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于杰，欢迎和我一起从经济的角度看世界。这一讲，我要讲的题目是日本战后经济的崛起和《广场协议》的历史脉络。在这一节中，我将继续为大家讲解《广场协议》的下半讲。

为何日本自己不主动升值？

日本广场会议时的大藏相竹下登在1995年，也就是广场会议十周年时接受日本经济学人的采访承认，他在同贝克见面时，是他主动提出的日元对美元升值的动议和安排（国内很多读者会想不通）。因为前任财政部长里甘的原因，直到广场会议召开前的9月21日晚上，日本参会官员还在怀疑，美国是不是真的同意干预汇率市场了。

在贝克接任财长并同意考虑干预汇率时，原本只是日本和美国两国的联合行动，这是当时的G2，即两国集团概念，但考虑到西德马克有同样的问题，也需要调整，而且如果不加上德国，日本就真成了整个西方的众矢之的。因此叫上了德国。德国最初并不积极，因为德国认为，麻烦在于美国的财政赤字太高、日本的顺差过大；而且，美国84年提出干预市场，被里甘怼回去了。德国最后被说服参加，但坚决反对被视为同日本一样的“顺差国”，德国最终被表述为“轻微的顺差国”。美国最终认为，五国集团中，落下英国和法国有些不妥，就这样最重变成了五国集团的一次协调。因此，不少人讲，英国和法国是打酱油的，也是实情。

前面提到，中曾根康弘讲，要在美国的支持下处理这个问题。今天的很多人会问到，日本自己主动升值不就可以了吗？从市场的角度来讲，日本一国的力量太过弱小，再者日本在市场上、在大国间也没有话语权，不会有号召力。西德在广场会议前多次直接进场干预，就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美国的参与，市场不会买账，而且，即便是同意共同进场干预了，西方几国也担心市场不认可、干预起不到预期效果。两个周左右的时间里，几国共投入100亿美元（各国共准备了180亿美元的干预资金），市场汇率达到了几国虽没有明确但默认的幅度（10-12%），这几国财金官员才松了一口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包括中央银行和财政部）也只是一个市场参与者，并不是决定者。

从整个干预过程来说，取得了理想的效果，五国财金部门可谓皆大欢喜。但站在市场的角度，广场行动是在美元向下调整过程中助推了一把。在1985年的二月份，美元对日元和西德马克升到了1978年之后的高点，其后便开始下跌了。下跌的趋势已然形成，这也正是沃尔克当时担心的，他担心政府进场联合干预，可能导致美元断崖式下跌，因此要考虑在必要的时候逆向干预。沃尔克的判断是当时参会官员看法的异类，但无疑他是对的。他对市场的感觉，可能缘于他曾担任纽约联储主席，纽约联储是美国财政部和美联储干预市场的操作窗口。

对于广场行动是否必要在当时是存在争议的，刚刚去世的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也是担任美国国家经济分析局主任时间最长的马丁·菲尔德斯坦就一直认为，广场协议是多此一举、完全没必要。但多数官员相信，除了干预的效果之外，他们让市场其它参与者看到了政府的决心，这很重要。就这一点来说，干预的目的的确达到了。

▲ 马丁·菲尔德斯坦

虽然也存在争议，但普遍认为，沃尔克在1980年代初期的铁腕遏制通胀政策，重塑了西方世界对美元的信心，对美国经济再度步入正轨、形成经济大缓和的二十年居功至伟。广场会议则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西方货币选择浮动汇率制之后，美元再度确定世界主导货币的标志性事件。仅就汇率调整幅度而言，达到了参会各国的预期，对美日、美国同世界的贸易失衡调整，也比较理想，只是周期长了一些。从学术理念的角度，广场会议是二战之后的布雷顿森林一代专家、官员的一个执念的实验，特别是一年多之后的卢浮宫会议，更是这一执念的映射，即希望浮动的货币区间可预期、可控。随着1980年代的结束，这一执念显然不再成为主流。但在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体系、浮动汇率的先期动荡，作为信用货币的美元再一次确立了其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如何评价广场会议？

做一个简单的总结。广场会议／广场协议是西方五国之间的一次联合协调行动，是在恰当时机最不差的选项，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国内经常有一个说法是，二战之后，每每有经济体的规模接近美国的60-70%，美国就会对追赶者打压，广场会议是一个典型代表。但按美元折算，到广场协议前的1984年，日本GDP占美国的比重刚刚超过30%，这一比例还不如1978年时的比例高；日本GDP达到美国的70%是在1995年。1978年和1995年的比重之所以高，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日元兑美元升值。但1995年之后，美日之间的贸易摩擦已经步入尾声，更没有打压之实了。另外，就经济体量对比，目前全世界范围内可同美国比肩的只有欧盟，两者互为高低。美国没有打压过欧盟，国内不少论者言称的打压欧元，也只是一个传说。欧元的创立和发展，实则得到了美国的支持。

▲ 欧元

如果要将广场会议同日本后来失去的二十年联系在一起并赋予阴谋打压的判断，可以思考几个问题：

第一，也是国内有研究者经常提到的反例，即西德，以及英国和法国。这三个国家的货币在广场会议之后均兑美元大幅升值，且幅度并不比日元低，但经济上没有失去数十年；1987年之后，美日曾采取了包括联合进场和口头干预日元的措施，仍然没有逆转日元的升势；

第二，西德的贸易集中于当时的欧共体同内部，同美国的贸易占德国贸易总量的10%左右，而日本对美国出口占到日本出口总额近40%，对美顺差占日本顺差总额近100%，1981-1982年甚至占到日本对外贸易顺差总额的150%。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是否可以无限量地进口日本商品？可以对比当下。

第三，我们经常讲，无论什么商品或者资产，其价格不可能只涨不跌，美元在当时对日元及其它西方主要货币是否会涨到天上去？恰恰是在五年间一去不回头地升值，沃尔克才担心美元的突然贬值。而日元对美元自1971年开始持续至2012年的升值，中间也是有多次回调。

第四，在当时的情况下，如果五国不协调调整汇率，美国果真挑起货币战、贸易战，日本是否有能力应付？前面提到，日本1984年的GDP占美国的比重，刚刚超过30%，美国当年的GDP超过4万亿美元。日本当年的美元储备只有264亿美元。这样一个体量对比，日本没有任何迎战的能力。

第五，也是我们第一部分讨论过的，日本深知其战后经济奇迹得益于美国向其开放市场、美国部署在全球的军力保证了原材料和终端产品的正常贸易。这是包括行天丰雄、中曾根康弘在内的日本官员深谙的事实。而同期冷战的另一阵营，则正处于终结的前夜。

第六，也是第五条的延续，要在冷战中保持持续的优势，同一阵营自然不能自乱阵脚，协调解决贸易失衡是理性恰当的选择。广场协议是美国给盟国的待遇，并不是想要就能得到的。这个总结很到位。日本因冷战进入美国圈子，也为冷战维护了这个体系。

对于美国来说，广场会议是什么？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广场会议是美国解决贸易失衡的选项之一，是财政部和央行主导的货币选项。就在广场协议的次日，1985年9月23日，里根总统宣布了一项针对日本的贸易措施。同一天，里根就贸易问题发表了一个讲话，提到“自由贸易”必须是“公平贸易”，要求日本开放国内市场。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际，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曾经说过同样的话：我们支持自由贸易，但必须是公平的。有贸易政策分析专家就认为，“公平贸易”的提法，可以视为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间的一个区别标志。1985年可以视为里根政府在贸易政策上的转向。其后，美国同日本开始了长达12年持续至1996年的贸易谈判，美国以贸易代表办公室为主导。在这十二年间，美日间的贸易协议达数十项之多，里根及后来的老布什总统，同国会之间继续着保护主义和自由贸易理念的博弈，但美国的贸易立法明显加快，著名的如1988年的《综合贸易和竞争法案》及后来的《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等。这些也都成为促使日本进行国内改革的“外压”，外压也是一个新词。从投资准入、行业壁垒、市场份额等多方面，提出对等贸易要求。

▲ 美国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

（John Bowden Connally, Jr，

1917年2月27日－1993年6月15日）

在贸易政策问题上，美国政府同国会之间一直存在着博弈。广场协议的起因也在于化解国会的保护主义压力。后续的发展情况看，虽然美日之间的贸易谈判不断，但随着1990年之初美国贸易状况改善，国会在贸易上的保护主义压力逐渐消退。

到此，《广场会议》的过程及其影响，就全部讲完了，下一节，我们来讲一讲广场会议后的日本选择及影响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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