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上节课，我们集中讨论了亚里士多德的生平与著述，这节课我们集中讨论他的著名论断“人天生是一种政治的动物”。

在《政治学》第一卷，亚里士多德在追溯城邦起源时便指出：“城邦出于自然的演化，而人类自然是趋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的动物）。凡人由于本性或由于偶然而不归属于任何城邦的，他如果不是一个鄙夫，那就是一位超人。”（1253a-3）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的动物”，这一论断可以说是亚里士多德被引用最广的话，而这句名言很容易引起不必要的望文生义。这里的“政治”绝非人们一般理解的争权夺利，统治他人，或参与政治的要求，它更多地是指，人是一种合群的或者社会的动物，这种合群的自然本能不仅源自个人天生的不能自足，更在于成就某种更高善（agathon/good）的本能，人区别于动物的关键在于人有言语（logos，理性），能够识别善良与邪恶、辨别正义与不义、判断是非曲直，而城邦的这种经自然演化而形成的最高的社会团体，其功能正在于促使人不断趋向善良、秉持正义、智虑明达、遵纪守法。人是处于野兽和神祇之间的动物，城邦的意义恰恰在于防止人堕落为“淫凶纵肆，贪婪无度，下流而为最肮脏最残暴的野兽。”（1253a-39）

所以，虽然城邦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但在本性上却先于个人和家庭，个人和家庭只是城邦的组成部分，只有城邦才代表着整体。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城邦或者说是政治，在防止人堕落为禽兽的同时，承担着提升人的灵魂，进而促使人的德性不断提升的天然使命。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意味着对避恶扬善这一人类自然本性的肯定，而接下来的核心问题在于，立法家或政治家通过怎样的政制举措成就这一自然本性，成就优良的生活，这恰恰是政治学作为最高的立法科学所要承担的重要使命，也是亚里士多德整部《政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亚里士多德这样写道：“政治学术本来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政治学上的善就是‘正义’，正义以公共利益为依归。”（1282b-15）

“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注意这里的“人”特指“自由人”。自由人是与奴隶相对应的范畴，《政治学》第一卷探讨前城邦式的社群即家庭，诸如夫妻、父子、主奴之间的人事关系的处理、家庭理财的技艺等等，这些都是自由人所必备的前提（外在善），财富是自由人获得闲暇的重要保证，而闲暇则是自由人从事政治事务的基本条件。自由人不是随心所欲、免于束缚、摆脱责任的我行我素者，而是不为外物（包括情欲）所累，拥有闲暇以操修善德，从事城邦公共事务。自由人意味着灵魂主导身体、灵魂中的理智部分统治情欲部分。而奴隶则恰恰相反，他们只有卑下的体力，缺乏高尚的理智，因而只能听命于主人（自由人）的理智，这就使奴隶只能从属于主人，是从属性的财产，是“有生命的财产”（1253b-35）。为此，亚里士多德将奴隶的本质概括如下：“任何人在本性上不属于自己的人格而从属于别人，则自然而为奴隶；任何人既然成为一笔财产（一件用品），就应当成为别人的所有物；这笔财产就在生活行为上被当作一件工具，这种工具是和所有者可以分离的。”（1254a-15）

身体从属于灵魂、情欲从属于理智、奴隶从属于主人，“灵魂的统治身体就掌握着主人的权威，而理性的节制情欲则类似一位政治家或君王的权威。”（1254b-5）但主人的权威与政治家的权威不能完全等同，毕竟，主人所管辖的对象是奴隶，而政治家所管辖的对象是自由人，这也是家主学术（家政学）与城邦学术（政治学）的区别所在。可见，城邦（政治）事务是自由人彼此之间的事业，自由人轮番为治，被统治者有能力统治，统治者能够接受统治。“自由的要领之一体现于政治生活为人人轮番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1317b-2）与此相应，政治学正是探索如何培养自由人的学问和实践技艺。

财富是使财富拥有者获得闲暇的保证，而闲暇则使城邦政治生活成为可能。要过上真正自由人的生活，关键在于是否得享闲暇。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闲暇即悠闲，它与繁忙（勤劳）相对，不与“作为”相对。闲暇也是人生的一种作为或活动，这种活动出于灵魂的理性部分，而尤以理性中的玄想部分为主。闲暇的所作所为都出于“由己”，而繁忙的种种活动则都为他物或为他人所役使。闲暇不是工作之余的“休息”或“娱乐”。繁忙的本义包含紧张和辛苦，勤劳之余继以休息和娱乐，松弛繁忙时的紧张，消除劳累，但仍属于繁忙的范畴。而操持闲暇，意味着不受他人他物所役使的由己活动。（1334a-15）

人类天赋中既有求取勤劳服务，又有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而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虽然勤劳和闲暇都是人们所必需的，但闲暇比勤劳更高尚，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得闲暇。正如战争是和平的手段一样，勤劳只是获得闲暇的手段，它本身并不构成目的。闲暇不是游嬉消遣，游嬉的作用在于使人们在繁忙之余获得弛懈憩息，是繁忙（勤劳）的一部分。因此，在一个城邦中，游嬉娱乐应规定在适当的季节和时间举行，作为药剂，用以消除大家的疲劳。而闲暇却是另外一回事，闲暇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如果一个人一生劳碌，他就永远体会不到这样的快乐。人当繁忙时，老在追逐那些尚未完成的事业。但幸福（eudaimonia/happiness/prosperity）实为人生的止境（终极）；惟有安闲的快乐（出于自得，不靠外求）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快乐。……只有善德最大的人，感应最高尚的本源，才能有最高尚的快乐。（《政治学》，1338a-5）

只有家有财产的公民才有闲暇，农民终日执犁，工匠整日忙于制作，商贩汲汲于牟利，他们都没有闲暇从政修德，因此也就无所谓智慧可言，而智慧是四德中最高的部分。从政需要智慧，智慧需要教导和学习，因此需要受教育者拥有闲暇。只有城邦公民（自由人）才有闲暇，所以，在理想政体中，政治是专属自由民的活动。那些以贱业为生而行动有碍善德的工匠和商贩，由于整天忙于生计，因此无法成为公民，不能参与政治。那些忙于田畴的农民尽管在正义、勇敢、节制三德方面并不逊于其他阶层，但由于农民少闲暇，无从培育智慧这一善德，因此他们也不能成为理想城邦的公民。（《政治学》，1329a）

在理想城邦中，执掌军事和议事权力的应该是有财产的人们，因为只有那些家有财产者，才能获得修养善德和从事政务的闲暇。因此，在理想城邦中，只有有产阶级才能成为公民。无论是对个人还是集体，其终极目的是相同的，最优良的个人的目的也是最优良的政体的目的，繁忙（勤劳）的目的在于闲暇，而战争和政治本身都是繁忙的，它们本身并不构成目的。繁忙的目的均在于操持闲暇，而智慧为操持闲暇所必需，勇敢乃操持繁忙所必需，节制和正义在战争与和平、繁忙与闲暇两皆需要，尤重于和平与闲暇。闲暇愈多，愈需要智慧、节制、正义。

斯巴达人重于勇德，长于操持繁忙，而缺乏操持闲暇之智慧，长于战争，而不能享受和平。在斯巴达，奴隶（希洛人）时常准备反抗闲暇的主人，妇女放纵，她们习性放逸，使城邦结构失调，助长了贪婪这一恶德，致使斯巴达人既好战又好色，妇女气消靡了丈夫气。（1329a 20）亚里士多德发现，斯巴达人“在战争时、在勤劳中，显示了很好的品质，但他们一到和平闲暇的日子，就堕落为奴隶的侪辈。”（1334a-35）“只要战争还在继续进行，斯巴达的权威常占优势，但已经取得了胜利，开疆拓土，正要经营新版图时，他们又突然衰弛了。他们昧于和平时期的生活和性情，不懂得如何应用其闲暇以为长治久安计。使大家共享升平的欢乐。”（1271b-5）

对立法家或政治家来说，其主要任务正在于确保国内才德优胜的人们获得闲暇，无论他们在职或不在职时，不使他们从事于不称其才德的贱业。谋国的人必须设法使行政工作让那些才德高尚、具有政治能力的人们来担任。在一邦之内，对于那部分比较优良的公民，即使不能予以终身的供养，至少应该让他们在从政期间，得到充分的闲暇而无须为衣食操劳。（1273a-30）使有德者不必顾虑稻梁，从而免于蝇营狗苟，而专心致力于心灵的操修，达善成德，这是城邦政治修明、民生幸福的重要条件。

▲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大帝

培养自由人操持闲暇的科目与从事勤劳业务的实用科目不同，专以教授和学习操持闲暇的科目包括：音乐、读写、绘画、体操。（1337b-25）这些科目只能作为自由人各人的修养和欣赏，不能用以自炫，亦不可用以维持生计。学习音乐的首要目的不在娱乐，更不在于讨好听众，音乐的价值在于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它是自由人所以操持闲暇的一种本事，既非必需亦无实用，性属自由，本身内含美善的教育。音乐的节奏和旋律反映了性格的真相：愤怒与和顺的形象，勇毅与节制的形象以及一切和这些相反的形象，其它种种性格或情操的形象，这些形象在音乐中表现得最为逼真。这些形象经由听觉而激荡灵魂。由音乐的形象所培养起来的悲欢的心境实际上符合于由原物所导致的悲欢的心境。（1340a-20）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用了第八卷整整一卷的篇幅讨论音乐教育，在他看来，音乐能够培养理性，训练道德，并佐人娱乐，资以休息，其对自由人灵魂的塑造至关重要。

好的，这节课的内容就讲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将帮助大家梳理一下变法和“公”与“私”的措置。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9站

欢迎分享课程海报到朋友圈

与更多人分享你的收获与体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