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梭伦改革的重要性何在？为何庇西特拉图和克利斯提尼都强化其改革？梭伦改革与商鞅变法可比较吗？

梭伦改革，我们现在教科书把它认为是雅典民主的开端，这在某些方面是有点道理的，但是也有误解的成分。梭伦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削弱了传统的世家贵族权利，比如说改革措施有一项就是按照财产把雅典的人分为四个等级，根据四个等级来分配政治权力。后边两个等级基本上没什么政治权力，主要政治权力是给前两个等级的。

你可以想象，以财产为社会等级，给原来出身比较低的人提供了机会。因为随着雅典商业的发达，很多原来出身比较低的人赚了钱，所以他们的政治地位因为梭伦改革也提升了。所以梭伦改革某些方面有民主化的成分，这毫无疑问。

另外一方面，梭伦改革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平衡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彻底让平民占据主导。比如梭伦立法诗里讲的，他要在贵族和平民之间建立一道屏障，树立一道盾牌，要避免他们之间相互侵害。因为梭伦改革之前，雅典城邦内部党争非常激烈，而梭伦改革试图用立法的方式来弥合这种党争。但是梭伦通过立法弥合贵族和平民之间的党争，他要一方面给平民一定的权力，但是又不能让民众更加贪得无厌，所以又要保存原来贵族的地位。

但是梭伦改革的初衷最后没能实现，党争反而因为改革本身更加激烈。因为平民尝到了一些甜头，他还想要更多；贵族失去了一些东西，满腹怨恨，梭伦两边不讨好。梭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要建立一个共和体制，一个politeia，类似于republic这种形式，但是通过立法的方式最后失败了。

最后梭伦改革的所有立法，是通过庇西特拉图这种僭主的独裁权力来推行。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梭伦试图建立共和国，反而共和国最后的保存，是通过庇西特拉图的僭政。这种僭政是用反共和的方式、手段来保卫共和，通过僭主政治的手段来保卫共和，而僭主政治恰恰与共和体制的基本精神相对立。

在历史上也会出现这种共和制和君主制之间互为表里的关系。表面法律上它是共和政体，但实际上它是充分利用君主政体的手段来保卫共和宪法。比如说后来的美国政体，就是要把“君主权力”有效地嵌入共和体制，所谓“君主权力”就是总统的权利。比如后来林肯、罗斯福，他们是在非常时期通过独裁式的权力来保卫国家的。比如林肯很多的做法，其实在法理上是违反共和宪法的，包括二战期间罗斯福的很多做法都是违反宪法的，但恰恰他们通过这样一种独裁式的、君主式的权力保卫了共和国。

这就是现实政治世界的一个矛盾，它不是我们教科书上非此即彼的概念：共和国就不应该有君主制，在实践中它们是相互嵌入在一起的。

雅典真正的民主是从公元前509年克利斯提尼改革开始。注意，克利斯提尼民主化改革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是出于现实政治需要，绝对不是像我们现在教科书所说的出于民主理想。在古代，对于政治实践家来说，从来不认为民主是一种理想，这是客观政治上的不得已。

克利斯提尼之所以要迎合民众的好处，是出于直接的党争结果。因为克利斯提尼长期被僭主家族驱逐在外，是一个流亡贵族。二代僭主政权被推翻之后，他在斯巴达的支持下回到雅典，要动员民众打压传统的其他世家贵族来获得权力，主要的途径就是民主化改革。而后来克利斯提尼这套改革被我们的教科书解释为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其实不是这样的。

克里斯提尼很重要的一个改革措施，就是把下层民众动员起来，包括选区等等都是按地域划分，不是按原来的世家贵族的势力来划分的。比如说克利斯提尼实行500人议事会，还有三一区，德谟体制等等，都是按地域划分的，带有很强的民主化色彩。到了伯里克利时代，民主已经到了一个极致。

梭伦改革与商鞅变法是可以比较的，它们在某些方面都带有民主化的成分，bi如动员社会下层。商鞅变法很重要的一点是扩充兵源，强大秦国国家的力量。克利斯提尼改革，还有伯里克利时代各种民主化政策，和商鞅变法在某些方面都是有近似的。尤其是到地米斯托克利时代，即希波战争前十年到二十年这个时代，比如说雅典要强化海军，就要动员下层民众，因为海军需要大量的非战斗人员。

早期海军，甲板上是自由民、贵族出身的，而下边的桡手、划桨的，还有补给人员等等，很多是外邦人、奴隶，还有移民。怎么动员这些人？只能通过民主化的很多举措。比如说他们在战争中立功了，会赋予他们公民权。雅典通过扩大公民权的方式来吸引外邦人才，工匠、雕刻匠、艺术家，甚至很多的教育家、哲学家等等，这些人都是来自于希腊世界各地。这就是民主体制试图扩大它的包容性，吸引更多的外来人口，吸引外来的人才纳入它的城邦体制。在这方面它和商鞅变法是有某些近似的。

大家对雅典这种政体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王绍光先生最近出版的一本书《抽签与民主、共和》，它有一部分重点讨论雅典的民主体制：从梭伦改革之后到伯里克利时代，民主制具体是怎么运转的等等。他经过非常仔细的考证，大家可以参考。

2. 如何比较雅典和斯巴达二者政体对后世的影响？

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很多的媒体都说，美国现在强大，被视为是西方民主的代表，它自古以来承接的是雅典的民主传统，是雅典民主传统的继承者。这其实是一个误解，是后来美国“认祖归宗”，把雅典认成它民主的“祖宗”。

其实仔细看，在西方的政治传统、制度史传统里，真正影响大的是斯巴达政体，而不是雅典的政体。在公元前六世纪，梭伦改革时代，罗马一度派使者来雅典考察梭伦政体。他们一度也在思考，他们该怎么立法，他们的政体该怎么设定，他们就发现雅典的政体是不能效仿的，所以他们学了很多斯巴达的做法。因此，后来罗马的政体更多是从斯巴达学来的，但是它避免了斯巴达政体高度的排外性，但基本的元老院的建制、高度的军事化都是来自于斯巴达。

另外，我们对现在的美国比较感兴趣。关于美国政体，我们后边会读18世纪美国立宪的主要文献——《联邦党人文集》。《联邦党人文集》说得很明确：美国共和宪法学的是罗马共和政体，雅典的民主政体是不足为训的。他们把雅典的民主政体作为反面教材，因为雅典这个帝国最后败落了，并且很大程度上与其民主政治有关，内部的党争引起帝国事业的中辍等等。所以美国政体学的是罗马，当然再往上追溯的是斯巴达，斯巴达-罗马-美国，这是一个一以贯之的传统。当然现在美国不是罗马的翻版，美国立国的时候自称“新罗马”，意思就是要避免、要摆脱旧罗马的盛衰循环，要建立一个永不坠落的帝国——“perpetual union”——永远存在的联邦。

现在的美国当然与旧罗马有某些程度的差异。差异在哪里？从现在的美国身上，我们一方面能看到斯巴达的影子，它的尚武的精神；还有某些强调文的方面，即雅典的品性在美国国家品性里也有所折射。所以在某种程度可以说，现在的美国试图把雅典性和斯巴达性有机地结合起来。

后边我们讲到美国的时候，讲到《联邦党人文集》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这样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读古典和现代是有深层次的联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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