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秦大树，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欣赏宋瓷。

五代时期是耀州窑制瓷技术不断创新和成熟期。从唐末到五代，产品质量不断提升，尤其是到了五代晚期，产品质量尤其精良，在器物造型、釉色、胎质、装饰以及装烧工艺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实现了飞跃的发展。过去有学者把剔刻花执壶类淡天青色釉瓷器认为是“东窑”产品，甚至与北宋官窑联系在一起，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当时的产品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目前各地墓葬出土的情况看，这类产品主要是供贵族和高级品官使用，尤其以北方辽墓中出土的数量最多，而且辽墓中出土的耀州窑瓷器等级很高。例如辽祖陵一号墓耶律李胡墓（960年）出土的青瓷执壶、盏托。耶律李胡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儿子，未当上皇帝就死了，墓葬等级很高。还有辽怀陵四号墓出土的青瓷盒，辽怀陵一号墓出土青瓷盏托、葫芦形执壶，凌源小喇嘛沟一号辽墓出土的十件青瓷碗等都代表了耀州窑青瓷生产的最高水平。

▲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 青釉莲花式渣斗

五代耀州窑的产品什么样？

五代黄堡窑的产品一改唐代时多种釉色和装饰的风格，以青瓷为主，占了绝对多数，器物种类以茶具、酒具和食具为主，品种丰富，器形有碗、盘、盅、杯盏、盏托、壶、长颈瓶、葫芦瓶、罐、香薰、枕、拍鼓、瓷塑、套盒等。最引人瞩目的是耀州窑五代时期创制了一类淡青釉瓷器，也有学者将其称为天青釉。这类器物的造型优美，以仿金银器为特征，大多胎体轻薄，造型挺拔，流行花口、多曲、多折和腹部加棱，圈足较高且外撇，整体显得精巧而挺拔。

▲冯晖墓出土 五代 耀州窑青瓷

五代时期青瓷的胎体可分为两种，一种是黑胎，从唐代晚期延续下来，占绝大多数，是耀州窑的主流产品，深色胎一律施加白色化妆土，因此烧成器物釉色呈淡青色。黑胎青瓷是五代时期的主流产品，占到天青釉瓷的百分之九十七以上，其釉色多为灰青色，但也有天青、淡天青等色调，乳浊性较强，釉层较厚，匀净含蓄。另一种为白胎或灰白胎，数量较少，五代晚期出现，延续时间短，这类浅色胎均不施加白色化妆土，占五代天青釉瓷器的百分之三左右，根据科技检测，这类胎土中含钾成分很高，与其它历史阶段的胎都不一样，应是当时窑工们客意追求的结果。中唐时期邢窑瓷器生产水平很高，它的特点就是含钾高。很有可能这类器物的烧制也受到了邢窑的影响。另外需要特别提及的是，五代晚期生产一种脱胎类青瓷，胎壁极薄，有的可达0.1厘米，而且多在胎壁上压制瓜棱，再施以淡天青釉，极为精致。

▲五代耀州窑黑胎青瓷

在装烧工艺方面，普遍采用的是满釉裹足在匣钵中单件装烧， M形匣钵占绝对多数，匣钵单烧的制度非常普及。在支烧工艺上，出现了多种支烧方式，按出现的先后顺序有支钉支烧、三小堆石英砂垫烧、底足刮釉垫烧（裹足刮釉）、铺满石英砂垫烧。支钉支烧工艺是从唐代的支烧工艺演化而来，将支具从器物内底转移到器物外底，其支钉既有较大的，也有较小的，例如日本东京博物馆收藏的一件青瓷盘，其外底的支钉痕小如芝麻，在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对器物美观程度的影响。三小堆石英砂垫烧是这一时期较为流行的支烧方式，砂粒粗大纯净，置于足端，这是耀州窑独有的支烧工艺。底足刮釉垫烧这种工艺出现在五代晚期，一直沿用至后代，旋刮整齐，刮釉露胎处往往有一圈橘红色。在匣钵底部铺满石英砂垫砂的工艺出现时间同样较晚，五代晚期出现，沿用至北宋早期，之后就消失了。烧成后，往往将石英砂打磨掉，相对于其他支烧工艺，这种方式较为粗糙，成品底足粘有较多砂砾。匣钵单烧的推广和满釉裹足支烧的工艺的出现，大大提高了此时产品的质量，其精工的技术和美观的釉色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耀州窑支钉支烧工艺

五代时期的大部分青瓷以釉色取胜，因此多为素面。但这一时期带有装饰的器物的纹饰题材较唐代更加丰富，有牡丹、菊、卷草、蝴蝶、乌龟、鸟等。装饰手法也有所增加，比如划花、贴花、镂空和剔花等。划花装饰常见于碗、盘类器物，在内底或外壁常常装饰有精细的团菊或卷草纹，这种较细的划花装饰同时期在越窑十分流行，应该是受到了越窑的影响。贴花装饰主要用于在碗内底贴饰小乌龟，外壁刻莲瓣构成“龟荷图”，是当时流行的吉祥图案。镂空装饰最常见于在盏托的托口和盘沿下面刻出壸门。值得注意的是，五代新出现的剔刻花工艺，大花大叶，刻工犀利流畅，纹饰华丽醒目，装饰效果极强，配以温润含蓄的天青釉，给人以雍容华贵之感，多装饰于执壶之上，极富装饰性。总体来说，五代时期的纹饰布局规范，纹饰更加细致，细节处理较好，使得装饰效果显著增强，艺术性极高。

▲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五代 细线划花碗

五代黄堡窑址的地层中一共出土了12件带有“官”字款的青瓷。首次让人们认识到了五代耀州窑产品也与定窑同期产品一样，有带“官”字款的青瓷，而且窑口确凿，地层可信，数量众多，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关于“官”字含义的研究已有很多，意见并不统一，但大体可以推定这类“官”字款器物与贡官贡御的产品有关，这足以体现出五代耀州窑在当时的特殊地位。综上，五代时期，耀州窑从产品质量的提高，工艺技术的进步乃至生产性质的变化等诸多方面，都表明这一时期是耀州窑发展史上第一个生产的高峰时期。  

▲耀州窑窑址出土 五代 “官”字款瓷片

耀州窑与其它窑场的相互影响

五代耀州窑的发展并达到生产的高峰，与越窑对其工艺技术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可以看到，这时期耀州窑核心技术的发展都受到了越窑的强烈影响，无论是对器物造型、纹饰风格还有烧成工艺上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器物造型上，两个窑口之间有很多造型相似的产品，例如寺龙口越窑生产的青瓷莲花状盒、腹部刻莲花的渣斗在耀州窑都能找到相似的产品。纹饰方面，五代耀州窑兴盛的细线划花装饰无疑是来源于越窑，越窑常见的对蝶纹在耀州窑有相似的标本出土。烧成工艺上，耀州窑突然出现的M形匣钵应该直接来源越窑，另外五代耀州窑出现的三小堆石英砂垫烧的方法也应该受到了越窑泥珠垫烧方法的影响。这些核心技术的出现，可能表明有越窑的窑工在这一时期来到了耀州，参与到瓷器生产的过程当中。

▲越窑  腹部刻莲花渣斗

此外，不容忽视的一个问题是耀州窑与定窑的关系，尽管两窑生产的是青、白两类不同的器物，但两窑在追逐及其薄胎的器物，仿金银器的造型，深入胎体的剔刻花和都有带“官”字款的精品器物等方面有着十分相似的追求和特征。特别是这两个窑最精美的器物都大量出现于辽前期的贵族墓葬中，都有极少量精品瓷器输出海外。但两窑确没有直接的成形和装烧方法的联系。这一系列的相似特征和技术联系的缺失，十分符合在使用地点二者通过观察对方精品瓷器进行仿制，从而达到的相互影响，属于初级交流的特征。

▲故宫博物院藏 五代 定窑“官”字款碗

通常将不同窑口之间的技术交流分为几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在使用地见到了其它窑的精美产品，于是进行仿制。第二层次是本窑的窑工到对方窑场参观，看到了其生产过程，这是相对高一点的技术交流方式。第三个层次就是有对方的窑工直接参与到本窑的生产，这是最强烈的交流方式。越窑和耀州窑可能属于第三类，是窑工直接参与的最强烈的技术交流，而耀州窑与定窑是第一类，只不过是互相见到了对方的精美产品，于是进行了仿制。

而五代耀州窑对周边窑场也有着明显的影响，可以理解为，当耀州窑快速发展，成为北方地区最精美瓷器的生产地以后，对周边地区产生了强烈的辐射和影响。这类影响主要表现器物造型、装饰技法和纹样的影响，交流的层面是表层的，还达不到窑工直接参与生产的程度。耀州窑五代时期出现的剔刻花装饰在北方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从目前的传世品来看，东京国立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登封窑剔刻花执壶，无论是在造型还是装饰上与耀州窑五代时期的青釉剔刻花执壶高度相似。另外《中国古代名窑系列丛书∙磁州窑》一书中著录的一件登封窑剔刻花执壶，与五代耀州窑青釉执壶在纹饰和造型上均如出一辙，显示出五代耀州窑作为北方地区技术最高超的瓷器生产地点，对其它窑场的影响。另外有学者认为耀州窑出现的满釉支钉支烧工艺对汝窑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二者之间都存在三角形或者圆饼形带支钉支垫。在耀州窑五代地层中出土了很多素烧器物，这些素烧器物的出现，说明当时采用了二次烧造工艺，这种二次烧造技术应该与天青釉瓷器的生产应该有一定联系，有学者认为汝窑采用的二次烧造工艺（厚釉工艺）可能也受到了耀州窑的影响。但五代时期的耀州窑与北宋末期的汝窑相距一个半世纪，谈论二者的工艺影响，似乎比较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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