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怡。在本讲的正式内容开始之前，还是由我带大家预习一下本讲会涉及的主要知识点。

从上一讲美国开始，本课程涉及的国家已经由西欧逐步转移到了太平洋地区，涉及到的对象国家在经济史上活跃的时间段，也由近代早期进入了20世纪。本讲涉及的对象国家——日本，相信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这不仅是因为近代以来中日两国在情感上有着复杂的纠葛交错，也是因为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亚洲国家当中第一个实现了经济复兴。它的复兴之路，以及随后暴露出的一系列问题，曾经被经济学者们反复研究和总结过，也对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有着不容低估的影响。

▲广场协议

我们邀请到了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于杰担任本讲的主讲人。于杰老师虽然不是一位在高校任职的学院派学者，却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研究型金融业从业者和金融史研究者。除去在银行和投资业有着20多年的从业经验以外，最近几年于杰老师陆续翻译出版了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的回忆录，以及日本著名记者船桥洋一关于《广场协议》谈判经过的调查性报道。一些参与过《广场协议》谈判的日美两国金融界高层，于杰老师曾经跟他们有过直接接触。另外，他在最近翻译出版的几本跟抗战前后中国金融史有关的著作，可以说是填补了这一领域的空白，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找来阅读一下。

▲保罗·沃尔克

关于我们这一讲涉及的主题，战后日本的经济复兴以及1985年的《广场协议》，一直以来都流传着许多广为人知的说法：最有影响力的一种是认为《广场协议》是美国为了打压日本的经济增长，实施的一种金融战策略；另一种说法则是把《广场协议》的诞生和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失落20年相挂钩，认为它为今天的中国敲响了警钟。

而于杰老师的讲述，正是对这两种流言的证伪。我们应该看到，日本在50年代开始的经济快速复兴，一方面跟当时的政府对出口导向型部门的定向扶植有着直接关联，但另一方面也不能否认是美国主动把日本纳入到关贸总协定体系当中，使欧美国家的市场对日本商品开放。而日本政府，一方面在本土市场有意识地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另一方面对日元的汇率进行人为操控，使日本对海外市场的贸易顺差实现了最大化。从70年代末开始，美联储为了治理通货膨胀而主动推行的美元升值策略，更进一步放大了日本的出口竞争优势，使日本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变成了一个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也是1985年纽约广场会议召开的主要背景。

实际上，除了日本以外，广场会议以及随后诞生的《广场协议》，还解决了另一个主要贸易顺差国西德的马克汇率升值问题。可以说，这是资本主义世界主要经济体协调一致，对它们的贸易和货币政策进行整体性调整的一次会议。鉴于美国提供了全球开放政治经济体系的主要运转动力，并且承担了它的运行成本，通过《广场协议》重塑美元的主导地位，稳定自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陷入异常波动状态的全球主要货币汇率，应该说是有必要的。因为它至少避免了恶性的贸易战和金融战局面的出现，不失为一个好的中间选项。

▲布雷顿森林会议

日本政府真正的失误之处在于，没有为出口逐步下滑之后的经济转型做好准备。为了对冲日元升值带来的压力，央行持续实施降息，可以轻易地获得融资的企业和个人，顺势投入了地产投机当中，为此不惜背负巨额的债务，带来了泡沫经济的异常繁荣。政府在察觉到这种异常的趋势之后，在1989年选择主动加息，以此来挤爆泡沫，结果带来债务危机总爆发，日本随后陷入了经济上的失去的20年时代。从这个角度看，与其说是《广场协议》的诞生带来了泡沫经济的破灭，倒不如说是当时的日本政府在出口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没能通过恰当的财政和产业政策，寻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结果全民投入地产投机浪潮，于是泡沫快速升起又快速破灭。

从这个角度看，80年代势必进入结构性升值周期的日元，和今天依然面临贬值压力的人民币并没有那么大的共性。但日本的教训的确告诉我们，当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开始下滑，内需又不足以支撑长期的高增长率时，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新的消费需求，意义将变得格外重大。而今天的中国在贸易问题上面临的外部压力，实际上要远远超过上世纪80年代的日本。这一问题最终会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也将非常考验我们的决策者的战略眼光和判断力。好了，关于战后日本的预习部分就进行到这里，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讲的正式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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