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联中读的各位朋友，大家好！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课程带大家阅读的都是古希腊政治理论家的代表作品。透过这些作品，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哲学与政治、王道与霸道，从苏格拉底时代的彼此对峙到柏拉图时代的分道扬镳，再到亚里士多德立法科学重新试图弥合哲学与政治之间的鸿沟。亚里士多德明确了理论科学与实践科学之间的分际，进而将哲人式的洞察力与政治家式的立法实践结合起来，正是通过这种“分”与“合”之间的次第转换，哲学与政治、哲人与城邦、沉思的生活与政治的生活之间的紧张得到相当程度的纾解。不过，亚里士多德并未因此否定哲人的沉思生活相对于政治人的政治生活的优越性，在他看来，只有沉思的生活才是最高等的、自足且持久、闲暇且充满神性的活动，而政治或战争追求的却是外在于政治的工具性职位或荣誉，政治本身是无法自足的，政治或战争是忙碌的，是不可能有闲暇的，政治的生活也是速朽的。与政治的生活相对，哲人的沉思生活则是努斯（nous）的实现活动，它不假外求，自生自发，是真正的幸福（eudaimonia）所寄（《尼伦》，1177a15-1178a5）。从这个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依然是一位典型的希腊哲人，即对于政治的生活，无论是柏拉图式的贬抑拷问立场，还是亚里士多德式的理智同情眼光，在柏拉图一系的希腊哲人眼里，哲人式的沉思生活始终是相对于政治生活更为高尚的生活方式。

在地中海世界，从雅典帝国到马其顿帝国，随着希腊人的帝国事业不断走向沉沦，罗马人却在政治上蒸蒸日上。从最初疲于自保的移民村落到统一意大利半岛（前275年），进而将曾经傲视地中海世界的迦太基帝国夷为平地（前146年），经过上百年的奋斗经营，罗马人在地中海世界最终树立起“罗马人治下的和平”。

祖述希腊，宪章罗马。如果说希腊人将人类的智性能力发挥至登峰造极的地步，那么，罗马人则将人类的政治实践能力发挥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在古典西方政治史上，希腊、罗马两大文明民族前赴后继，各领风骚。希腊人右文，罗马人尚武。希腊尤其是雅典人长于文教，罗马人善营法政。希腊人善于理论创造，而罗马人则强于帝国缔造。希腊人的政治实践可谓挫折不断，帝国事业屡屡受挫，希腊世界长期分崩离析。罗马人武功盖世，扩张并经营帝国，最终将地中海世界归于一统，四海晏安。两大古典文明民族的一成一败，其背后折射出的精神动力正是罗马人突出“政治基因”：在罗马人眼里，希腊人以玄谈奥义贬抑甚至取消切实有效的行动，以哲学消解政治，致使希腊人的政治理想只能寄托于哲人言辞构筑的理想国，而罗马人的理想则深深地嵌入本民族的政治历史脉络里，渗透在罗马人生动活泼、触手可及的政治实践当中。而西塞罗正是处在历史关键时刻的标志性思想人物，罗马人丰富的政治实践和个人政治经历为西塞罗提供了丰厚的理论创造源泉，西塞罗对希腊哲学的深切领会和对转型时代罗马政治社会的深入洞察，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希腊与罗马、哲学与政治的集大成者和推陈出新者。

罗马人西塞罗：政治相对于哲学的优先性

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生逢罗马共和国陷入全面危机的时代。公元前146年，罗马灭迦太基，消除了这一如鲠在喉的外在威胁，罗马人的内讧却接踵而至。公元前133和公元前121年，格拉古兄弟土地改革，最终却演化为一场惨烈的流血事件。自此，罗马内部贵族与平民之间的对立冲突日趋白热化。苏拉独裁、斯巴达克斯奴隶起义、“前三头”摄政、凯撒与庞培内战、凯撒胜出并建立独裁、凯撒遇刺身亡、“后三头”摄政、公敌宣告运动、大批罗马贵族遭到屠杀……罗马在历经长期内战之后，最终由在内战中胜出的屋大维建立元首制。

▲马库斯·图留斯·西塞罗（前106年1月3日－前43年12月7日），古罗马著名政治家、演说家、雄辩家、法学家和哲学家

西塞罗与庞培同岁，比凯撒年长六岁，一度作为共和晚期政坛的重要角色，西塞罗正是罗马政坛一系列重大事变的目击者和亲历者。西塞罗早年受教于希腊修辞学家和罗马法学家门下，天赋异禀，加之勤奋好学，西塞罗在修辞学和罗马法领域均达到很高的造诣。公元前81年，26岁的西塞罗即作为律师出庭为当事人辩护，并迅速成为罗马世界炙手可热的演说家和辩护律师。西塞罗还深得希腊哲学各派之精髓，伊壁鸠鲁派、学园派、斯多葛派、亚里士多德漫步学派等等，他都能信手拈来，化用自如。尽管诗书满腹，甚至被坊间誉为“罗马的柏拉图”，但西塞罗的抱负绝不在于做一名柏拉图式的纯粹意义上的哲学家。西塞罗很早便跻身罗马政坛，公元前75年，刚刚步入而立之年的西塞罗便出任驻西西里行省的财务官（Quaestor），公元前66年，四十岁的西塞罗出任裁判官（Praetor），上述两个职位西塞罗都是刚刚达到各该职位最低年龄控制线。公元前63年，43岁的西塞罗出任执政官（Consul），执政期间成功粉碎喀提林（Catilina）的暴动图谋，因而被尊称为“国父”，即共和国的拯救者，这一年也成为西塞罗政治生涯的巅峰时刻。

如果说之前西塞罗在罗马政坛顺风顺水，踌躇满志，而此后的西塞罗在罗马政坛可以说挫折不断。前58年，在政敌的极力撺掇下，西塞罗遭流放，他被迫离开罗马，流亡马其顿。前57年，在庞培等人的鼎力支持下，西塞罗结束流亡生涯，返回罗马。前56年，凯撒、庞培、克拉苏组建三头摄政同盟（“前三头”），西塞罗虽然公开表达支持，但据他在给友人的书信中透露，自己的人格尊严受到极大伤害。之后几年，西塞罗开始淡出罗马政坛，潜心著述，相继完成了《论演说家》（De Oratore）、《论共和国》（De Re Publica）、《论法律》（De Legibus）等著作。前49年，凯撒跨过卢比孔河，剑指罗马，凯撒与庞培之间的权力斗争迅速演化为一场血腥的内战。西塞罗一度选择站在庞培和元老院一边，眼见庞培大势已去，西塞罗转向凯撒，并得到凯撒的宽赦，于公元前48年返回罗马。之后，凯撒大权独揽，元老院在事实上沦为“橡皮图章”。眼见自己在罗马政坛已经不再有用武之地，西塞罗又一次转而通过写作以浇心中块垒，《布鲁图斯》（Brutus）、《演说家》（Orator）、《学园派哲学》（Academica）、《论至善与至恶》（De Finibus）、《图斯库卢姆论辩集》（Tusculan Disputations）等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

公元前44年，凯撒自任终身独裁官（dictator perpetuus），同年3月15日，以小布鲁图为首的共和派密谋刺杀了凯撒，刺杀事件在罗马引发新一轮的血腥内战，以安东尼、屋大维为首的凯撒派展开对共和派的血腥报复，公敌宣告运动导致罗马贵族世家十室九空，西塞罗虽然未参与谋杀凯撒阴谋，但他在立场上无疑倾向于共和派，他对凯撒的厌恶在《论义务》中时有披露（《论义务》卷二，XIII-45；卷三，IV-19），西塞罗一度跟随共和派逃往希腊行省，但很快又返回罗马。期间西塞罗一度试图利用屋大维消灭安东尼，相继发表十四篇讨伐安东尼的系列演说辞，即著名的《反菲力辞》（Philippic），此外还有《论神性》（De Divinatione）、《命题》（Topica）、《论友谊》（Laelius de amicitia）、以及我们即将阅读的名篇《论义务》（De Officiis）等相继完成。

在日益被“枪杆子”主宰的罗马政坛，西塞罗手中一贯得心应手的“笔杆子”似乎越来越力不从心，在写给爱子的《论义务》一书中，西塞罗透露了自己在政坛失意后转而致力著述的忧愤心境：“在元老院已经沉寂、法庭已被废弃之后，我在元老院或广场上还能做什么值得我做的事情呢？就这样，尽管我以前曾经生活在与非常多的人们的交往之中，生活在国民们的瞩目之中，现在却不得不避开恶棍们无所不在的眼光，尽可能地离开，常常独处。不过因为我们从博学的人们那里懂得，不仅应该从各种恶中选择最小者，而且应该从最小的恶中吸取可能包含的善，因此我充分利用我的闲暇，利用一个从前曾经给国家带来平静的人不应得到的闲暇，不使自己不得不忍受、而不是自己期望的独处变懒散。”（卷三，I-3）西塞罗壮志未酬，目睹自己心爱的共和国不断走向颓坏，可叹自己空有一腔热血，满腹经纶，却无用武之地，无能为力，只能袖手旁观。西塞罗在政治上针对安东尼的“鲁莽之举”，结果非但事与愿违，反而惹火烧身。安东尼利用公敌宣告运动对西塞罗施以疯狂报复。公元前43年，西塞罗被安东尼委派的刺客残忍杀害，西塞罗的头和手被砍下，悬挂在他经常发表演说的广场上示众。

西塞罗毕生热衷政治，他曾经器宇轩昂，指点江山，试图挽救危机重重的共和国，他始终以哲人式政治家的典范自任。作为罗马从共和向帝政转型时期的关键政治人物之一，西塞罗毕生在哲学与政治之间往返穿梭，力图将哲人式的对美善正义的追求灌注于严峻的现实政治实践，探寻透过哲人式的智慧改进现实政治的可能途径，进而实现哲人理想中的王道秩序与现实中的霸道秩序有效衔接。这就使现实中的西塞罗时常在政治人生与哲学人生之间彷徨纠结，在庙堂与江湖之间进退失据。可以说，西塞罗遭遇到哲人与政治人的双重悲剧感，这种悲剧感不仅在于这位“没有武装的先知”在大争时代罗马政坛辛苦遭逢中显得孤苦伶仃、最终落得身首异处的悲惨结局，更在于西塞罗试图统合政治与哲学、王道与霸道、探索政治生活背后的王道秩序以及政治实践家所应当持守的为政之“道”（自然法）的艰苦努力所折射出的无限悲壮。西塞罗崇敬希腊哲人的精神成果，但他能做到不拘泥，不教条，出入其间，游刃有余，而是结合罗马人具体而微的政治实践，做出极富想象力的创造性转化。哲学服务于国家、沉思的生活服务于政治的生活，正是西塞罗将希腊哲人的精神品性“罗马化”，即树立政治相对于哲学、事功相对于学问、行动相对于写作的优先性。对西塞罗来说，如果共和国没有落入安东尼之流的恶棍们的手里，他会完全献身于国家事务，不可能有闲暇研究哲学，从事写作。他会将全部精力投入行动上，而不是写作中，即便偶尔写作，那也不是为了写作而写作，而是为了行动而写作，写作本身就是国务活动的一部分。如今，大盗窃国，西塞罗被剥夺了用武之地，“……我往日曾把握的全部关注、思想和辛劳为之奉献的共和国已不复存在，我的诉讼演说和元老院演说自然也就缄默了。但由于我的心灵不可能完全无所事事，鉴于我从少年时期起便开始接触这些学问，因此我想，如果能重新研究哲学，心灵的忧伤便可以非常高尚地摆脱。”（卷二，I-4）

▲古罗马广场遗址

在西塞罗眼里，哲学的功用要么有助于从事国务，要么帮助治愈心灵的忧伤，而国务活动永远是第一位的。西塞罗指出，“智慧之人不应该蔑视国务知识，因为他理应掌握一切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便需要运用的东西。……没有哪一件事情，人类的德性在其中比在建立国家或保卫已经建立的国家中与神意更接近。”（《论共和国》：I，11-12）罗马的伟大，正是得益于诸如斯基皮奥（Publius Scipio）、莱利乌斯（Gaius Laelius）、菲卢斯（Lucius Philus）这样能够将热爱智慧与从事伟大事业结合起来的杰出人物，他们既能使自己掌握那些源自苏格拉底的哲学学说，又能深刻理解罗马祖辈们的典章制度。在西塞罗看来，这些杰出人物在政治生活中，在成就非凡伟业的过程中，同样能够获得幸福，实现不朽。透过《论共和国》末尾那则著名的“斯基皮奥之梦”，西塞罗这样强调指出，那些为国家为人民的事业呕心沥血、缔造丰功伟绩的高尚之人，将在天国得到永存、长青的奖赏：“对于所有保卫国家、帮助国家、扩大了国家疆域的人，天庭为他们划定了一定的地域，他们可以在那里永远幸福地生活。”（《论共和国》：VI，13）

在西塞罗心目中，只有那些哲人式的政治家才能建立丰功伟绩，进而实现精神不朽，他们的灵魂摆脱了肉体的羁绊，自由自在，自动自足，不是生成之物，而是永恒之物，梦中的阿非利加努斯对小斯基皮奥说：“请你在最杰出的事业中磨练自己的灵魂吧！为了国家的利益尽心尽力是最高尚的，受其激励和磨练的心灵会更快地飞来这处地方和它的居所，并且如果当它们被束缚于肉体时便冲脱出来，观察身外的一切，尽可能使自己远离肉体，那样它便会更快地实现这一点。要知道，凡是让自己屈服于身体的快感，使自己如同仆人般地服从快感，受听命于快感的欲望的激励而侵犯神明和人间法规的人的心灵在脱离他们的肉体之后，将会在这地球周围飘荡，只有在经过许多世纪的徘徊之后，才可能回到这处地方。”（《论共和国》：VI，29） 

西塞罗传世的政治理论著作包括《论共和国》《论法律》《论义务》，前两部存在不同程度的残缺，在其中，西塞罗将希腊政治理论视野运用于对罗马人“祖宗之法”的系统分析。而《论义务》则幸得完整传世，其在形式上是西塞罗仕途遭遇挫折后写给正在希腊求学的爱子马尔库斯的书信集。但从其思想内涵来看，《论义务》绝非个人化的情绪宣泄，而是结合罗马政坛具体而微的生动案例，揭示政治人在高尚与功利之间权衡取舍过程中该持守怎样的标准。内圣外王，义利之辨，西塞罗都对其中的道理做了深入细致的辨析。

从学术史来看，《论共和国》《论法律》无疑是对柏拉图《理想国》《法律篇》精神传统的赓续，而在《论义务》背后，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其背后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影子，但它们绝非西塞罗对希腊哲人思想的翻译转述，而毋宁是西塞罗在对罗马政治历史和现实深切洞察基础上极富想象力的理论创造。生逢罗马共和国陷入内战旋涡的危急存亡之秋，作为这一时期罗马政坛的重要政治人物，眼见共和政坛被一大批自私自利、毫无节操的军阀寡头把持，元老院式微，传统贵族德性信誉扫地，罗马帝国风光不再，西塞罗忧愤之余，不能不痛心疾首，不能已于言。可以说，他在繁忙的从政间歇写就的几乎所有著作，都是发愤之作，忧患之书。立功受挫，转而立言，祛淆乱，正人心，扶大厦于将倾，力挽狂澜。那些曾经使罗马国家坚如磐石的古代风习，在内讧和武人专政的恶性循环中，不断被剥蚀殆尽，可以说，某种深深的乡愁和莫名的忧患意识形诸西塞罗笔端：“在我们时代之前，我们的祖先的风习本身培养出了许多卓越的人物，而杰出人士本身则又维护了古代风习和祖辈们的遗训。我们的时代在如同接受了一幅杰出的，然而由于年代久远而颜色浅淡的图画那样接受了共和国之后，不仅没有认真地用它原有的颜色修复，而且甚至也没有关心哪怕是保持它的外表和哪怕是它的轮廓。事实上，从诗人称之为罗马国家存在的基础的古代风习中保存下来了什么？我们看到，它已经完全成为过去而被遗忘，以至于不仅不再受尊重，甚至都不为人知晓。至于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风习本身由于得不到人的体现而泯灭。对于风习遭到的这种不幸，我们不仅应该作出解释，而且甚至应该如同犯了重大罪行般面对法庭。要知道，我们由于自己的过错，而不是因为某种偶然性，只把共和国保留在口头上，实际上我们早就把它抛弃了。”（《论共和国》：V，2）

好的，关于西塞罗及其著述语境，我们就讲到这里，下一次，我将集中讨论《论义务》一书的著述主旨和文本结构。

这里是西方政治文明之旅第10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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