多德有很强的对雅典民主制的反思，比如说民主制，它往往成为经营帝国事业的一个掣肘力量。这是值得反思的。

7. 希罗多德这种不符合真实历史的记载，会对研究历史造成干扰吗？

站在希罗多德的立场上，他讲历史是带有很强的探寻事实真相的目的。希罗多德意义上的历史，和我们现代历史科学有一些关系，但是区别也是非常明显。现代历史科学，它的目标是恢复所谓的历史本来面目。但所谓的历史本来的面目到底是什么？是不是仅仅是事实？但是，对于同一件事，不同的当事者会讲出不同的版本，甚至相反的版本？大家可能有切身的体会，比如说一个单位发生某个事情，同事或者其他单位外的人都在传，网上也在传，但是这个事情从一个口传到另外一个口，很快就变形了。

所以其实希罗多德意义上的历史是实证主义的，他似乎在追溯、在讨论：为什么这个事情我们要听不同的版本，不同的版本要相互对勘，哪一种可以理解，哪一种是可以符合人之常情的，当然也有部分推测的成分在里边。所以这就是一个比较麻烦的事情，几千年来人关于事实和真相的描述，涉及到人本身的关于事实的观察，可能观察的角度都受到局限。这是一个关于历史的认识问题。

另外一方面，在古代的著作家看来，所谓的真实有两层含义：一是我们历史科学意义上的真实，也就是那件事是哪一年发生的，具体来龙去脉是怎么样的，谁参与的，这些人究竟干了什么事情等等。另外一个就是文学的真实，也就是“诗性的真实”。古希腊人非常强调这一点，包括希罗多德的文本，戏剧的文本，还有修昔底德文本里大量的演说词，是作者替当事者创作的。

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他们是在伪造事实。但是在古代人看来，用亚里士多德的眼光看，它是诗性真实的。也就是说在历史上，虽然这场演讲、这场辩论没有发生，但是它让人感觉是真实的，在这个时刻它就应该这么发生，只有在这种场景下发生这样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这种诗性的真实，反而是他们非常强调的，无论是戏剧文本、历史文本、哲学文本，诗性的真实带有很强的教化作用。也就是说希罗多德意义上的历史，还有修昔底德后来的《伯罗奔撒战争史》等等，它们带有很强的对当下的关照。

这些故事讲出来会对当下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对人的心灵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就涉及到著述，比如说希罗多德对历史本相的考证。你可以想象一下，希罗多德掌握了大量的历史故事，但是他对这些历史故事绝对有筛选，而且希罗多德在他的《历史》文本里，讲了很多的类似的话：这个事我知道，但是我这个时候就是不说。因为他觉得这个事讲出来是不好的，会对年轻人、对读到他著作的人产生不好的影响，所以他就避开了。

这其实很像我们中国《二十四史》里“避讳”的传统，我们传统对“避讳”的理解是：这些人迫于权力的压力说谎话，其实这种理解是非常表象的。他们有很强的“这个东西说出来会产生什么样结果”的考虑。后面大家会读到《理想国》里涉及到对护卫者的教育：应该用什么样的故事来教育年轻人，是用那些英雄的故事，那些高贵的故事来教育年轻人、还是用那些乌七八糟的、那些争权夺利、很上不了台面的一些故事来讲给这些年轻人听？所以《理想国》讲得很清楚，必须把那些下三滥的故事剔除掉。

这与我们现在很相像，比如说我们父母给孩子讲故事，肯定不会讲那些下三滥的故事。为什么要给年轻人讲那些英雄的故事呢？比如说我们正史传统里讲那些伟光正、高大上的故事，其实和这有很大关系。所以对这个传统，我们要有一个更加深层次的内在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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